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女间谍:她把英美原子弹资料偷给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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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


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


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


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


从鲁特·维尔纳的姓氏说起


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大都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按照日本人德文发音习惯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这位“汉布尔格夫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鲁特·维尔纳,是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Rudolf Hamburger)来上海的,她丈夫是英租界的市政建设工程师。她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鲁迅先生的,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之称的里夏德·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鲁特·维尔纳当时的全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 Hamburger),娘家姓库钦斯基,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Juergen Kuczynski),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人,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这位女作家鲁特·维尔纳。


她怎样成了共产国际情报员?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即1930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初来上海,由于她丈夫有个体面职业,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从此又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莫斯科,后来被派往日本,1944年11月在东京被杀害。鲁特·维尔纳也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职业训练,于1934年夏天与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隐蔽的斗争。在莫斯科她去阿尔巴特街苏联红军情报局报到时,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呼她“索尼娅”,开始她很纳闷儿,慢慢从他们的谈话里才弄明白,原来是佐尔格为她取了这个职业性假名。


佐尔格怎么会想到给她取这样一个名字呢?一是因为“索尼娅”在俄罗斯是个广为流传的女性名字,便于苏联同行记忆;二是因为他们在上海居住时,常常在欧美人士聚会上听见一首流行歌曲,名叫“当索尼娅幸福地翩翩起舞”。这首流行歌曲节奏明朗欢快,很适于伴舞,想必给佐尔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向情报局推荐鲁特·维尔纳时,故意为她取了这个假名。从此以后鲁特·维尔纳在苏联情报机构中便以索尼娅的名字著称,40年后她为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索尼娅的报告》。


鲁特·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人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的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鲁特·维尔纳,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牵涉进去,鲁特·维尔纳奉命返回莫斯科,此后先后在波兰、瑞士和英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直至二战结束。由于她在无形战线上做出杰出贡献,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离开中国沈阳,鲁特·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继续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女儿雅尼娜,这时在上海降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才在瑞士办理离婚手续,独自一人返回中国。这时鲁特·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中央”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反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后来弄假成真,她则由汉布尔格夫人变成了毕尔顿夫人。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


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与Tube 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 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鲁特·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干部审查,向党组织汇报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党中央干部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她找到马特恩说明来意,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没说上几句,马特恩便打断她:丫头,不必细说了,审干报告,你也不必写。马特恩显然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基层单位不知底细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向组织交代清楚,某些有“心计”的人一有机会便设法刁难她。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上干脆辞掉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号召老革命家们撰写回忆录,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去给他部下的年轻军官做报告。他看过这些材料,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劝她稍加整理,拿去出版,作为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书稿完成后,送交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审查,不料书稿从此杳无音讯,一压便是四年。鲁特·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鲁特·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其实,党的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马尔库斯·沃尔夫就主张不必删节,出版全本,因为当事人鲁特·维尔纳和克劳斯·福克斯都先后于1950年和1955年回到了民主德国,已无密可保。最后拍板定案的自然是昂纳克,其实主要是苏共中央。现在我国流行的就是这个“节本”的译文。


这本书是1977年出版的,名叫《索尼娅的报告》(我国译为《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从书名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完成本应在20年前做的事情:向人民和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出乎她意料的是,这本书一问世,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便非同一般,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是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满足于听她朗诵作品,而是满腔热忱地请她讲述20年无形战线上的亲身经历,讲述她那些极富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作者为此书荣获国家文艺奖金,1989年德国统一之前,《索尼娅的报告》印行50多万册,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还被翻译成苏联、东欧等各国文字,成为轰动一时的读物。1980年,德发电影制片厂根据这本书拍成的同名电影,使“索尼娅”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向鲁特·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第四次向她颁奖时,她终于忍耐不住,发开了脾气,她当众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跟着“起哄”。这就是鲁特·维尔纳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她想到了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绞刑架下的佐尔格;她想到了吃尽牢狱之苦的克劳斯·福克斯;她想到了曾经与自己一起生活战斗过的鲁道尔夫、恩斯特,还有那些与自己一样历尽千辛万苦,为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做了许多工作,却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的战友……她不得不删掉那些写在书里的文字,为此她感到内疚,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鲁特·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清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她为之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可她的理想并未破灭。德国是个有工人运动传统的国家,对于她这样历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来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她找出原稿,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


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德国一样,立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核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鲁特·维尔纳。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于尔根·库钦斯基。随行的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得知鲁特·维尔纳工作做得如此精细,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她称鲁特·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女记者萨比内·米德,去柏林采访已经年逾九旬的鲁特·维尔纳,待她做完这档节目,老太太已经安然辞世。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前面加了个送葬仪式,人们看到,除了家属,生前友好和推崇她的读者,马尔库斯·沃尔夫、前作家协会主席赫尔曼·康特等人,也出现在为这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顶尖级的情报人员,成绩斐然的作家送行的队伍里。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每个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这时她大概又想起了在中国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7年是鲁特·维尔纳诞辰100周年,离开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生活了将近20年的人们,逐渐产生了“怀旧情绪”,人们又想起了鲁特·维尔纳和她的《索尼娅的报告》,想起当年怀着满腔激情阅读这本书的情形。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重又推出《索尼娅的报告》,这次出版的是“全本”,恢复了删掉的那些段落。不过,这时读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这本书的全文,人们还想了解与本书主人公一道生活战斗过的男人们后来怎样了;作者的儿女们现在活得如何。为此,柏林新闻记者鲁道尔夫·亨佩尔,专门采访了鲁特·维尔纳的三个儿女。人们从发表在报刊上的采访记录中,知道了他们对各自父亲的深情回忆,对他们共同的母亲的爱和敬仰。


自从鲁特·维尔纳过世以来,除了新版《索尼娅的报告》之外,还陆续问世了一些关于她的著作,其中有德国作家艾伯哈尔德·帕尼茨的《接头地点班伯里》,凯·米尔格斯的《共产党人与炸弹》。这两本书的主人公都是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俄罗斯学者维克多·波奇卡廖夫和亚历山大·科尔帕及第合著的《红军秘密工作的女强人》,书中的主人公就是鲁特·维尔纳;此外她在波奇卡廖夫创立的“莫斯科佐尔格博物馆”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学者杨国光的《佐尔格》和张晓宏、许文龙的《红色国际特工》中,都用专门章节介绍了鲁特·维尔纳在中国的情报活动。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十频道“重访”板块,专门制作了“红色国际特工索尼娅的报告”,向我国观众介绍这位中国革命的老朋友,功勋卓著的共产国际情报员。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鲁特·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年轻人这一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她从年轻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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