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万元股权之争何以让隐名投资者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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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50万元股权之争何以让隐名投资者沦为“阶下囚”? ——聚焦股权纠纷的司法程序 中国社会新闻社记者 殷宗文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一起案情简单的股权纠纷,因隐名投资者的被拘押,引起了被拘押者家属的强烈反弹,公安机关从最初的不立案到立案,检察机关数次未准批捕到最后的批捕,该案历经颇多周折和徘徊。案情本身的简洁明了和进入司法途径后发生一系列事情的“复杂”和离奇,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确实值得关注、反思和玩味。 股权纠纷起因于“隐名”与“挂名” 2007年3月6日,陈秀青和郑

1950万元股权之争何以让隐名投资者沦为“阶下囚”?

——聚焦股权纠纷的司法程序

中国社会新闻社记者 殷宗文 北京报道


核心提示:

一起案情简单的股权纠纷,因隐名投资者的被拘押,引起了被拘押者家属的强烈反弹,公安机关从最初的不立案到立案,检察机关数次未准批捕到最后的批捕,该案历经颇多周折和徘徊。案情本身的简洁明了和进入司法途径后发生一系列事情的“复杂”和离奇,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确实值得关注、反思和玩味。


股权纠纷起因于“隐名”与“挂名”

2007年3月6日,陈秀青和郑永钦联合出资,注册成立了浙江盛泽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泽公司”),公司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其中陈秀青出资本1950万元占65%股份,郑永钦出资1050万元占35%股份,两者出资皆有银行划款记录。

陈秀青经朋友王学农介绍认识了张珩,因陈秀青在别的公司任职,不便以投资者身份出面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张珩提出愿意做挂名股东,陈秀青同意并委托张珩出面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而陈秀青本人为隐名股东,张珩之妻王某挂名出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张珩出了一份“承诺书”,其曰:“本人张珩受委托人陈秀青委托,以本人的名义代持浙江盛泽担保有限公司65%的股权,该部分注册资金由委托人实际出资,以本人名义经验资投入公司。该部分股权名义上由本人持有,但所有权、处置权归属委托人。委托人作为公司的实际股东,可以以本人名义签署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法律文书,并按其出资的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委托人可将本人持有的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若因本人的行为导致委托人权益受损的,本人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本人享有该公司10%的干股,本人没有任何实际出资,注册资金由委托人出资,归委托人所有,本人仅享有净利润10%的分配权。”

2007年11月,张珩以盛泽公司注册地(在杭州市下城区)和办公地点(在上城区)不在同一个区为由,找到陈秀青说,最好营业执照做个变更,若你工作忙我代为办理即可。陈秀青同意并把公章及营业执照交给他去办理。时过半个多月,张珩还未归还公章和营业执照,陈秀青电话催其办好归还,他说再过一个星期即可办好归还。之后三天,银行职员打电话给陈秀青,问银行印鉴章是否丢失了?有人带着公章和营业执照来要求更换,说印鉴章在搬家时遗失了。陈秀青遂查问公司财务人员,被告知印鉴章保存完好。陈秀青觉得事情不妙,赶至银行查问,发现是另有人来银行偷换印鉴章,欲盗走账号里的1000万元资金。陈秀青找到张珩责问“想干什么?”,张珩说,他虽未出钱,但工商登记股权是他的,公司也是他的。陈秀青见其已生侵吞之心,遂根据其当时的承诺,把自己的股权变更至别人的名下,并发出律师函给张珩,盛泽公司亦向张珩夫妇发出“公司声明通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在2007年12月12日,将原张珩代持的1950万元股权分别转让给两位新股东,并依约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随后,张珩隐瞒挂名股东的实情,以“盗窃股权”为由,先后向杭州市下城区和上城区两家公安分局报案。


隐名投资者和王学农皆成“犯罪嫌疑人”

