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过野人山前1500名伤兵集体自焚

1941年 18岁,随中国驻缅甸军事代表入缅,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并任队长,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 19岁,被远征军的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点名担任其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1945年 22岁,亲身经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

1949年 26岁,跟着国民党部队去台湾;

1954年 31岁,听从爱情召唤毅然回到南京……

86岁的王楚英,他的“时间简史”就是一个传奇。

乡村教师的梦想破灭

1923年,王楚英在湖北黄梅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

家里很穷,但王楚英的父母却省吃俭用把他送到了私塾学校,“那时不像现在,没有正规学校的,私塾老师教《三字经》《论语》,每天还要让学生们给孔子磕头,非常枯燥。”王楚英笑着摇了摇头,他说当年他的理想是在青山绿水的乡村里做个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可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理想化成了泡影。

1937年年初,那时已经有了学校,王楚英是湖北武汉的一名中学生。战争虽然来了,但在相对平静的校园里,王楚英并没意识到战争的临近,他还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王楚英作为高二新生,要在湖北罗家山参加学生军训。但王楚英没想到,就在这次极为普通的军训活动中,他憧憬的未来被彻底改变了。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当时只有14岁,身高约一米六的王楚英,即从训练场被直接送入了军营,学习翻译电报,做文职工作。

14岁的娃娃排长不怕死

一个月后,“八一三事变”爆发,淞沪会战打响。

这一天,也就是8月13日,是王楚英一生中印象最深刻、最值得纪念的一天:14岁的他在这天生平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并被安排到了第18军;也是在这一天,他和士兵们坐火车由汉口向上海进发。

22日中午火车到达上海南翔。23日凌晨,日军在川沙口、石洞口登陆。11师彭善师长转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手令,“着33旅速赴罗店拒敌”。2.3平方公里的罗店是沪北拱卫宝山的第一大镇。这里向西通嘉定,向南通大场,到了大场,就切断了京沪线,切断了敌军的外援通道。从战略意义上说,占领了罗店,便占领了淞沪战场的主动权。

王老告诉记者,在上海的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中国军队用“一寸山河一寸血”来概括这片土地上的激烈搏杀,日军则称罗店为“血肉磨坊”,堪比一战中的凡尔登绞肉机。

“说真的,你问我跟日本兵打仗,怕不怕。当然怕。淞沪会战刚开始,我还是一个胆小的孩子。”罗店一役,带给现年86岁的王楚英太多的回忆。第一次看到飞机轰炸,炸弹就在身边炸响,听到机关枪嗒嗒地响,那子弹在头上嗖嗖地飞,王楚英是吓得浑身发抖,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但是枪声越来越密集,王楚英惊恐地看到有的同伴胳膊都被子弹打断了,哼都不哼一声,心里万分羞愧:“战场上,无非是死,无非是伤,伤了是痛,死了倒一了百了,永远都不痛了。”这样一想,王楚英跟上去抢救伤员,旅长叶佩高看到他,就问:“你也来了?”王楚英说:“他们是好汉,我也不是孬种。”旅长点点头。这一仗后,少年王楚英升任33旅特务排第二班的班长。

“记得早上,炊事员送了一大桶饭到阵地上,晚上再去收拾碗筷的时候,几个炊事员都哭着回来了: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没有人吃我的饭了啊……”可是战争还得继续,23日晚上7点多,特务排长周大鹏端着机关枪扫射,不幸中弹身亡。叶佩高对王楚英大手一挥:“排长牺牲了,你来指挥吧。”14岁少年就这样被推上了指挥官的位置。在战斗中,王楚英组织部下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辆装甲车,创造了军事奇迹。

24日晚,军长罗卓英夸奖33旅罗店一仗打得好。旅长把王楚英介绍给军长,看着一脸稚气、身材瘦小的王楚英,罗卓英爱怜地摸摸他的头:多大年龄呀?王楚英答:14岁。罗卓英赞赏道:还是个娃娃嘛,不过,你是个能打仗、不怕死的娃娃排长啊!从此“娃娃排长”的称谓就这样传开了。

