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妓院为何总开在考场的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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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青楼莺声为谁啼?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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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楼莺声为谁啼?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下联是: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 “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精致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

二、青楼选美是文人雅士们泡制的一壶醇酒,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艳的,因而不论绿肥红瘦,她们都必须才貌双全,是牡丹与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与稗草的较量。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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