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也能变大案:咸丰朝一品大员因受贿16两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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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6两银子把宰相送上断头台 明清时期,科举考场频频出现的“关节条子”是最时髦的作弊手段,一度有取代夹带、枪替等作弊手段的趋势。 “关节条子”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与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处用一些字眼作记号,并把这些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考官在阅卷时特意留心,凭着条子上的字眼一一对照,完全吻合者就是要录取的考生。当然,考官能如此俯首帖耳地为考生服务,是因为考生在条子上标明了事后给考官的辛苦费。 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手段更是风靡科场。每逢科考,考生们四处奔波,挖门子、找路子,辗转相托,想方设法与考官

16两银子把宰相送上断头台


明清时期,科举考场频频出现的“关节条子”是最时髦的作弊手段,一度有取代夹带、枪替等作弊手段的趋势。


“关节条子”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与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处用一些字眼作记号,并把这些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考官在阅卷时特意留心,凭着条子上的字眼一一对照,完全吻合者就是要录取的考生。当然,考官能如此俯首帖耳地为考生服务,是因为考生在条子上标明了事后给考官的辛苦费。


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手段更是风靡科场。每逢科考,考生们四处奔波,挖门子、找路子,辗转相托,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时期,不仅考生以递不上条子为憾,考官也以收不到条子为耻。据清代笔记载,考官欣然接受条子,甚至主动索要,或为收拢门生,扩大政治势力,或为了满足虚荣心,似乎收的条子越多,自己的威望就越高,权势就越大。结果,自然是“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科场风气糜烂不堪。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年,经历了康乾盛世治隆繁盛的清廷已经逐渐病入膏肓,内忧外患日趋严重,但其规章制度仍在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前的轨道运转着。这一年,又是三年一次的乡试大比之年。戊午年的这次乡试,各地方都进行得波澜不惊,唯独在天子脚下的顺天举行的考试却出了大乱子。这年的八月初六日,按照安排,皇帝钦点了此次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和副主考。主考官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两位副主考分别由兵部尚书朱凤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担任。接着,三位主考官就带了行李,赶到贡院,开始为期月余的、与外界隔绝的乡试工作。


柏葰,原名为松葰,字静涛,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先任内阁学士,在刑部、户部、吏部等做过侍郎,为官老成持重,很得咸丰帝的宠信,后升为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为从一品的高官。63岁,又能被钦点为主考官,是一份很光宗耀祖的事。在同僚的祝贺声里,柏葰入闱后随即展开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此次顺天乡试考生有上千人,最后录取300名,整个考试过程比较顺利,到九月十六日发榜时,一切都平静如水。发榜后不久,咸丰帝认为此次科考没有出一点儿纰漏,主考官柏葰功不可没,升其为大学士。这样,一个月前还是从一品的柏葰,出来后就成了正一品的大员。


清代不设丞相,一般认为,兼任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已经具有了宰相的职责和地位。年逾花甲又得封宰相,柏葰真正是春风得意、光鲜照人。


然而,就在柏葰非常受用地接受同僚祝贺的时候,参加科考的士子中间却开始了一场议论。原来,士子们在看榜时,发现唱戏的优伶平龄竟然中了第七名。按清制,娼妓、优伶、皂、吏等不能参加科考,而平龄经常登台唱戏却还能中榜,难免引起人们的议论和怀疑。


这场议论持续了半个多月,还没有消下去的意思。十月七日,御史言官孟传金突然呈递奏章,指出此次顺天考试,士子平龄身份不明,录为举人引起物议,同时参劾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一致,应该查究。


咸丰帝接到奏折,很是吃惊,他对科举舞弊早就切齿痛恨,决定对这一事件严查。他当即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等四人专职会审查办此案。


四人的会审团组成后,为保证审讯的顺利进行,咸丰帝还专门传谕主考官柏葰:如果平龄真有舞弊行为,自然要依律惩处,如果无罪,也自有公论。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你只管照旧工作,不必担心,另外为避免议论,你暂且不用入朝觐见。这一番话软中带硬,绵里藏针,既是安抚又是威慑,可见皇帝查办此案的决心。


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与那些职业优伶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缮写的考卷。科举取士中,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北宋时就采用了密封、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交上试卷后,工作人员就将考生姓名糊起来,让人用红色笔誊抄一遍,让阅卷官披阅朱卷。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抄过程中,要求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誊抄后还有一道程序—对读,其目的就是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完全一致。


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一张卷子就出现了七个错别字,如此低劣的水平,怎么还能被录为举人呢?


