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监狱服刑的十年 正文 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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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死刑犯一起度过的日子



( 一 )


我坐牢之前,听过多次别人讲死囚的故事,很好奇、很愿意听。听完后又很容易瞎想。坐牢后,亲历了死刑犯的故事。这才明白,好多的传言不可信。我听别人讲的故事,那么假,假的竟然还让我相信了。


我被关在看守所期间,发生了一段死囚犯和我之间的故事。我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遇想不到和我待在一个监号的人中间将产生一个死刑犯。监号关了12个人,11个人都没完全猜到,可能有几个人隐约猜到,他们也不敢肯定,还有一个人,是死刑犯自己,他更没猜到,因为死刑犯还没接到判决。生活就是这样,正常人也是这样,谁也不愿意向最坏的一方面最不幸的一方面去想自己。然而我们的想像十有八九是高于现实生活的。


进监号一个多月,我不能叫出全体监号在押人员的名字。才进入监号的人,监号的规矩是不能相互讲话的,特别是像我这样头板头条的人,有时间偷偷和左右打坐的人悄悄讲两句也是提心吊胆的,所以与我日夜相处的人,我不熟。当然我并不是对所有的人一无所知,睡头两个铺我就比较了解,头铺是监号老大,二铺就是管事,说的形像一点,老大就是我们这家监号公司的董事长,二铺就是总经理。再说的难听一点,老大就是我们这个犯罪团伙的舵爷,二铺就是打手队长,还有三铺四铺,他们是打手,越睡下铺的人就越灾,最下铺的几个人叫灾脉子,中间铺叫水脉子,灾脉子是又做事又要挨打的人,水脉子是只做事不挨打的人。灾脉子做的事是洗厕所、抹地等脏活。水脉子是为上铺顺脉子服务的人(顺脉子是睡一铺、二铺、三铺、四铺的人),干些如捶背、打水、接饭等“体面活”的人。


先说我自己。我一进看守所就得到了监号老大的关照,一个星期没做事,因为我是本地人,又是他的同案,没有经过最基层的锻炼,顺利进级到中铺,专职干“打水”这种水板活。看守所有三个规矩:看事做事、遇事接条、打死不说。看事做事就是看见有什么需要做的事就立即主动去做,遇事接条就是顺脉子有违规违纪的行为时,主动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做的,说白了就是主动为顺脉子背黑锅。打死不是说是指顺脉子打自己,打出了伤病,干部调查起来,怎么也不能说是被人打的。后两打没在我身上发生过,就不说了,头一条我学得熟(劳改队俗语,意思为懂规矩),埋头做自己的事,不主动与人讲话,所以没有和水脉子、灾脉子们说过多的话,维一能了解的就是他们的大概长像,以及他们灾的程度。不过,我对顺脉子比较了解,顺脉子之间可以大声讲话,我就从他们的交谈中知道了他们的姓名、犯罪原因,以及其它情况。


死刑犯是个灾脉子、是全监号最没声音的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当我听到他发出的第一个声音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发生了转折。记不太清了,也许是我进看守所第三天,或许是第五天,就在我最初被关进看守所的这天到五天里,我认为死犯子是最乐于助人的,是他首先给我挤出了一个可以侧下身躺下的下铺,我对他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特老实。在这个日子后的一天,他突然对他左右两个临铺的人发出了责骂,骂两个人中的一个人睡觉打鼾,另一个人挤着了他。我从这开始觉得他不是一个好种,打鼾不是在人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旁边挤着他的人也是有情可原的,看守所的通铺应该睡六个人是标准的,可我们睡了十二个人,顺脉子们占了一半的铺,下面的人挤成了一堆,哪有不挤的。死刑犯连这一点都不能迁就,我认定了他有很强的自私和贪婪的本性。


以后的日子,我对死刑犯更烦了,他的行为表现让我觉得气愤,我们在抗战影片中那些狗汉奸的形像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顺脉子们说话小声小气,声音生怕超过蚊子发出的分贝,那份殷勤就像太监侍候皇帝老爷那个味。本来这还有可以原谅地方,这也是可以保护自己弱势的一种手段,可是,在他侍候完顺脉子后表现就不一样了,他会主马对灾脉子们吆七喝八,骂字开头,动手在后,我无法具体来形容这种人格,只能说,如果我当权,这种人在我手里绝对没有抬头的日子。


死刑犯的个子不高,但比较壮实。我作为新犯子,有时会忘记一些规矩。别看一个小小的监号,把里面的规矩列出来,足可以写成一部法典。比较说,全监号的人除了老大可以坐床沿外,其它人都不可以坐。有一天在风场放风回来后,我回到监号不自觉地坐个了床沿,当我犯这个错误的时候,那些睡下铺的人中顺便哪一个都会轻轻拍我一下,这一拍我就明白了。然而,这一次坐上了床沿,死犯子最先看到,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做,他很迅速的把头扭向老大所在的方向,大声吆喝起来:“新犯子,你格老子懂不懂得吓数,老子看你没吃到亏......"