王楚英很聪明,工作极为出色,他的表现引起了一代名将叶佩高的注意。叶佩高欣赏王楚英的能力,把他调任为自己的专职译电员,领准尉军衔。“叶旅长30岁刚出头,但看上去却像二十来岁的小排长,个头不高,面容清秀,和蔼可亲,没有将军的威严。当他得知我也是家境清贫的农家子弟,和他的童年生活相似,对我更为亲切,命我跟在身边担负阵中日记、作战机要日记的书写和传令军官工作。从此我身背图囊,内装密电码和日记本,腰悬手枪,时刻跟在叶旅长身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楚英受英军总司令胡敦的派遣,进入缅甸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并担任英17师联络参谋。据说,当时印度英军总司令韦维尔认为缅甸是英国的重要属地,也是印度的屏障,如果日军占了,将来英国还可以从战后的“和会”上把它收回来。若是中国军队来缅甸,那么英国就无法赶走中国人。因此韦维尔最初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只是请中国派人入缅组建华侨抗日志愿队。

这种背景下,王楚英被英军选为驻英军17师联络官,并奉命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任指挥官。对于英军为何选中十八九岁的自己,王楚英分析说:“也许他们是认为我年纪小,军衔低,能够成为傀儡。”不过,王楚英没有给中国人丢脸,他组织起了一支数百人的华侨抗日志愿队,在经过简单军训后,1942年1月6日,志愿队在毛淡棉破获了日军的一个情报站,侦破了日谍要炸毁英舰“奥马哈号”的阴谋,保全了英第17师数千官兵的生命。

“当时的英军17师师长史密斯称我们华侨志愿队是上帝给他们的厚礼!”王老说,就在那天凌晨,志愿队在缅甸毛淡棉港口巡逻时,发现有两名形迹可疑的人划着舢板向英军17师所乘的运输舰靠近,队员在水里将这两人抓获,并从两人身上和舢板上搜出装有引爆装置的炸药。“两人交代他们是和两名日本间谍从泰国潜入毛淡棉的,日本间谍派他们炸毁英舰和港口码头设施。后来这两人带路,将正在发报的日本间谍抓获,摧毁了日军的阴谋并解救了英军17师数千官兵。”

1942年2月23日,英第17师被日军两个师团围困在锡唐河东岸,当时河上桥梁已被炸毁,滔滔河水断了退路。王楚英回忆说:“当时,英军支撑不住,打算投降,我连忙找到史密斯,表示决不投降,一定要突围。随后,我驾驶装甲车第一个冲向日军阵地,在志愿队的带领下,英军也紧随其后突围。这突然的袭击,把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他们被迫后退七八公里。包围圈被撕开一个大口子,英17师最后全部突围。事后,英国政府授予我勋章,并发了10英镑的奖金。”

传奇老兵的幸福爱情

笔直挺拔的身姿,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86岁的王老,仍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仪容,神情却谦和且平静。“想了解那段历史,我给你们讲讲。不要写我的故事,没什么好写的。我只是个小人物。”一生的传奇经历,王老自己却用“苍白”来形容。

1949年,王楚英跟着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来不及和妻儿告别。那时候,大女儿才刚刚出生两个月。那个年代,这样的情况很多,从此,夫妻天各一方。王楚英无法割舍对妻子的爱恋思念。1954年,竟然有了个机会。蒋经国派他去香港公干。到香港后,他想方设法与妻子取得联系,妻子一句“你回来吧”,已经升为少将的王楚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优越的生活,回到了南京。问及当年他的手下现都已当上了中将,自己却在风华正茂的时候选择了退出,回家与亲人团聚,面对现状有没有后悔过,王楚英老人淡然地笑了,“从来没有,我的家这么幸福,人生的幸福莫过于此……人生,真的不在于权不在于钱,而是在于不要为明天担忧,不要为儿女们担忧。”

其实不用说,老人的家里到处弥漫着温馨:墙上到处挂着家人的照片,“这是我老伴年轻时的照片,那时候她才19岁噢,我们刚认识;这张是我大女儿小时候的,像个洋娃娃;这是孙子、孙女,现在都上大学了……”老人开心地在每个房间来回跑着,逐一介绍着。

回忆起与老伴的相识相恋,老人又笑了。“那时日本投降了,我们的司令部就在现在的大方巷江苏省委第一幼儿园,原来是中山北路45号。有一天,我推自行车出门,她跟着老师从鼓楼那个方向过来,那个老师是医院的眼科主任,和我认识,彼此打了招呼,我就提出请他们晚上一起吃饭。”王楚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年轻……他一眼就对这个姑娘有好感了,吃完饭,有意识地请她留个名,一看,人长得可爱,字也写得漂亮。老人起身从书桌旁翻出一本笔记本,“你看,这就是她写的,字漂亮吧!”