会审团抓住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查究,从誊抄人员到对读人员,又到同考官(同考官是协同主考官阅卷的考官,对试卷进行第一次披阅,进行遴选,看到好的考生就向主考官推荐,水平一般的就直接淘汰)。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此案的当事人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供认不讳。邹石麟是翰林院编修,应该说对科场的朱、墨卷制度了如指掌,但在这次披阅平龄的试卷时,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顺手把错别字改正过来。邹石麟和平龄素不相识,明知故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此前科考中多有类似情况,且都没有被揭发,于是自己认为不会有什么过错,就随手改正了。


问题已经调查清楚。会审团向咸丰帝呈交了处理意见:其一,平龄本人登台演戏系个人喜好,不必治罪,但毕竟登台演戏有辱斯文,谕令士子引以为诫;其二,平龄才华平平,试卷中竟然多处出现错别字,不足以被选为举人,按律应罚停会试三科,因平龄已死,免去此罚;其三,考生舞弊,同考官也应连坐,降一级调任,但邹石麟又擅改朱卷,目无国法,拟革去官职,永不叙用。


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朱凤标、程庭桂三人也应承担领导责任,罚俸一年。


按照规定,发榜后有关部门要对中举之人的试卷进行复核检查,看是否有阅卷方面的错谬纰漏,这个程序称为磨勘。道光、咸丰年间,官员们逐渐疲沓,将磨勘当成一个例行程序,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磨勘制度已经形同虚设。平龄案发后,咸丰帝怀疑其他试卷也有类似情形,下令严格磨勘。


十月二十六日,会审团向咸丰帝奏报了磨勘结果:此次顺天乡试,总共录取举人300名,查出有问题的试卷竟然多达50份!


这50份试卷可以分成两类:38本试卷中错字、别字、谬称等比比皆是,另外12本试卷,错谬五花八门,但事后都经过了涂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考生余汝偕第一场试卷和第二场试卷有天壤之别,一个文理不通,一个文采灿然,判若两人,很可能是请了枪手。


磨勘的结果令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没想到作为遴选国家栋梁之才的科考,内幕竟然如此肮脏黑暗。士子、考官在皇帝眼皮底下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舞弊,真是无法无天!以小见大,当今官场作风想必也已经腐坏堕落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必须借这一科场案,严惩作奸犯科之人,以正风气。


当日,咸丰帝就下旨将主考官柏葰革职,在家听候传讯,不得上朝面见圣上,两位副主考暂行解任,听候查办。随之,在咸丰帝雷霆万钧的声势下,会审团开始对这件大规模的科场舞弊案展开调查。


调查出的违规士子和同考官越来越多,遵照上谕,涉案举人根据犯罪情况被革去举人身份或者停罚会试,涉案同考官或被革职,或被降级,或被罚俸。但这些违规者都没有和主考官柏葰有直接关联,柏葰最多是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直到同考官浦安落网,才将他扯入这场大案。


会审团在审查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的试卷时,发现推荐他的考官有舞弊行为。经过一番查究,终于捞出了大鱼。


原来,这个罗鸿绎是广东肇庆府阳春县人,家境殷实,花银子捐纳了个主事的职,被安排到刑部。在清朝,花钱买官可以,但毕竟比那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人低一头,发展前景也不乐观。罗鸿绎为了给今后的升迁奠定基础,决定参加今年的顺天乡试。


同年六月,罗鸿绎到刑部任职,是年七月,罗鸿绎拜望在京城做官的同乡李鹤龄时说自己有意参加这次科考,李鹤龄觉得自己有可能被选为同考官,便允诺这位新认识的老乡说要帮他打点关节。


原以为自己会被选为同考官的李鹤龄最终却没有被选中,于是,他便向与他同年考中举人、如今的同考官浦安求助,同年好友来求,浦安只好接过条子,答应尽力帮助。


阅卷时,浦安发现一份试卷与条子字眼完全一致,但是文章写得很是一般,达不到录取标准,想到同年的嘱托,他还是提笔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荐语,向主考官柏葰推荐。


主考官柏葰和两位副主考经过商议,决定将该卷打入副榜,定为备卷。副榜是正榜之外的名额,如果正榜内有不合格的考生,副榜可以替补上来,但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浦安见推荐的考生被打入副榜,觉得很没有颜面。就在他郁闷不已的时候,正好柏葰的仆从靳祥奉主子之命来告知此事,于是,浦安便恳求他向柏葰提议一定要录取那份试卷。