张珩先后向下城区和上城区两家公安分局报案后,两家公安机关确定此系股权经济纠纷而未予立案。

2008年7月8日,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干警在没有调查、没有取证、没有询问、没有笔录的情况下,将陈秀青刑拘,刑拘通知单上罪名一栏空白,三天后方被告知是涉嫌“盗窃股权”。

2008年8月14日凌晨3点至5点时,陈秀青在被关押37天后,变更为监视居住释放回家,2009年2月12日因监视居住期限已满,而被解除。2009年3月5日,杭州市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为由,对陈秀青批准逮捕,3月10日,陈秀青被执行逮捕,现在押。

向陈秀青介绍认识张珩的王学农,和陈秀青同期同样罪名被批准执行逮捕,亦在押。


匪夷所思的“债权债务”关系

让陈秀青和王学农始料未及的是,张珩向公安机关虚构了“王学农向张珩借了7000万元,已归还5000万元,还欠2000万元,王学农把我的1950万元股权抵王学农欠张珩的2000万元债了”,这是张珩借钱给王学农的一个“版本”,之后另一“版本”是王学农向其借款2000万元,欠条被王学农骗走。王学农叫屈不迭,从来就没有向张珩借过一分钱,即便借款,这么大的数额,哪能没有银行打款单据和借条呢?然而,仅凭张珩信口道来,公安机关便确定之。

王学农的亲属说,2002年至2004年之间,张珩向王学农所在的公司买房,首付了20万元按揭贷款,欠房款,先后两次延期交房款,王学农曾以公司名义借钱给他,是公司财务人员打款给他的,有财务记录为证,而诬称王学农向他借钱,纯属“子虚乌有”。

陈秀青说,7000万元来无影去无踪,王学农和张珩之间的“债务”关系,有什么证据证明呢?再说,我的股权凭什么替王学农去还债?!

妄顾铁证和法定程序的办案过程

陈秀青曾先后以多项罪名被张珩和公案机关指控,诸如“盗窃股权”、“私刻公章”、“伪造公函”、“职务侵占”、“抽逃注册资金”和“虚假出资”等。对照《刑法》条款,没有“盗窃股权”一条。检察机关最终是以“职务侵占”为由批准逮捕陈、王的

陈秀青的家人说,作为隐名投资者,能证明的证据主要有四点:银行划款记录;与郑永钦联合出资协议书;郑永钦以党员和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担保证实陈秀青拥有1950万元占65%股权的事实;张珩代持陈秀青1950万元股权的业已公证的承诺书。

西湖区公安分局在上城区和下城区两家公安机关没有对该股权纠纷立案的情形下,自行立案,有否上级公安机关的授权,不得而知;对该案定性为刑事案件且由刑侦部门直接介入,法律依据在哪里,对以上四点铁证及基本事实如何认定,亦不得而知。

在西湖区公安分局首次向西湖区检察院申请批捕陈秀青不准后,曾先后两次申请复议并向市检察院申请复核,区检、市检均未批捕,陈秀青及其家属以为市、区两级检察院二次复议、二次复核皆未批捕,强制措施也已解除,应该可以安心生活和工作了,孰料在2009年3月10日,陈秀青被执行逮捕,批准逮捕的是杭州市检察院,案由是涉嫌“职务侵占”。

有关法律人士对西湖区公安机关办案程序和杭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陈秀青提出质疑,本案是民事股权纠纷,应通过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解决,公安机关刑侦部门直接介入民事经济纠纷,违反了公安部的有关明文规定。从事实依据上看,其指出“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逮捕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而本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陈秀青有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所有对其犯罪的指控和证据仅仅为张珩一人陈述。仅该陈述证据上为孤证,尚不足以构成逮捕的证据条件。”从法定程序上看,“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零六之规定,对公安机关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的不批准逮捕的案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的十五日以内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执行。如果需要改变原决定,应当通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撤销原决定,另行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必要时,上级人民检察院也可以直接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送达公安机关执行。而本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后作出不予变更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又擅自直接更改为批准逮捕,违反相关程序规定。同时未在收到提请复核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的十五日以内作出,超过法定期限。另外,在作出批准逮捕后,未将批准逮捕的决定通知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因此,法律人士认为,“无论从法律依据上还是事实上,陈秀青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公、检)从法定程序上存在严重问题,故应立即释放陈秀青,撤销案件。”


谁在导演监仓内的“卧底”闹剧?