文革中,王楚英曾经的特殊身份,自然为他和家庭带来了灾难。“他们说我是大老虎,活老虎,千万不能放虎归山,不敢把我下放到农村去。”王老哈哈一笑,这倒是因祸得福了,虽然在南京关黑房子,审查……但毕竟和妻子、孩子没有分离。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时间就在平淡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王老已经80多岁,相濡以沫的老伴在2007年8月23日睡午觉时突然中风,最近又躺进了医院康复疗养。“那天,她就睡在这张沙发上,后来我进来时,就发现她摔在地上了,身子不能动,也讲不出话来,我急忙把儿女们叫回来,打了120把她送到医院,现在没事了,就是右腿不好动,痛得厉害,不大会说话了。”不过,老人说,就是这样,老伴还像年轻时一样,喜欢向他撒娇。“前几天忙,没能去医院看她,女儿跟我说,妈妈挺不高兴的,连东西都不肯吃,问‘是不是因为爸爸没来’,她说是的。”王老因此急急地跑到医院,一看到他来,老伴就开心了,“我回到家,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大声地喊我‘老伙计’。”王老高兴极了。“老伙计”,是老伴对他的昵称,由于老伴中风后说话困难,已经很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王老现在的生活还挺忙,原本到了这个年纪应该在家看看书散散步,过过悠闲的日子。但他近年来也在致力于抗日战争的研究,特别是远征军历史的研究。“像我这样的见证者不多了,要趁着现在,把这些记忆尽量完整地留下来。”王老家里的电话热得很,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电话又响了起来,老人耐心接听了许久才放下来——一位远征军的妻子打来的。“她从别人那儿知道了我的经历,想打听知道不知道她丈夫当年的情况。”王老陷入沉思,良久,才摇摇头。他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想寻找自己亲人的线索,四川、东北的尤其多。“很多人都没能回来,甚至都不知道葬在哪儿。有些认识,有些不认识。我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尽量告诉他们。至少让他们明白,自己的丈夫、父亲,当年在那片土地上为保卫国家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目前一部反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浴血奋战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正在热播,王老却遗憾地告诉记者,他看不到这部电视剧,因为他患上了白内障,双眼已看不太清东西。但老人却依旧精神矍铄,问及秘笈,老人爽朗地笑了,“用我老婆的话说,就是八个字:嘻嘻哈哈,傻里傻气。”

印缅战场,他给史迪威将军当参谋

应英国请求,经中美英3国协商,由精锐部队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人数最多时达到3个军12万人。此时,王楚英被调到了远征军的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身边,担任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跟随史迪威将军两年零八个月,这段生死与共的经历,对于王楚英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令人无法忘怀的岁月。就像电影那样,常常一幕接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自己仿佛回到了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又跟随在史迪威身边,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或驾驶那辆吉普车,载着将军深入枪林弹雨、炮声隆隆的前线。

初见史迪威闹了个不愉快

1942年3月3日上午10时,王楚英到机场迎接史迪威将军。

回想初见面的情形,其实闹得并不愉快。用王楚英的话来说:史迪威就像给最讨厌酸辣口味的他,硬灌下了一碗“酸辣汤”,无法入喉,难受极了。

“那天安排我给他开车。史迪威一下飞机,我看见他,这哪是个将军呢,像个教授一样。背有点弓,瘦瘦高高。”快到汽车旁边了,中国驻缅军事代表侯滕就招手让王楚英过去,王楚英会意,上前向史迪威敬礼。史迪威一看,明明是个小孩子嘛,还上尉,他心里就反感了。

在美国,史迪威就有“醋性子乔”“尖酸刻薄丘八”的诨号,他性情耿直,疾恶如仇,观察敏锐却易生疑,对看不惯的人语言相当尖刻。当时,他就很不高兴地用中国话问:你是哪一位达官贵人的子弟啊?到缅甸谋得这么一个好差事。王楚英心里想,这不是诬蔑我吗?这个差事有什么好的?我是要到部队打仗的,要把我调过来,我有什么办法?我家里是农民,没有靠哪一个权贵当上尉。