靳祥追随柏葰多年,机敏利索,很得柏葰赏识。此次主持顺天考试,柏葰带他入场以随侍左右,回去之后,靳祥向柏葰建言,说浦安只推荐了一份试卷,最好能录取。思虑再三,柏葰为了不驳同僚的面子,就同意撤下一张试卷换上罗鸿绎的。榜示出来,罗鸿绎中了第238名举人。


被录取后,举子要对给自己帮忙的人有所“表示”,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甚至因为众所周知,几乎变成了显规则。但罗鸿绎只顾着沉浸在中举的高兴里,没有要表示的意思。


李鹤龄便主动跑到罗鸿绎那里要500两银子。罗鸿绎见实在躲不过去,又怕事情败露,就给他送去了500两纹银。李鹤龄财迷心窍,将银子全部据为己有。


按照传统,士子中举后要去拜访录取自己的考官和该科主考官。十月初,罗鸿绎先来拜访浦安。他认为自己已经出了500两银子,李鹤龄一定会跟浦安平分,就只带了10两银子给浦安,3两银子给浦安的侍从。


之后,罗鸿绎又来到主考官柏葰家拜访,呈上了贽敬银16两,门包银6两。拜完了码头,罗鸿绎觉得可以心安理得地品尝举人的幸福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就此结束。浦安觉得自己忙活一场,只得到13两银子,无疑成了冤大头,就跑到李鹤龄那里找了个借口说急需钱用,从中取走了300两好处费。


案情调查至此,越来越让咸丰帝愤怒。如此乌烟瘴气的科场风气,如此嚣张的考生,如此蔑视律令的考官,更兼如此昏聩的主考官,都只将自己当成一个傻瓜哄着、瞒着。这件案子加上前面已经审定的“平龄案”和那50本错卷,科场风气之坏已经难以想象。怒不可遏的咸丰帝下旨:不论牵涉到谁,一定要严惩不贷!


刑部随之开始行动:首先将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逮入大牢,革去罗鸿绎的举人身份,撤去李鹤龄的兵部主事、浦安的翰林院编修之职。


柏葰的家仆靳祥也被抓获投入大牢,酷刑之下,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他的死尽管给审案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并没有阻止破案的进度。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相继交代,个人的口供相互参证、相互补充,已经没有丝毫疑点。


此时,案子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罚主考官柏葰上。因柏葰是一品大员,如何处置应由刑部提议,最后由皇上决定。


刑部专门负责刑狱判案,此时却很是为难。刑部官员揣摩不透皇上的意图,毕竟这是宰相级的人物。尽管咸丰帝有严肃处理的姿态,但他也曾表示过“柏葰早正揆席,勤慎无咎,欲曲待之”,说柏葰为官老成持重,从无过错,现在偶尔触犯刑律,可以从宽处置。


二月二十三日,负责审讯此案的会审团成员载垣、端华、全庆和陈孚恩四位大臣,经过仔细斟酌商议,联名向皇上呈递了达3000字的奏折,将审理此次科场舞弊案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拟处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斩立决。


就在会审团递交奏折的当天,咸丰帝在大内勤政殿召见会审团成员及绵愉、彭蕴章、肃顺、赵光、文祥等17位亲王和大臣,商量如何处置柏葰。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要员,会议场面异常凝重。咸丰帝沉寂了片刻,询问大臣对处斩柏葰是否有疑议。


大臣们默默无语,俯首静立。独有肃顺起来发表意见,大声说:“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


咸丰见此,再也无法姑息柏葰,最后下旨:“柏葰情虽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


当下,柏葰、浦安、李鹤龄、罗鸿绎四人就被押赴菜市口刑场行刑。


关键时刻肃顺为什么要挺身而出、落井下石呢?肃顺、载垣、端华等平时就与柏葰立场不合,互不谅解,属于两派政治势力,肃顺集团是要借此次舞弊案置柏葰于死地,只因载垣、端华身在会审团,不便表态,便由肃顺出面谏言皇上。但也有论者认为,肃顺是痛感吏治败坏,欲借此扭转世风,有积极意义。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只能姑且存疑了。


柏葰还在狱中时,听闻自己被拟处斩立决,在惊恐之余还心存侥幸。因为有清两百多年来,极少有一品大员被处死,即便犯了死罪,也是临刑前被赦免,改斩立决为流放。而且清朝有传袭下来的八议制度,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了死罪可以赦免。因此,柏葰至死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身首异处。


