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犯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当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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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成为清政府的一名通缉犯。富有戏剧性的是,通缉犯梁启超却直接介入了清朝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五大臣为何要请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当枪手?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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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成为清政府的一名通缉犯。富有戏剧性的是,通缉犯梁启超却直接介入了清朝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五大臣为何要请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当枪手?来看看历史的真相。


梁启超为清廷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笔,草拟奏折,大概是清末立宪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称奇。





对于这样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正传野史中虽然不乏记录,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论阐发,但流行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文献印证。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


陶菊隐的说法


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六君子传》中绘声绘色地叙述道:


这几位先生(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戴鸿慈、端方、载泽、尚其亨、李盛铎),叫他们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有余,要叫他们考察宪政,则可谓“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风气,官越做得大,事体越清闲,自有手下人为之撑腰垫背。五大臣带了若干参赞、随员,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就是后来大大有名的湖南凤凰人熊希龄。


……(熊希龄)想再找一个替他垫背的,想来想去,想到同乡人杨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个条陈:“我们匆忙到外国,不久又匆忙回来,不易搜集材料。纵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国国情不尽与我国相适合,不易整理就绪。依着希龄的见解,不如物色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们回国时即以之为蓝本,润色之而出奏。”


那几位大臣对此无成见,只要自己不动手,无论哪一个做枪手都成。关于枪手的人选问题,熊希龄以为中国精通宪政的有二人,一为梁启超,一为杨度。梁启超是朝廷的罪人,杨度则无所谓,不如先找杨度再说。熊希龄的上司说:“好,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你到东京辛苦一趟,先和杨度接洽。”


熊希龄立刻乘船到东京,见了杨度说:“皙子(杨度字皙子),你的机会到了!我请你帮忙,同时我却替你帮了一次大忙。”杨度向熊希龄投着一道惊疑的眼光,熊希龄却汩汩滔滔地说了一切经过,并且说:“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杨度想了一想,这正是“借尸还魂”的机会,便欣然应允了。等到熊希龄由日本返国覆命的时候,杨度又把枪手的责任分一半给梁任公,杨度自觉学问渊博不及梁启超,行文之流畅亦有所不及,便把难题目交给梁启超做,这个题目就是《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自己拣了两个比较轻松的题目,一为《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一为《实施宪政程序》。……


且说五大臣倦游归国时,枪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们搔首顿脚。又是熊希龄出主意,要他们以“考察东南民气,并征集名流意见”为由,在上海饮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东京催促枪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马进京,根据梁杨的蓝本奏请立宪。丙午年(光绪卅二年)七月,经过御前会议,清廷乃下“预备立宪”之诏。


《六君子传》194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改名《筹安会“六君子”传》修订再版。1957年陶菊隐新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陆续发行,这段极富戏剧性的描述再度出现。此书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旧。


由于陶著流传广,影响大,这一说法被不少作者袭用。细究其言,陶说其实有不少错误。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由于启程之日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五大臣改为分两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国别的分工,归来的时间自非一律。当戴鸿慈与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时,载泽与尚其亨已经北上(李盛铎已留任驻比利时出使大臣),五大臣并无聚会上海、一同坐候考察报告从日本送来的机缘。

梁启超年谱的记载


不过,陶菊隐的叙述并非全无根据。以资料翔实丰赡著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1936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项下有记:


日俄战役停止后,清宗室中的开明分子,因鉴日本以变法强国,多有维新的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张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当日端方频以书札与先生往还,计秋冬间先生为若辈(编者注:端方等人)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的奏折,逾二十余万言。


这里的记载,与陶菊隐的说法有所印证。


有趣的是,1983年《长编初稿》经过修订后正式出版,易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项下增加了一条:


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


后两句显然有取自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痕迹。《史话》称:


一九〇六年八月(阴历七月),清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同意了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而仅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来的“考察宪政”的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


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学界的情形。


经由《梁启超年谱长编》的传播,梁启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国宪政报告》曾经清御前会议通过一说,也由野史传言变为信史确论。


这么重要的文件难道全部丢失了?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代五大臣作考察报告的是杨度和梁启超。两人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杨度作《宪政大纲应吸收各国之所长》与《实施宪政程序》,梁启超作《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


然而,遍翻已经公布的宫中档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和各种杨度文集、梁启超文集,并未见到陶菊隐言之凿凿的三篇文章。至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称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同样不见只字。

惟独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此题目显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窃职恭读上谕,有特派重臣游历各国考察政治之盛举。”揣摩其中通篇以“职”自称的下属口吻,即便认作代拟,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龄一类随从官员,决非钦派出洋的五大臣。


当然也可这样解释:杨度与梁启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时已改了名称。但究竟哪份奏折可以指认为杨度、梁启超所拟,或与这些题目沾得上边,凭现在公开的资料,很难落实。


