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四部 明治天皇 第182节: 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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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节: 陆家嘴


“潘银屏与邓世昌不仅同是广东番禺的乡亲,而且两家还是世家。” ——平山大侠


邓世昌打开一瓶玉冰烧,给方伯谦酎滴,“来,干一杯。”说着一仰脖,喝了个底朝天。

方伯谦见他在一盘黑乎乎肉中挟起一大箸,送进口中,津津有味地咀嚼,也挟了一筷子,慢慢品尝:“这是什么肉?挺香,有点野味。”

“味道可好?”

“嗯,挺好。以前我可没吃过,是什么东西?”

说着又挟了一箸。

“鼠肉。”

“啊呀!”方伯谦一声怪叫,连连作呕。

“你,作怎么让我吃这东西……哇……”

“哎,别吐,别吐。这可不是一般的家鼠,是我们岭南山区里特有的山鼠。个大,肉厚。大的一只足有三四斤重呢。这山鼠吃的是野果,昆虫,有时也会去糟蹋庄稼;可不象家居中的老鼠,象乞丐一样,专捡残汤剩菜。你没听说过吗?一鼠顶三鸡呢!”

“得,得。这玩艺儿还是留给你自个享受吧,我要这个……”说着话,将邓世昌面前一支鸡翅撕下来,塞进自巳嘴里。

“你们广东人也真是的,什么都能吃,什么也敢吃!”

“所以食在广东啊!”

一位姑娘上来,为他们唱起了广东乐曲。小曲哀婉动人;方伯谦闭自击拍,也不知他到底听懂未听懂。忽然他睁开眼睛问:“哎,我说老兄,你们广东人为什么把父亲叫做老豆呢?”

邓世昌笑了:“《三字经》里有哇。”

“《三字经》?让我想想。”

方伯谦摸着光光的脑壳“哦,对了,有这么一段‘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可是这跟老豆的称呼,有啥关系?”

“窦燕山,姓窦,名禹钧,汉代范阳人,燕山是他的出生地。他官居右谏议大夫,操守清廉,当仁不让。建义塾,延请名儒以教贫士,家中藏书极丰富。五个儿子经他悉心教养,皆出仕成名,号为窦氏‘五龙’ 。

《三字经》是儿童启蒙必读的圣书,上面选取的故事脍炙人口,又容易记,所以广为流传。窦燕山的事迹十分感人,令人敬仰,成为世代学习的‘模范父亲’ 。因此我们广东人常常把教子有方的父亲,美喻为‘老窦’ 。”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还以为是老了的豆子呢。所以,你们广东人就老窦,老窦的叫开了……”

“那也不象你们闽南人,说话象鸟叫,谁听得懂鸟叫啊?!”方,邓二人的对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唱曲的姑娘,一曲“分飞雁” 正唱到动人之处。

邓世昌被打动,转睛望去……啊!那姑娘也是一愣,随即奔上前去。“昌哥!”

“你是?”

“昌哥”, 姑娘声音哽咽,“我是银屏。”

“啊,是屏妹,可你怎么……”

姑娘呜呜咽咽,早已泣不成声。众人赶忙让坐,邓世昌扶她坐好:“潘老伯呢?你怎么会在这越秀楼卖唱?”

“昌哥,我好命苦哇!”

在邓世昌,方伯谦和众人的劝慰下,潘银屏一五一十地将自家的遭遇述说给大家听。

原来潘银屏与邓世昌不仅同是广东番禺的乡亲,而且两家还是世家。潘银屏之父潘达钊是一位商人,经商有术,家产颇丰,生意越做越兴隆,遂在上海开了码头。而邓家经济却不富裕。潘达钊为人豁达,生怛豪爽,仗义轻财,助人为乐。他十分喜爱邓世昌,邓世昌从小读书,直至考入马尾船政学堂,一切费用都是潘达钊给予支付的。

潘达钊常对邓世昌父亲说:“世昌这孩子聪颖好学,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材,要好好栽培,我要是能有这么一位乘龙快婿,也不枉我辛苦一场。”

两位老朋友遂给他们定下亲事。潘达钊没有儿子,更是把邓世昌视为已出,时常教导他努力学业,报效国家。邓世昌在二老的教诲下,也常自比汉代的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潘达钊十分欣赏他这一点,倒反是世昌老父常催他们早日完婚,可是一直到世昌老父去世,婚事总是拖着未办。

邓世昌学业繁忙,潘达钊让他悉心学习,自已亲自料理完老朋友的后事,便举家迁居上海,因久不通音信,未曾料想,竟生出一场大变故。

黄埔江与苏州河汇合之处有一个地方叫陆家嘴,本来就是一个转弯,又由于人为的因素,这一转弯几乎变成九十度的急转弯。何以会如此呢?这就牵涉到当年一场轰动全上海的大官司了。

陆家嘴一带的土地,原来是张姓地主的家产。后来张桂芳,张洪升,张余官这些毫无识见的土地主,被英国人哄骗,将二十亩沿江滩地租给英国商人米四湖巴,租金仅仅565元,言明“任从租主开割过户入册输粮受业以及种花砌造房屋。”

