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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对日态度上,国民党和知识阶层人士分为和战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与日本作战必败,极力主和。为了使日本停止进一步侵略中国,胡适甚至还提出过承认“满洲国”的主张。


1937年8月5日,陶希圣、胡适还分别给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写信和上条陈,提出与日本达成“一刀两断”的方案,其内容为保持冀察领土完整,保守河北中部的沧州、保定一线,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而其交换条件则为“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陶、胡二人所主张放弃的“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三省。条陈中,陶、胡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 “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


陈布雷见到陶希圣的信件和胡适的条陈后,于8月6日转呈蒋介石,同时写了一封短函,表示自己的意见。函中,陈布雷明确否定了陶、胡之见,但肯定二人的“忠诚迫切”。蒋介石见到后,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介绍了胡适的“主和”主张。加以讥刺,但他未点胡适的名,而是称为“某学者”。参谋总长程潜则很生气,直斥胡适为“汉奸”。


当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时,蒋介石说: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假如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证实,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信义”,而且贪欲无尽,得寸进尺。以为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可以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止步,换来中日间的长久和平,实在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幻想。在这一点上,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

最后,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陶希圣、胡适的意见被否定。


胡适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1935年,驻华日军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6月17日,胡适因担心国民政府“在枪尖之下步步退让”,“自己一无所得”,发展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便错误地向时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胡适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向蒋介石所上条陈的基本内容在1935年6月华北危急时就已经形成了。


胡适还以俄国史为例,说明列宁和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后,与德国讲和,“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他要中国人向苏俄学习,说“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痛苦 ”。但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意志果断,中国士兵作战英勇,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行前,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自此,胡适“态度全变”,“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人民网 — 摘自《抗战与战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