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严令死守武汉:"剿总"副司令唱对台戏率部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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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解放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部凌晨起义,使武**平解放成为定局。面对种种不利形势,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90岁的廖文会在接受采访时还记得,1949年2月,“我们从武汉到上海走得非常匆忙,东西都没带齐,钱也不多,就匆忙上了火车”。那年她刚30岁,带着1岁多的孩子,还有涂建堂的父母,到上海西藏路找了间偏僻的旧宅,改了姓,称自己为徐太太。


与涂建堂分开时,两人没明说,可她知道,丈夫在准备起义大事,留在他身边,只会成为障碍。


涂建堂当时是张轸兵团127军309师师长,再过3个月,张轸兵团的起义就会给国民党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


涂建堂和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关系很好,两人是北大同学,1948年,同样非蒋嫡系的张轸在河南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涂建堂去他手下任少将高参,“其实那时候涂建堂已经准备起义了,和张尹人在一起,他们常常商量蒋的气数已尽。不过他也总担心手中没兵力,去投诚共产党怕人家不稀罕他”。


在廖文会印象中,张尹人胖,特别重视吃喝,穿得却随便。也是在1948年,他就和共产党派遣来的地下党方敬之有了联系。方敬之化名小张,在张尹人的部队里活动。张轸采取默许的态度,“张轸是忠厚长者,做事不机密,1948年,白崇禧对他说想与共产党联系,他脱口而出‘我那里有小张’,小张于是难以再隐蔽在部队里”。后来还是涂建堂带部队把小张送出了信阳城。




白崇禧


白崇禧究竟是否真想和共产党联系,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涂建堂的部队调动全在他掌握中,稍一动他就会派人查问。张尹人的情况也被他追查过,后来涂建堂利用张尹人只爱吃喝玩乐搪塞了过去。


关于是否守卫武汉,白崇禧有多种考虑,他很清楚守卫武汉就是死,想让宋希濂兵团做牺牲品,可是根本调不动。最后想让陈明仁兵团守,可是陈明仁表示,“相机撤退”的仗他不会打,只会死守或放弃。无奈之下,才用到了张轸兵团。


94岁的郭大风在抗战时是陈诚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对白崇禧很熟悉。接受采访时他认为,白崇禧当时的一筹莫展,是最真实的状态反映,“他虽然心机很深,但当时和共产党作战,他几乎占不到便宜”。


97岁的宋恒青当时是涂建堂的副手,他回忆,“其实1949年元月,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就到开封和刘邓大军的邓子恢商量起义大事,邓子恢根据中央部署,说起义不要在河南,最好在武汉,配合大军南下进行比较好,还可以保护好平汉南段的铁路”。


5月12日,华中“剿总”已经从汉口撤退到了武昌长春观。不过,即使是逃跑时刻,白崇禧也没有忘记张轸。涂建堂事后多次和廖文会回忆起义那些天充满危险的片段。5月14日,张轸被白崇禧叫去司令部,原来是白崇禧事先接到了何应钦的电报,说张轸有异图。廖文会说:“老涂反复对他说不要去,可是张轸觉得不去反而会让白崇禧更动疑心,结果他执意要去。”


张轸去后,白崇禧直接拿出电报给他看,张轸不断剖白,说自己没异心,还准备把部队中靠不住的部下全部处理掉,并一再表示自己拥护李宗仁。“也不知道白崇禧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反正过一会儿他出去了,说安排张轸晚上一起吃河南菜。利用这空档,张轸找了‘剿总’的王参谋长。王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轸直接说白崇禧要杀他,然后就此跑掉。”


宋恒青回忆,“最危险的那段是过武泰闸,当时闸上有人看守,他喊副官坐汽车通过闸上检查站,自己步行绕了一大圈才回到金口”。


当时涂建堂与张轸失去了联系,以为他已遭不测,5月15日凌晨起义,就近构筑工事,摘除国民党帽徽,“起义后,他们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他们”。


涂建堂后任黄冈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武汉发洪水,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结果被省领导看中了,他后来一直在湖北省水利厅,虽然水利不是他的本行,可他特别重视学习,成为著名的水利专家”。


逃回金口的张轸不断接到白崇禧的电话,说让他再去武昌,不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张轸不会再去,下午就用解放军江汉军区的规定代号“五五五五五”通令全军,2万多人的兵团反戈一击,使武汉的和平解放成为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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