他面向老大大声骂我,一是要老大听到,他在帮老大做事,二是想引发老大来对我进行惩罚,还有第三条,那就是他要在我们这群睡下铺的人中树立起自己的地位,他想做下铺中的顺脉子。好在老大是我老乡,也正是仗着老大是我老乡,我从床沿上站起来,瞪着眼,我死盯着死犯子,我的眼光和我比他高大得多的块头,镇住了他。他有些慌,两只贱眼向顺脉子们扫描,看得出来,他预感到我要动手打他,他是在向他们求援。我盯了他许久,他也慌张了许久,最张他没有得到顺脉子的回应,说明顺脉子们还是不喜欢他。我没打他,虽然我不反对武力解决问题,但我的“文人”本质阻止了我的粗鲁。


这事发生后不久,打坐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叫小清的人告诉我,说死刑犯是在我前面一天到这个监号的,他原先关在别的监号,不知道关了多久,反正时间有点长了,算是一个老犯子了,像他关的时间那么长,早该起板了,进入顺脉子档,在别的监号一直起不了板,还天天挨打,是被别的监号打出来的。小清还告诉我,让我仔细看他的脸。我仔细看过他的脸后,看出了他的脸上、还有眼角上仍然还残留着但不清晰的肿印。自这以后,我更认定了这个家伙不是让你喜欢的种。


我进看守所大约十五天,我所在的监号老大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多(超长)之后准备下农场服刑了,临走头一天,几个顺脉子被老大召集在身边,又把死犯子叫到他们的旁边站着,老大大着声音对几个顺脉子说:“我走之后你们一定要罩这个人,我在这里没有罩他,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他是一个照业的人。”几个顺脉子唯唯诺诺,老大又喊着死刑犯的名字说:“杨大员,你要好好搞,你到老子这里来没让你吃亏,我觉得你还可以。”杨大员立即大声度对老大说:“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杨大员可能还想说很多的谢谢,没等他说玩完,一个顺脉子发话了:“滚下去。” 杨大员才有的一点喜悦之心立即挨上一棒,又连声说:“是,谢谢 谢谢。”然后杨大员退步回到自己的打坐的位置。


在我的监号里,半月下来我已知绝大部分人的名字,我们这些睡下铺的人,经常小声的传达一下各自的信息,就这样互相知道了名字,然而,杨大员从不与人交流,所以,他的名字到老大走的前夜,我才知道。


第二天老大走后,新任老大上演了一志审判会,就老大的嘱托和杨大员的各项表现对杨大员进行审判。以确定是否给他调档。(按老大前夜的意思,要把杨大员从灾脉子档调到水脉子档)。

审判会现场布置在放风场,西墙下早已摆好了三床叠好的棉絮(监号没有凳子,放风的时候,顺脉子们坐棉絮,其他人坐地上),老大坐中间,老二坐左边,老三最右边,官品位分的清清楚楚,杨大员蹲在他们前面约一米的地方,南北两面墙下坐着我们其他几个人,面积约八平方米的放风场显得“庄严”。


新老大跷着腿,点燃着一根烟,老二向老大要了一根烟也点上了,监号的烟是稀缺货,老三不是随便可以抽得到,他赖得脸皮向老大要,老大慢吞吞的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很平静又略带舍不得的样子递给老三一根。几个顺脉子烟火缭绕,烟气熏得这块小天地里的其他犯子只吞口水。杨大员虔诚地蹲在顺脉子前方,等待他们问话。


新老大在润足烟味之后,拖长声音一副审判长的腔调开口问:“蹲在下面的刁民叫什么名字?”


杨大员答:“报告,刁民叫杨大员。”


“那里人”


“报告,四川巴中人”


老大可能还懂点历史知识。当他听到杨大员说自己是巴中人时,他故作吃惊地嗯了一声,然后又故作和善地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烈士后代?”