谁都以为柏葰一案已审结,但两年后,这一大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与载垣、端华、肃顺等几位亲近大臣逃往承德。而在京师,以咸丰帝弟弟奕为首的大臣暗中与慈禧、慈安太后勾结,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咸丰帝的承德势力和奕、慈禧的北京势力之间的斗争很是激烈,互有胜负。


当时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年方五岁。肃顺力劝他效仿汉武帝“钩弋故事”,处死慈禧。咸丰帝没有采纳。次年七月十六日,31岁的咸丰帝病重,弥留之际立载淳为太子,同时封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赞襄国事。


未想,九月,奕与慈禧经过密谋,发动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逮系。十月六日,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押往菜市口处斩。慈禧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掌控大权,这就是辛酉政变。


因为肃顺曾劝咸丰帝效仿汉武帝处死慈禧,慈禧对肃顺、载垣、端华一派深怀仇恨。为进一步打击政敌势力,她决心对他们承办的戊午科场案进行翻案。十一月,慈禧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给刑部下谕说,从前载垣、端华审理的科场案,“未能得情法之平”,他们“任意周纳,藉惩私忿”,特让刑部“分别情罪,详细注明,以昭平允”。


谕旨一下,当即就有不少人响应。首先是御史任兆坚于十二月九日呈奏,称“柏葰之死,情罪未明,请旨昭雪”,并列出了三条意见证明柏葰之死是一个大冤案:


一、柏葰犯罪的证据不足。柏葰本人一向谨慎持重,不会做出如此浅薄的科场舞弊,而且其仆从靳祥早死狱中,最可信证人已死,很难说明柏葰的罪行。


二、此案系载垣、肃顺等人挟私报复。柏葰正直公道,嫉恶如仇,载垣等人“意在揽权,多方罗织”,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


三、咸丰帝本人并不想杀柏葰。他曾说“情有可原,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泣”,反而是肃顺等人抓住皇上痛恨科举舞弊的心理,激怒圣上,才促成了柏葰之死。


最后,这位御史又重申,要对主考官柏葰加恩昭雪,以扫清载垣、肃顺等奸佞势力的影响,开辟新政。


慈禧自然对这一奏折褒奖有加,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陈奏柏葰实属冤死。慈禧见时机一到,又下懿旨,着礼部、刑部会同详勘,秉公具奏。



刑部、礼部奉旨重新审查该案,查了几遍,案件证据确凿,情节清晰,没有发现疑点。但若就此上奏,肯定不合慈禧心意,经过反复商议,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两部官员终于呈交了一份奏折。呈折说,柏葰的确有舞弊之事,但按律不至于被处斩,载垣、肃顺等人有挟私报复的成分,他们夸大其辞,小题大作,激怒皇帝下令处斩。至于具体孰是孰非,还是请皇上和太后裁定。


正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旨,给此案最终定案。谕旨说:当今我朝两太后垂帘听政,新帝刚立,以宽大公平治国。柏葰一案经反复查证,说柏葰无罪甚至请求为他昭雪确为不当。但承审此案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律中无有“听从嘱托”罪,就妄议定拟,比照“交通嘱托”罪拟斩。核其情节,尚不至此,实由肃顺等与柏葰平日有仇,故擅作威福,又见圣上痛恨科场舞弊,特以重典相欺,导致柏葰遭罹大辟。圣上有“不禁垂泣”之语,正见不忍处斩柏葰。柏葰诚朴谨慎,虽置重典,我朝仍应法外施仁,赐柏葰儿子、候选员外郎钟濂为四品官。


至此,慈禧关于戊午科场案的翻案风波也宣告终结。戊午科场大案也最终盖棺论定,真正沉寂下来。


顺天戊午科场案持续一年有余。这场大案是明清科场舞弊案的最高峰,一代“宰相”柏葰成为刀下之鬼,也成为科举史上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职位最高者。这场大案,严惩了一大批参与舞弊的考官和士子,令人风声鹤唳、如履薄冰,之后的数十年里,科场舞弊明显减少。《清史稿》载:“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


柏葰身为一品大员,从官32载,持重老成,忠厚谨慎又不失勤恳,深得皇帝器重,不可能为了16两银子铤而走险,但他置身条子横飞、贿买肆虐、恬不为怪的环境里,很难保持清醒。正如他在供认为何收受银子时说:“向系如此,随即收下。”柏葰是罪有应得,但又是社会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当一个社会面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熟视无睹甚至以违法为荣时,这个社会必然混乱不堪、公正沦丧。一旦法律成为空文、违法成为勇敢者借以自豪的标志,任何人都会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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