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家寡人:崇祯帝朱由检煤山自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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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艰难的最后时日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

艰难的最后时日 对于朱由检而言,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个月,是艰难的最后时日。在征调各方“勤王”之师的同时,还得筹措军饷。办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献军饷来抵赎他们的罪状;办法之二是,凡是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献军饷。前者似乎有一点效果,因为可以抵消罪状,所谓“花钱消灾”。后者却收效甚微,因为那是平白无故的捐献,只有皇帝身边的太监头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碍于情面,各自捐献了五万两银子。

其余高级官僚个个好像“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那些皇亲国戚们,富得流油,却吝啬得很,不肯为国出钱出力。皇帝派太监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终没有松口,气得太监拂袖而起,丢下一句话:老皇亲如此吝啬,大势去矣!江山丢了,你积蓄财产还有什么用?

太监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当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献了一万两银子。在宫廷中捞足油水的太监,为了躲避捐献,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在各自的房屋上贴出“此房出卖”的广告,并且把古玩、杂物摆摊出售,好像已经穷到非典卖家当不可的地步了。这些皇家的奴才们,甚至大发牢骚,在宫门上写打油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显示出明王朝已经穷途末路,树倒猢狲散,一点凝聚力都没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飞黄腾达的勋贵们,已经离心离德。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对于王朝的灭亡无动于衷。后来农民军攻占北京,对他们“拷掠追赃”,在严刑威胁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万两银子,陈演也拿出了四万两银子,农民军在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这是一个王朝行将灭亡的不祥之兆。

当此之际,朱由检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败坏,向六部和都察院发去训诫的谕旨;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发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对他十七年的政绩作了深刻的检讨:

——十七年来,辽东和中原的战事,调兵措饷,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连年征战,赋税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结果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是朕的过错;

——贪官污吏乘机巧取豪夺,刻意盘剥,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内宫,不能体察,是朕的过错;

——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不肯拼命杀敌,反而对百姓烧杀抢掠,视为仇敌。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疮溃烂,是朕的过错。

在叹息痛恨、引咎自责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马已经前来勤王,加派的赋税已经免除,一切不便于民众的事情全部取消,要开创一个新局面。希望跟随李自成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乘机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还表示,动乱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贤能的人治国,改革从前的腐败政治,和大家一起维新。

这些话流露出朱由检企图挽回败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说毫无诚意,但毕竟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评论道:这个诏书如果在去年发出,远近臣民或许为之感动,如今形势大变,灾祸随时都会降临,离开都城一步都危险丛生,谁还会相信呢?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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