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官场他晓得,达官贵人的子弟虽然当兵了,但总是留在后方,不到前面送死的,那送死的就是工农的子弟吧,或者是没有背景的子弟,所以他不高兴。王楚英伸出手来了,他理都不理。

王楚英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蔑视,但为礼仪和军纪所迫,只得强压胸中的怒火,木然肃立。侯滕在旁边看到王楚英面色铁青,晓得那句话深深刺伤了他,赶紧向史迪威解释,说他是个农民的孩子,自己出来的,会打仗,很勇敢,还指着右额下一块伤痕讲:“这个疤就是在瑞昌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伤的。我们十八军军长说,他是不怕死会打仗的娃娃排长。”

史迪威性子很爽直,一听说王楚英打过仗,再仔细看看疤,立即改变了态度,主动来跟他握手。完了以后还说,你们走吧,我坐这个小娃娃的车子。

点名要他当参谋兼警卫队长

不打不相识,王楚英给史迪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开赴越南湄苗之前,史迪威点名要王楚英作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这么重要的位置,按理轮不到王楚英。中方起初为史迪威选定曾留学英美、又是“陆大”毕业的中校情报参谋刘芳榘为联络参谋,另派精通日语、英语的商鼎新少校任“史总部”警卫队长。没想到,被史迪威一口回绝,非要“娃娃上尉”。于是,19岁的王楚英身兼两职,率领起59人的警卫队。

到了湄苗,前来迎接的先遣参谋多恩,把史迪威安排在向浸信会借来的红楼。里面布置得挺不错,粉刷一新,还摆放着各种工艺品,俨然就是一幢高级别墅,还雇用了十几个缅甸仆役忙着端点心泡茶。可是,史迪威走进来一看,屋子里地图没挂、也没有军用电话,立即火了。“你把这里布置成这样,是想开旅馆,还是要办疗养院呢?”狠狠训斥了多恩一顿。

为了缓和气氛,王楚英迅速挂起地图,进行战情汇报。史迪威还是不高兴:光有地图不行,作战指挥室还得有一个体现缅甸有关地形的兵棋沙盘,并要多恩连夜找人来做。多恩傻眼道:这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找人,离天亮还有好几个钟头呢。见史迪威眼一瞪又要发火开骂了,一旁的王楚英心中暗自盘算:我们警卫队59个中国人里一定有能工巧匠,应该可以做出来。即对史迪威说:这事我来做吧。他马上把59个人集合起来,找到会木匠活儿的,会捏泥巴做泥塑的,一刻不停连夜施工,终于在天亮之前把沙盘做起来了。

一夜的忙碌,让王楚英领教了史迪威严谨的军人作风,这种作风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在此后两年多的朝夕相处中,王楚英对待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辅助史迪威的工作中,他对打仗也有了更成熟的感悟。或许正因为如此,后来,王楚英对史迪威攻打缅北的军事计划,有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千人打败近万日本兵救出英军

作为史迪威的联络参谋,王楚英见证了中国远征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胜败荣辱。调到史迪威身边不久,就爆发了仁安羌战役。

仁安羌是缅甸最大的油田,也是盟军油料供应基地。1942年3月中旬,日军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北进,向英军进攻。此时的英军自仰光失败后,逢战即溃。日军以两个联队(相当于我军两个团)的兵力绕过英军后方,占领了仁安羌油田,将英军7000余人围困;同时又以一个大队(差不多我军一个营兵力)占领宾河北岸渡口阻击增援。英军粮弹俱尽。

“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请求迅速援救。史迪威随即派我将手令送去给新38师师长孙立人。”由此,王楚英也亲历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战役。

4月19日拂晓,经过周密计划,孙立人麾下113团团长刘放吾带着部队秘密渡河,奇袭仁安羌。清早天不亮就开打了,一下子就摸到日军炮兵阵地,又是手榴弹又是冲锋枪。敌人的炮兵连开炮机会都没有,掉头就跑。后面的日军以为是整个阵地崩溃了,慌忙派了一个大队来增援。刘团长带的两个营,其中一个已迂回到敌人援兵的后面,前后夹击,把新上来的那个大队也打垮了。“那个英国兵本来都很软弱的,忽然他们力气来了,抱起那个中国兵向天上抛。”王楚英记得,英军第一师师长跑上山头,找到正在指挥作战的孙立人,抱住他就哭,把孙立人的衣服都弄潮了。