杨大员也明白问这句话的含义。巴中是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那里曾发生过许多的革命战斗故事,也产生过许多革命烈士。杨大员听完老大的问话,他有点放松自己,声音有点大了,话有些长了,他回答老大道:“我们那里烈士多得很,就我们一个大队来说,就有......”他的话还没说完,老三伸手在他头上猛敲了一下,大喝道:“哪那么多狗屁话,问你是不是烈士后代?”经老三这么一敲,老大员立即不语了,他被他过的其他监号整得早已不行了,他害怕顺脉子给他亏吃,他垂下自己的头,等候老大的下一个问题。事实上,老大仍然在等着他回答他是不是烈士的后代,等了一会儿,见杨大员没有作答,老三又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骂道:“你个婊子装傻,问你是不是烈士后代?”这一骂,骂得杨大员猛一抬头,杨大员像是睡梦中惊醒的一样,他含糊答道:“是 ....哦....不是....不是....”老三再次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厉声说道:“是,还是不是?”杨大员此时的思维转变过来,肯定地回答道:“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杨大员的回答换来了四次脑袋被敲打。从这个问题以后,杨大员再没有在回答问题时被敲打,因为他被四次重重地敲打打清醒了。


接下来老大要问的许多问题都是调管子的问题,(调管子就是无聊的言语去挑逗别人来达到自己精神上的松驰。)问的问题很多,都是一些刁钻,甚至让人听着很不舒服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对那些道德水平底的人不会存在不舒服的感觉,他们会津津有味,我还比较清楚的记得其中的一些问题:你的父母是不是近亲结婚?你的母亲是不是童养媳?你父母结婚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你父母同床的时候你偷看没有?你什么时候破的处男身?你有没偷过别人家的女人?你搞没搞过同性恋?你的老婆是骗来的还是抢来的?你老婆最喜欢你身上什么东西?.......。


由于这些问题要求杨大员必须如实回答,如果有假,他就欺骗了“政府”,审判者将代表“政府”对他进行制裁。杨大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很认真,他的认真作答引来了大家的一次次笑声。在监号里难得听到有笑声,虽然这些问题过于无聊,但杨大员回答出来的真实情节也引发了我的笑。


不管杨大员个人品质如何,从他的作答中,看得出他自小对生活充满好奇,而且勇于行动,如果他生存在一个良好好环境里,他可以把他的聪明化为智慧,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他的聪明就会变成可怕的邪念,这种邪念最终导致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杨大员的父母是表亲,近亲结婚。我们一般的所知的近亲结婚会产生小孩的残迹,那是有比例的,近亲结婚还有另外一种情,这种比例更小,就是生下来的小孩智商比其他小孩的更高一些。杨大员是后一种。


老大问的许多古怪离奇的事情杨大员都做过:偷看父母睡觉,骗小女孩子,长大以后骗大女孩.......。一切故事,通过他的嘴里讲出来,是那样的不隐瞒,很多话听来让人恶心。


把杨大员的管子高得差不多以后,老大开始问一些规矩的问题,首先考问他的是《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要求他完整的背下来。杨大员在别的监号关了几个月,最让他吃亏的就是《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因为他是文盲,背口语表达的东西可能很容易。但要他背文体形的东西确实很困难,还要不能错一个标点符号,这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他背不出《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在别的监号他挨了不少整,每天走他的过场(挨打等惩罚手段),到转到我们监号时,他还是背不出来,本来才走的那个老大已原谅了他的这一点,今天,新老大又在要求他背。当老大作完背诵要求后,他的冷汗明显地流了出来。


关于《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我在这里作一个说明。按要求,我至今为止不知是警方的要求还是监号老大们的要求,反正是每个进看守的人都得熟背《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规范》挺长,记不信清楚了,大概是三十六条,一般要求新来的人三天内背会,背不会的日子不好过,一般的人三天能较生疏地背下来,但有的人不行,像杨大员这样的文盲。


虽然杨大员没有背出《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老大没有为难他,只是要求用时间加紧来背。接下来老大问一些在号子里如何做的问题,这些问题难不倒杨大员,他整天在琢磨如何搏得顺脉子的欢心,当然对怎么做这个问题体会的很深。


这个审判会持续的时候很长,内容很多,真正要一点一滴地记下来,很困难,很多内容我忘记了。这次审判会,我对杨大员有了初步的了解,关于他的个人情况,关于他的犯案情况,我从这里开始去认识他。


这次审判会,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杨大员的自信。当顺脉子们问完他的犯罪情况后,顺脉子们都带着忧虑地告戒他,要他做好思想准备,他这回可能要走上一条不归路。在告戒声中杨大员体现得很镇定,他告诉板脉子(相当于顺脉子,板脉子比顺脉子略高一等,板脉子管事,顺脉子不管事)们,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他坚信,他所犯的那笔抢劫案,已有两人被打靶,还有一个被判无期,此案早已结案,虽然他是主犯之一,他没动手杀人,他不会被判死刑,他给自己预期的刑期是15年。顺脉子们见杨大员自己这样自信,他们不再感到他是十分照业。那种怜悯人的假相很快消失了。