后来这块地又转手被英国人连那士,合勒子两人租赁下来。张氏地主的心思其实很简单:这滩地不能种东西,又受潮汛影响,更不能建造房屋。以其放着闲置,不如出租,坐收渔利,捞他一把,谁知英国人却是另一番盘算。

因为陆家嘴正是黄埔江转弯突出部,流速减慢,泥沙容易淤积。涨潮时滩地被潮水淹没,落潮时又露出水面,只要拦住潮水,滩地就与陆地连成一片,成为一块新土地,是建造码头的好地方。

于是两个英国人便在滩地四周“竖桶拦水” ,又堆砌土石,填高地基。经此一拦一填之后,滩地向黄埔江伸出更远,航道显得更窄了,严重影响了船舶的航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我国船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

潘达钊是船队的大股东,自已也有一支小船队,往来南北的干湿二货全要经过陆家嘴出入。潘达钊曾中过秀才,文笔很好,为人又很仗义,众人便推他做个头,写了个状子,一状告到上海道台衙门上去。

上海道台在众人的一致强烈要求下,出面进行交涉。按照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临江沙滩地亩,如有阻迂水道处所,毋许朦混升科,如有妄报升科者治罪。”

按理上海道台衙门完全有权勒令其停工,用不着同任何方面商量。谁知这位道台老爷不仅昏庸,更兼胆小,不谙事理。他不敢采取断然措施,开罪于洋大人。只是一面照会英国领事,请他出面制止;另一方面又通知海关“河泊所” 让他们派员进行拦阻。于是一场在道台,海关,领事馆三者之间的走马灯交涉展开了。推来推去,一年多过去了,交涉毫无头绪,但是工程却在加紧进行。

潘达钊等人看看这样不是头,最后只好上法院控告。道台衙门自然不会出面,指派了海关“河泊所” 的德国人雷吉那为原告,俄国人马波夫作辩护律师;连那士,合勒子自然是被告,英国人罗宾逊自愿充当被告的辩护律师。

马波夫为俄国的利益,当然不愿意英国人占到便宜,因此控诉书措辞严厉,声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案件,它牵涉到重大法律问题,影响到上海这个国际港口城市的利益和繁荣。”

马波夫指责被告:“改变甚至干扰了黄埔江的习惯航道,阻碍了内河的自由航行。”他要求被告:“立即停止施工,拆除码头及其一切设施,恢复航道的原来状态。”

谁知马波夫不提法律还好,本来是中国的土地,也不存在什么法律问题。被告辨护律师罗宾逊为维护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竭力回避问题的实质,紧紧抓住马波夫的疏忽,大谈特谈用什么法律来审断案子。

他说:“被告并未争取用英国法律来审理此案,因为英国法律只适用于殖民地,而上海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使用英国法律是不正确的。”

罗宾逊还说:“按照英国法律对殖民地含义的引伸,上海也不适用中国法律,因为上海是国际港口城市,是属于世界的,所以也不能用中国法律来审理。”

这也不行,那也不适用。如此一来,问题就全都纠缠在用什么法律来审理这一官司上了。

英国人又出钱贿赂,收买了雷吉那,马波夫。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表面上争执,辨论得很激烈,热闹;实际上全无效果,如同儿戏一般。

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一场官司,却在几个外国人如同演戏般的说唱道白中,又空空虚度了不少时日,所需费用,全部由中国人支付。

几年下来,水路运输不畅,大大影响了生意,船队生意潇条,一些小本买卖的,因赔不起而早早散伙,不少船民也另谋生路去了。甚至一些没骨气的,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竟然跑到英国人那里,卖苦力——修建码头和仓库去了。

潘达钊为这场官司四处奔走,上下打点,散尽家资,不遗余力;又出钱扶危济困,救助病老弱幼。好容易将判决等到了,最后的判决竟然是:“该人从前只租地二十亩,其占官地,可以租与该人,饬令每年照缴粮价。”

这样码头还是照建不误,听占官地只要交粮纳税就可以了。以后陆家嘴滩地就更向航道突进,航道也变得更加弯曲了。

潘达钊为这场官司倾家荡产,心力焦瘁;到头来却是一场空,遭此一打击,遂一病不起,硬捱时日。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唤过女儿银屏吩咐:“我愧对先祖,无颜回乡,死后就地埋葬,你与母亲可去山东威海,北洋舰队驻地找你昌哥,将你母女二人托付于他,我也放心了……记住,告诉你昌哥……我是被那班外国人逼死的……他在咱大清北洋舰队……要为我,为中国人,好好向洋子……讨,讨还这笔……”言未毕,一命归天。

谁知,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日雨。为给父亲治病和办理后事,又花去了母女俩所有的积蓄,潘氏老太忍受不了这一变故,追随丈夫潘达钊而去。剩下银屏这一柔弱女子,孤苦零丁,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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