“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以少胜多轰动了世界。我军参战合计不过1121人,打败了装备精良的近万人日军部队,在王楚英看来,只有善谋善断的孙立人将军才能够作出这种以寡击众非凡决断。

不过,孙立人没想到的是,当他正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再一次发起进攻的时候,英军却突然不告而退,史迪威也不得不放弃原先的“平满纳会战”,改为筹划曼德勒会战。这样一来,新三十八师就深陷敌后,只能够担任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中国远征军丧失了有利战机,随之而来的,是盟军的全线崩溃和数万远征军将士葬身异域。

密林中蚂蟥吸干战士们的血

美、英、中三方各有各的想法,战略意图混乱。史迪威寄予厚望的曼德勒会战还没有开始实施就已经宣告破产。中国远征军被迫撤退。

5月1日,第五军杜聿明决定突围回国,直奔云南。然而中国远征军回国的道路已被日军切断。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杜聿明无计可施,下令远征军部队各寻生路。他自己率领一万三千人的部队,闯入被当地人称为“绝地”的野人山,希望能绕路回国。

当时,有1500名伤兵实在无法随军长途跋涉,从大局着想,他们留在了莫的村堪迪佛塔旁的医疗站。但也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慨然于5月21日凌晨集体引火自焚,含恨而终。

回国的路途,同样惨烈。正值缅甸雨季,野人山洪水汹涌,蚂蟥、瘴气、传染病,环境复杂的原始密林中,到处潜伏着中国军队无法想象的死亡危机。

王楚英说,密林中的蚊虫叮人很厉害,特别是树上的旱蚂蟥,许多人走累了,就靠在树下歇一歇,蚂蟥悄悄从树上掉下来,钻进去,就开始疯狂地吸血。后面的人赶上来,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恐怖情形:他们动也不动,满身的蚂蟥还在拼命吸着他们的血,人,已经死了。因为缺乏向导,很多人迷失了方向,饥饿、疾病……一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折磨,在绝望中相互射杀。

一万三千人,有一万人,就这样死在了缅甸的丛林里。

只有一位将领没有听从杜聿明穿越野人山的命令。他就是奉命为第五军殿后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再三观望、再三犹豫之后,他放弃了拼死回国的念头,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议,在最后时刻把队伍拉往了印度,后来改称为驻印远征军。

王楚英和部队一起,在印度静静地等待着反攻时刻的到来。

胜利临近,史迪威被迫黯然离去

1942年,中国驻印军在兰姆迦重新整编为新一军。史迪威成为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

在史迪威的反攻计划中,建立敌后突击队成为重要部分。想到王楚英在缅甸曾组织过志愿队,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王楚英,让他和英国皇家远程突击队的总司令温格特共同组建中英美联合敌后突击队。在日军后方展开救援和突袭。

1944年,史迪威派突击队奇袭缅北重镇密支那。在王楚英看来,史迪威的路线选择有点问题,密支那行动,后来足足打了79天,从5月打到8月。“我们牺牲六千多人,日本人死了三千多人,这个代价太大了。”但无论如何,密支那一战,为后来盟军收复缅北奠定了胜局。

随着各方面的逐渐成熟,王楚英对史迪威在敬佩之余,也有了一份隐隐的担忧:他是个军人,却缺乏政治头脑。史迪威和英国军队的矛盾更加尖锐,他的大陆作战计划也得不到美国军事将领的认同。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驻印军的部队首长,史迪威却无法取得蒋介石的信任。

最不能让蒋介石容忍的是,史迪威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军援分配,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为标准,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内。要求蒋介石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大军,出兵支援远征军战场。而且不经过蒋介石同意,竟然向延安派去观察团。

“这个老人是很不错的,但他缺乏政治眼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王楚英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果然,1944年10月,史迪威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在缅甸战场盟军胜利在望的时候,史迪威黯然离去。

史迪威走后不久,王楚英随新六军从缅甸回到国内。1945年4月,他在湘西唐湾和日军打了最后一仗。不久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约瑟夫·史迪威

(1883-1946)

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晋升中校。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不久又晋升为四星上将。1944年10月18日,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美国。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为纪念史迪威的卓越贡献,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1946年10月12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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