那个夜里,杨大员的睡档发生了变化,他的睡档被安排在我之前,也就是说,他在监号的地位超过了我,虽然他的地位超过了我,他没有向我发指令的权力,他只然是一个水脉子。


杨大员的这次起板,可能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几次起板之一,他看得很重,喜悦洋溢在脸上,他对顺脉子们更殷勤,对其他人更苛刻了,虽然他没有实质性权力,但他对下铺的其他人不停的发指令,也不管人家听不听,他愚昧的权力欲望很重,实际上下铺没人理他,包括我,都有一种心态,都想找个机会揍他。


杨大员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不能跟我的关系搞的太坏。在以后的风场放风的时间,杨和我之间都有几句话说,我第一次问及杨的案子情况时,他惊诧地反问我:“你不知道我的案子?”我说不知道。他说,“你是不是社会上混的,那么惊天动地的案子你居然不知道,火车站抢劫杀人案。”我还是想不起来。我在社会上不太关心这种事,一无所知。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大手笔,很自豪,眼中放射出一种自豪的光,等待我说出赞赏的话,可是我没说,等了一会,他的眼光又变成了一种遗憾的眼光。觉得我这个人不是混的,不配和他这种“英雄”谈。


以后跟杨大员谈话中,我对他的案子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案子于两年前结案,三个连案,均已受到惩罚,杨大员在案发后潜逃,大于7个月后才被抓回。对他个人的审判前不久已经进行,他现在在等着判决下来。他希望判决下来,尽早到监狱服刑,他认为在监狱服刑比在这里过得好一些。


大概监号开过审判会十天后,我调出了这个监号,因为我和板脉子发生了纠纷,在纠纷中吃了亏,后来又被干部拉出去挨了两“牛鞭”,这两“牛鞭”是我服刑生活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打,挨打肯定是不该的,因为我的纠纷对象是干部要罩的人,我有些忌恨,这种忌恨一直延续到我出狱,可能直到永远。


离开这间监号,我没向任何人道别。在干部对我实施完“教育”活动后,把我关进了这间监号的隔壁监号。


我的人生混得灾,但还是有一定的牢运,尽管对我实施“教育”的那个干部向新监号发出暗号:好好招呼他。尽管老监号传来条子,也要新监号“照顾”我,我的确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老大。


一晃就是半个月。这天上午,我们正在监号里打坐,从隔壁监门传来叫唤杨大员的声音。看守所待久了,听到叫人的声音就知道有什么事将会发生。当然,新监号的顺脉子们都知道杨大员,他们和我一样都知道杨大员的法院判决下来了。


监号老大命人扑在地上透过地面门缝向外看,扑在地上的人说:杨大员被带出了监号,从我们的门前走过。顺脉子们开始分析情况,他们说,一般的判决是不会带犯子出去拿,通过风门口递进来,出去拿判决的人多半是事情重大。大家一致认为:杨大员凶多吉少。监号里的人一边议论,一边等着杨大员回来。


约模半小时后,走廊里有了声音,这个声音听到让人感到可怕,脚镣拖地的声音,听到这种声音让人感觉到死亡在逼近。有人扑在门缝向外看,然后说:“是他,杨大员回来啦,他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


杨大员被判死刑。杨大员拖着脚镣从监号门外走过后,监号里少了议论的声音,大家都在想生和死这两个问题,这时候监号里安静得让人有点窒息。这种窒息的感觉一直延伸到第二天上午。


第二天上午8点钟以后,有干部把监号门打开,把监号老大带了出去。监号老大经常被干部带出,这天有什么事,大家也不会去想,因为老大每次被带出,管教干部和老大说了些什么,老大不会在监号里说。老大走了,我们这些坐在放风场的人开始寻求与隔壁监号的人通话,顺脉子们提高嗓门和隔壁接上了话,板脉子李可先说话:“杨大员,我们都为你难过啊,兄弟,过好最后的日子。”接着其他板脉子也开始向杨大员喊话。我进入新监号没多久,已进入第三档,也是一个板脉子了,我没有向隔壁喊话,因为那间监号的板脉子们还仇恨着我呢,我只能静下心来听他们谈。


隔壁传来杨大员的声音,声音很沙哑,可能是他昨夜整晚没有合眼,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他接受不了这种判决。还好,他还能和我们监号对话,我认为他抗过了最难过的一关。


老大出去的时间较长。他回来之后,监号与隔壁的通话还没有结束,他在走向我们的时候,用手指指隔壁,摆摆头。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大家自觉的停止了通话,等待老大坐上他的“宝座”然后给我传达干部的精神。


老大坐定后,苦笑起来,苦笑了好一会儿才说:“干部想把杨大员调到我们监号来,他找我商量,给我一天的时候考虑。”


老大把话说完,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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