遭遇到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牢狱之灾的陈秀青,体验到了人生全新的一面:影视剧上的“卧底”情节活灵活现得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陈秀青说,在西湖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盗窃张珩股权,又将我异地隐名、化名关押至海宁市,在押期间,一位名叫“张华”的被关押者投放到我的监仓内与我共同居住,对我套近乎,“热心”劝我在西湖公安事先写好的笔录上签字,说只有这样才能出去。她还说,她和中央、省有关领导某某的关系甚好,叫我写个纸条给我丈夫,我丈夫就会相信她,她出去后到中央及省领导那里疏通关系,请他们主持公道。为了洗清冤屈,我相信了她,并亲笔写一张记载账号、钱款放置地、取款方法、密码等内容的小纸条以及一份该案件真实的内容,让她转交给我丈夫,以防止我出不去时他可以代我申冤。谁知道,在我回家时,丈夫告诉我,一个自称和中央及省领导关系很好的女人,并说是曾经和陈秀青同在一个监仓的人叫她过来的,拿着我写的字条(这个字条就是陈秀青写给那个名叫“张华”的女人的)找过他。那个女人以找领导疏通关系需要花钱为由,向我丈夫要了20万元钱。我丈夫发现被骗后,曾经找过这个女人,她说钱已经送给领导了,并说这么点钱送高官还不够!后经陈秀青及家人的多方求证,确认曾经和陈秀青同在监仓中的女人姓祝(身份证号码尾数是021820),此女是张珩的朋友且与西湖区公安分局的某领导往来密切。经过陈秀青家人查询,均未发现祝某被看守所羁押的记录,公安机关有没有笔录案卷,外人概莫能知。

陈秀青丈夫陈某交20万元钱给祝某派来的女人有录音为证。

事情的确富有“戏剧性”,是浑然天成的巧合?还是人为导演?目前还是一个谜。一个没有涉嫌犯罪且和张珩关系密切的女人怎么才能进入看守所呢?是谁为其进入监仓打开了“绿色通道”呢?又是谁在导演监仓里的“卧底”闹剧呢?

观察:

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公正是股权之争的解决之道

该案的基本事实主要有四点:陈秀青出资的银行划款记录;陈秀青与郑永钦联合出资协议书;郑永钦以党员和党支部书记的身份证明陈秀青拥有股权的事实;张珩代持陈秀青股权的业已公证的承诺书。对股权纠纷基本事实的认识和判断,是有司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前提性条件。对于基本事实认知判断正确与否,直接关涉案件的民事或刑事之定性问题,又直接关涉司法程序公正与否,从而最终决定该案司法公正与否之结果。毋庸置疑,实体和程序的双重公正是股权之争的解决之道和根本。

法律人士质疑办案程序不公,其立论既顺乎法理亦合乎事实。

社会民众关注此案,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和向往,有道是“对一个人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不公正。”该案进入司法途径后的关注焦点和争议在于本案到底是民事纠纷还是涉嫌职务侵占的刑事犯罪,尽管陈秀青已被批捕在押。

此案的最终结果无非有二:或者陈秀青涉嫌“职务侵占”,罪名成立;或者此案乃民事股权经济纠纷,通过民事规则解决争端。倘前者成立,表明有司办案程序公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实乃严格执法之典范;倘后者成立,则意味着有司违背法定程序,无视基本事实和证据,剥夺人身自由,滥用司法公权,践踏法治原则,为民众所唾弃。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的定性,基本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众希望看到法治原则的践行和司法公正的普遍实现,尤其憎恶和反对司法公权不遵循法治原则的逻辑,傲慢自大、为所欲为。民众的这种期待,因应着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从公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转型的历史必然。


2009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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