也不能排除清宫档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关键、重要的文件竟会全部遗失,于情于理,无法让人相信。




梁启超信中透露绝大秘密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节录过梁启超致友人徐佛苏的一封信。徐曾参加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倾向革命;此时已改弦更张,服膺君主立宪,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为其所信任。在这封信中,梁启超透露了一个绝大秘密:


尔来送生活(编者注:即“度过生活”)于海上者二十余日,其间履陆地者,不过三十余小时。公闻当亦大讶其行踪之诡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钞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教。)


信末又特别交代徐氏:


此文请万勿示一人,阅毕望即用书留(编者注:日语“挂号信”)寄返。


可见其机密程度之高。


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徐佛苏向编纂梁启超年谱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资料时,在信后加了一段跋语:


此函系乙巳年(编者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所谓此文万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宪政之奏议也。


原信未标日期。年谱编者据徐佛苏跋语将此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尽管我们现在无法知道梁抄给徐看的两篇奏折的题目与内容,但他所拟奏稿中,有《请定国是》一折,则可确定无疑了。而徐佛苏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倾向于认为是端方,应该说也探出了底细。


戴鸿慈与梁启超有直接联系


五大臣之一戴鸿慈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直接联系。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时任清廷法部尚书的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事,致书请教梁启超。《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抄录了此信。戴函云:


客腊(编者注:去年腊月)杪手发一函,敬问起居,并道谢感德,想邀察鉴。本日托汇丰银行转致一电,请教司法省行政事宜,与大理院审判之权限,诚恐电文简略,两署所以轇轕不清(编者注:轇轕音jiāoɡé,纠缠不清)之故,执事未洞悉内容,故谨为足下详陈之。


可知戴鸿慈与梁启超的联系亦相当密切。戴鸿慈之所以“道谢感德”,必是梁启超先已帮过大忙。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代拟奏折一事,那确实该算是“大德”。


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




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


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


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


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


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


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




新发现的梁启超稿本


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证明,这两篇奏折的捉刀人正是梁启超。


笔者新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册线装本梁启超手稿。此稿无题签及目录,原属燕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编目时根据内文所用稿纸,拟名为《新民丛报底稿》。全册收文六篇,题目及字数如下(全部整理稿见《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1.《请定外交政策密折》(约六千字)


2.无题目(约两千五百字)


3.《请设财政调查局折》(约两千五百字)


4.《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约一千三百字)


5.《条陈邮传部应办事宜》(约五千二百字)


6.《呈为留学研究一得谨陈管见以备采择仰祈钧鉴事》(约三千字)


从稿纸情况看,共分四种:第一篇黑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第二至四篇黑格,无口题;第五篇红格,加口题“东亚编译局”;第六篇红格,加口题“新民丛报草稿用纸”。


再从各篇的内文情况看,第一篇似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计,单是其中删节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页多。其余各文则无此现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启超具名的信札,这也是图书编目时判定作者为“梁启超[等]”的依据。最后一文原未单独标目,且未完稿。由于二、三、四篇稿纸相同,应为同时之作,且与其他三文合订一册,笔迹亦相近,故可断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启超之手。那时他正主编《新民丛报》,使用杂志社稿纸也顺理成章。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各篇文稿的撰写时间如何确定,哪些文稿与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奏折有关。固然,就题目而言,第一、三、四篇分别题为“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均为奏折形式,理应最切题。但其是否即为戴鸿慈与端方在上海急切等候者,仅从稿本内部,尚很难找到确切答案。


熊希龄的单独行动




陶菊隐提到,熊希龄是到日本找人代拟奏稿的关键人物。熊希龄本为戴鸿慈与端方出访各国的随员,但他仅随同两人到了日、美、英、法、德,此后便单独行动了。



周秋光著《熊希龄传》钩稽了熊希龄随使出洋期间的行踪: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从意大利海岸登舟启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闰四月初五日(5月27日)发电给在俄国考察的戴、端后,随即东渡日本。


熊希龄赴日时间大抵在同月十一日(6月2日)之后不久。六月初一(7月21日),戴鸿慈与端方先行抵沪,而直到六月初五(7月25日),《出使九国日记》中才出现“熊希龄自奉天来”的记述。


熊希龄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拟往北海道调查垦务,为奉天计也”,也有“使节谆嘱,未便明言”的隐情(光绪三十二年熊希龄《上瞿协揆书》)。自赴日到回沪,中间约五十天,熊希龄正好可以安排在日与梁启超晤面、请其写稿二十余日,并“绕道至辽”、见盛京将军赵尔巽面陈受其委派调查日本开垦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义上是受盛京将军赵尔巽委派到北海道调查垦务,回来后即被赵委任为奉天农工商局总办)




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


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


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


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


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


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启超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


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ì,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


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启超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


杨度与奏稿无涉


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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