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短视和阿济格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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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明朝政权出乎意料的迅速崩溃,大清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多尔衮顺利入关,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中原,多尔衮野心膨胀,忘乎所以,要统一中国。而他的父亲和皇太极当年入主中原的欲望并不强烈,他的目标始终是要明朝承认他的关外清国的合法性,要与明帝国平起平坐。努尔哈赤也没有“统一中国”的打算,他的最高理想是恢复大金版图,满州人民族人口不满百万,文明程度又比汉族低很多,要征服汉族而想维持统治,用满洲式的体制是行不通的,要么得采取汉族人统治方式;要么就向蒙古人那样,用西方的统治方式, 但是满州人不如蒙古人那样见过世面,因此他们并不懂得用西方的统治方式, 就只得采用汉族的儒表法里的统治方式,而采取汉族的统治方式,无一例外得被汉族同化,怎么办呢?把汉人统统杀掉是做不到,也不能做的,为了避免本民族象之前入主中原的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那样被汉族同化又想保证满洲民族不被汉族同化,多尔衮等人自以为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他看来,消灭汉族的外观民族特征,使得汉族和满洲民族族在外观上混为一体,就是保证满洲民族不被汉化的绝招,而且是一条一劳永逸的绝招。他不惜一切代价推行“剃发易服”,使得许多原已被征服的地区又重新易手、许多原已降清的汉军又重新反清,许多原先欢迎清军的士人乡绅加入了武装抗清的队伍,把大清统一中国的进度拖后了近四十年之久 。这个政策施行酷烈。也很古怪。因为历史上的民族之间的征服往往几乎总是采用夸大与被征服民族差别的做法,而不是相反。当年辽国契汉分治,元朝蒙古人把“南人(宋人)”列为最低贱的人等,不仅不会强迫汉族人蒙古化,还要刻意保持蒙、汉民族之间的区别,绝不允许汉人模仿“高贵”的蒙古习俗;德国纳粹更是强迫所有的德国犹太人佩戴六角星识别标志,生怕同为白种人的犹太人混淆于日耳曼人,“玷污”了日耳曼人神圣的“纯洁性”。



多尔衮的这种行为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以他的精明狡诈,甘愿冒眼前极大的风险推行某种并不能立即兑现好处的政策,必定有着长远的目的。他以为大家都一般打扮,就再也不会被同化了


也许他有进一步的计划因为英年早逝没来的急施行,但他和他的继承者的所作所为实在太天真了,因为维系一个民族长期存在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外观,而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其中,宗教、信仰又是决定文化形态的因素。儒家思想统治中原进2000年,因此,真正要改变中华民族,首先就要罢黜儒家,这一点蒙古人做得很好,如果元朝的统治能够长久,中华民族必然会发生重大改变。其次就是要以另外的语言文字取代汉语言文字,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思维的载体,语言一变,整个民族的精神内涵乃至思维方式就会改变。明治维新后汉语引进了大量日语,进几十年,大陆使用新字体,这一百年间,就是我们国家民族突飞猛进,飞越发展的一百年。


“剃发易服”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信仰和文字才行。但是,多尔衮为了争取汉族士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大清,亲自率领满洲贵族祭拜孔子、以大儒为帝师、仿效明朝儒表法里的政治体制,这意味着大清统治者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多尔衮等人一边完全接受汉礼制,一边强制“剃发易服”,不仅邪恶,而且愚蠢,多尔衮想要改变汉族,措施的重点不放在改变汉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上,而放在改变汉族的外观上,一方面接受汉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另一方面为“剃发易服”,不惜背负千载骂名,实在是愚不可及,反映了他素质的鄙陋和文化底蕴的欠缺,仅仅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外观,仅仅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外观并不能消灭一个民族的内涵,而内涵才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所在。


多尔衮为了防止被汉族同化,表面抵制汉化、却又实质性地接受汉化,实际上是愚不可及,就好比一个希求健康的人一面戒烟、却一面吸食海洛英


一六/四四年春夏之交,在入关进占北京之初关键性的一次策略定夺中,多尔衮的主张甚至不如他那位的平庸鲁莽的哥哥阿济格来的正确,阿济格主张将北京大肆烧杀掳掠一通,然后退出山海关外,占据山海关,以长城为界,让朱明大顺张献忠之流尽管自相残杀胡闹去吧。阿济格的主张看起来非常短视、鲁莽和愚蠢,以致于不仅让几乎所有的后世史学家嗤之以鼻,也让当时的多尔衮嗤之以鼻。实际上,正应了先秦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因为从长远来看,阿济格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满洲民族不被儒家文明毒害的最为正确的主张:当时明政权瓦解,关内群雄逐鹿、山头林立,李自成虽然势力强大,但他却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如果没有八旗军的南下,关内势必形成五代十国的局面,中国的内乱没有几十年是平息不了的。由于汉族的君主专制在当时已经弱化,即使由乱而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权,也必然是个类宋朝的弱势政权,没有军事能力向关外发展,因此阿济格提出的据守山海关,以长城为界,不仅非常容易实现,也非常稳妥安全,满洲民族本是西伯利亚渔猎民族,在幅员辽阔、森林密布、野兽繁多、水资源充沛的东北独立建国、独力发展,是合乎天道的事情而且当时弱小的朝鲜已完全臣服于满洲,农副产品有高丽王朝进贡,不用征服中原,满洲民族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如果当年多尔衮接受了阿济格的主张,清国也许就能够在关外屹立在蒙古的东方。满洲地区与西方已经有了初步接触,如果这样的接触和学习不因被眼花缭乱的中原文明迷惑而中断,由于东北地大物博、又有出海口、人口密度较低,没有儒家思想的拖累,也许会比今天的我们更接近世界文明的中心。


比起元朝,大清王朝确实长久,跌跌撞撞地走过了两百六十八年,只比明朝少活十年,可他碰上的对手也是中国千年未遇的。在大清300年间,汉人非但没有亡国,中原人腐朽的儒家思想,反而沿着明朝的既定的道路发扬光大了。300年后,昔日的满洲人赔净了北方广袤的土地,几百万的人口。





多尔衮征服中国的雄才大略为满洲民族造就了一条不归之路,鲁莽毛躁的阿济格的主张反倒在三百年后现出了金子般的智慧之光,这是什么原因?是阿济格实际上比多尔衮有才干吗?非也,这是因为阿济格的主张顺应自然。老子说:“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阿济格的主张顺应自然,所以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必然利人利己。阿济格比多尔衮书读的更少,更没有文化;阿济格的头脑也比多尔衮愚笨,也正因为此,阿济格思考问题反倒比多尔衮来得质朴,阿济格是游猎民族的成员,质朴就是顺应顺应游猎民族的本性,顺应本性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就合乎天道,合乎天道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在这个关乎当年大清立国的大问题上,雄才大略反多尔衮倒不如鲁莽毛躁阿济格的原因


本文内容于 5/27/2009 7:36:35 PM 被Preussen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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