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天津教案:谣言导致的大灾难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国家历史主笔丁三


国家历史记者白伟志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颟顸、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锲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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