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今后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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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日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频繁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让人们看到了两国领导人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而忙碌、实干的身影。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并将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作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展开了热烈讨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

中日保持高层密切沟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频繁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也让人们看到了两国领导人为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而忙碌、实干的身影。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并将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作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展开了热烈讨论,“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根本”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在对华关系方面“理性稳健派”逐渐占有上风。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中日各自国家利益的认识在两国大多数人当中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和常识。

第二,当前世界面对的三大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疫病危机正在“逼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加强协调合作,“同舟共济”, 减少人类内部的争斗和内耗,集中力量应对人类共同的危机。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在上述全球性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协调合作”而是“如何加强协调合作”的问题。

第三,从布什政权后期到奥巴马政权上台,中美关系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虽然近来在日本围绕“中美关系改善对日本是否有利”有所争论,但至少那种“以中美对立为前提的对中政策”主张显得过时并日益失去市场,寻求“日中美三边关系趋于平衡”乃至“应推动日中美战略对话”的政策主张日趋抬头。从今后相当长时期看,一方面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改善将可能对中日关系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四,尽管日本有些势力对中国两岸关系升温感到不快,有人甚至企图从中浑水摸鱼,然而越来越多的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两岸关系升温将对中日关系带来正面影响。最近美国奥巴马政权对于两岸关系持续升温表示了赞赏,有中国学者分析认为这“预示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敏感度开始有了实质性降低,中美被‘台独’势力拖入战争的可能性渐行渐远。”这意味着台湾问题作为影响中、美、日关系的负面因素的作用将可能趋于减弱。

第五,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引发了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思以及有关“各种资本主义模式”的激辨。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战后以来日本创造了颇具“日本特色”的发展模式,并影响了不少亚洲发展中国家。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日益感到需要探索一种不仅适用于单个国家、而且适用于整个地区的、面向21世纪的“亚洲可持续发展模式”。随着日本经济融入亚洲经济的程度、广度、深度日益提高,日本的“脱亜情结”正在逐渐被“返亚情结”所取代,中日两国将可能在共同振兴亚洲的事业中成为携手合作的伙伴而非“争夺主导权的对手”。

综上所述,我们有诸多理由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感到比较乐观,但也不能不注意到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各种负面因素依然存在,并将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作为两国共同努力的课题。

第一,在历史问题上,虽然我们采取了“既要认真解决历史问题,又要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所谓“双管齐下论”,打开了持续多年的中日政治关系僵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日已经实现了“历史的和解”, 从最近中日双方乃至各自国内围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几部电影作品的各种反应来看,要真正做到“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其实很难。显然,中日两国要像法德两国那样实现“历史的和解”,还需要双方付出艰巨的努力,需要将其作为一项包括政府外交、民间交往、宣传教育、历史研究等等在内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来共同加以推进。

第二,如何与“崛起”的中国相处,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未曾遇到的一个新课题。从日本的媒体看,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既复杂又多元,日本的精英层一方面对中国迅猛发展在心理上出现不平衡甚至产生危机感,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在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地区、城乡差距拉大以及腐败问题等,从心理上感到不服气,有些日本人仍然看不起中国,日本的媒体也喜欢挑中国的毛病,用以证明“日本自己还行”。

第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核心词在于“战略”和“互惠”,两国出于战略互惠的需要,有时需要避免一时一事的计较与纠缠。然而,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中日高层出于战略考量所展开的外交博弈过程往往会被立即曝光,在部分民众中引起强烈的情绪化反应,致使外交乃至决策高层不得不将“谨慎”置于突出地位,在施展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方面受到局限。当前在日本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某些政治家出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理念,无视中国领导人关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得到改善“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双方应共同珍惜、维护”的语重心长的殷殷之言,往往就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做出一些有悖于中日之间相互承诺、甚至挑衅对方国家核心利益的事情,这种“阵发性”问题可能增加两国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出现新的波折的可能性。

第四,钓鱼岛主权争端和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日益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突出矛盾,或可能上升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如何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开发海洋资源的紧迫需要”与“主权争端久拖不决”之间的尖锐矛盾的、现实可行、互利双赢的措施,考验着中日两国的智慧。

第五,在这次领导人会谈中提及的“饺子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之不足,相互感情之脆弱。在中国看来,这是一个“个别案件”,尽管我们为侦破这一“个案”做了很大努力,但至今没有侦破,而作为“个案”在长时间无法侦破的例子,在世界各国比比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然而,在日本,“饺子事件”经过日本媒体的热炒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其内涵就是中国出口日本的食品“不安全”甚至“有毒”, “饺子事件”居然成了近年来日本国民当中对中国持有好感的人数比例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今后,如何建立一种防止突发事件影响两国关系及国民感情的机制,成为两国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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