中国末代皇帝的命运

北斗中天大圣 收藏 1 1758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而末代皇帝,最不让人待见了。


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爱新觉罗·溥仪,他们在这里登基,称帝,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划上句号,予以终结。


三位末代皇帝中,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的命好,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


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肯定会敬谢不敏的。


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短则数年,数十年,长则百年,数百年,气数尽了,国脉断了,天下乱了,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这就是“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作为例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中国之幸,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中国之不幸,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


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是势所必然的混乱、动乱、战乱,以及离乱。一部《二十四史》,凡标明为“末”的朝代,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四乱”时期,也是载之于正史的“人食人”或“人相食”的恐怖年月。


所以,可想而知,凡末代皇帝,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丧钟敲响的日子,总是相当不好过的。可继而一想,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中国老百姓,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备受熬煎,如陷苦海,惨遭蹂躏,如坠深渊。那饥寒交迫,兵荒马乱,乌天黑日,水深火热的岁月,真不知伊于胡底?


尽管末代皇帝,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皇帝,却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所热衷,所眼红,所企慕,所艳羡的目标。因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啸聚于田头,揭竿于沼泽,起事于乡野,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也是敢于罔顾一切,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推翻官府,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战斗宣言书。


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天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可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咸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来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


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妈妈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


但遗憾的是,任何王朝,皇帝只能一个人当,龙椅只能一个人坐,必须要厮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后,见了分晓,才能丢手。道理很简单,“秦失其鹿,天下争之”,刘邦得了,项羽没份,项羽若得了,刘邦自然也就没戏。假设陈胜、吴广,先坐到秦二世的龙椅上,那刘邦和项羽,拿不过来,抢不到手,只能没脾气。因此,所谓改朝换代,说白了,就是抢椅子,而且是许多人一齐来抢这把皇帝坐的椅子。既然抢,就没有客气可讲,就断不了要动手。既然不客气,既然动开手,那就要杀人,流血,掉脑袋。坐龙椅者,想坐龙椅者,有一场殊死战,自不必说;想坐龙椅者,如刘邦、项籍,彼此间更是要决一死战。


那可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大动干戈,不共戴天的生死决战啊!不杀到尸横遍地,血流飘杵,不能罢休,不杀到遍地烽火,神州陆沉,不能定输赢。所以,在《史记》中,楚汉之战,以及此后刘邦又与韩信战,与彭越战,与英布等各路诸侯之战,其烈度,强度,难度,不知胜于攻秦多少倍。司马迁写到这里,肯定会对这些想当皇帝的农民,那股不可一世之气概,不胜感佩,所以,他将这些离开了土地的庄稼汉,写得是如何的有声有色啊!可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农民一旦离开土地,那种善良朴实的本性,会被膨胀起来的欲望所抑制,于是,“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的破坏能量,便冲决而出。以前不敢作的事,他敢做,以前不敢想的事,他敢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每一次庄稼人造反,无论其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那玉石俱焚的彻底,那一劫不复的毁灭,都是以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屠夫的他,至少还是有选择的焚和坑,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载其货宝妇女而东”,关中遂成一片废墟。秦末的乱象,其实也是此后中国任何一个末代王朝的写照。而这些“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起义者,革命者,造反者,痞子先锋们所制造的这些不幸,这些痛苦,这些灾难,最后无一不落到中国老百姓头上。


当他们终于坐到龙椅上,载上了皇冠,穿上了龙袍,或沐猴而冠,或人五人六,或不似人君,或不上台盘,这些昨天还在种地的庄稼汉,仍本着他们祖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全部生存哲学,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种,为了秋后收获到手的那一把粮,其余什么都不在话下。这种数千年来小农经济,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基因的小农思想,那仨瓜俩枣的现实盘算,那针头线脑的眼前利益,那十天半月的短期行为,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整个封建社会,对全部封建制度,有所改变,有所触动。更不可能有更远的眼光,看到来年开春以后,该做什么?三年五年以后,往哪个方向努力?十年八年以后,有些什么更完美的愿景?没有,统统没有。但有一条,金银财宝,三宫六院的的满足欲望,“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的予取予求,却是不学自会。他还振振有词,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抢这把椅子,图个啥?


中国封建社会一共三百多位帝王,就像北京前门外老字号里那锅永远在咕嘟着的老汤一样,由于换汤不换药的缘故,你就别指望能够熬出来,煮出来什么新鲜的味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像走马灯似,走过来一轮又一轮的末代皇帝。


按在北京建都的这三朝,中国的末代皇帝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种:


第一种,为元顺帝类型的,如秦二世胡亥,如蜀后主刘禅,如陈后主陈叔宝,如宋徽宗赵佶(他是中国最典型的亡国之君),他们可谓沆瀣一气之流。当整个王朝陷于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之际,这些末代帝王不但不守成持稳,尽量拖延着不马上完蛋,而是生怕它死得不快,倒行逆施,加重危机,使得这座王朝大厦,只能倾覆程度越发危重,除加速度地走向灭亡,焉有他哉。


第二种,为清逊帝溥仪类型的,如西汉孺子婴,如南齐和帝萧宝融,如唐哀帝李祝,如宋末帝赵,这些童稚之辈,只能算是虽坐上了大位,但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提线木偶。他们根本是不由自主地被放置在这条即将沉没的船上,既不能自救,也无力自拔,最后只能听天由命地随着王朝的灭亡而殉葬。


第三种,则是明崇祯帝类型的。要说这个朱由检,还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旰食宵衣,恭俭辛劳,在位十七年,是位非常勤政的皇帝。按清朝开国皇帝顺治所言,“明崇祯帝尚为孜孜求治之主,只以任用非人,卒至祸乱,身殉社稷。”是不能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的。然而,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诸朝败德乱政之后,衰亡颓倒,是势不可挽的过程,有励精图治之心,无回天救世之力,最后被李自成包围得无路可走,无处可去,只好逃到景山上,找了一株歪脖树上吊。在想振作,想恢复这一点上,被金人掳走的北宋钦宗赵恒,多少与崇祯帝有点相近。然而,大树已经连根拔掉,倒了下来,一只手想扶住不让它倒,那是无济于事的。大势已去,时不我予,只能随之一起覆灭。


现在,回过头去看,在中国全部末代皇帝中,只有经共产党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溥仪,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一位。


这位末代皇帝的标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最终离开这个世界,谢天谢地,对中国人来说,他所标志着那一锅老汤的封建制度,也就彻底地走进了历史。但封建社会的余毒,及其精神基础的小农经济思想,恐怕就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想荡涤干净,大概还需假以时日的。

6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1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