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

在早报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觉得在中国也需要,不知道中国国人及高层看法,现摘录如下,以示大家!



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

三国时代蜀国名臣诸葛亮在《将苑·戒备》中说:“夫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信哉斯言!


诸葛亮始终一贯地信守与实践此言,在毫无根据地的情况下运筹帷幄,“鞠躬尽瘁”地辅佐刘备完成建国大业,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但是,蜀国命运也随着诸葛亮之死而结束。


回顾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不禁深感万幸。新加坡得天不厚,没有天然资源与屏障,地小人寡,在近邻大国虎视眈眈中建立起新国家,整个过程真的是如履薄冰,随时都有冰碎灭顶的危险。幸得我们第一代建国者多是贤能之士,他们无畏地领导政治团队渡过重重难关,终于在国际间占有一席之地。


平心而论,建国之初,政治领导层无论在国策与宪法的策划与建立上,无不具备“国之大务,莫先于戒备”的思维方式与高瞻远瞩的视野。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种族和宗教问题在建国伊始,便当作“国之大务”的首要问题看待,绝对不容许有所差错或疏忽。


别以为船到桥头自然会直


我们的学生每天必须念“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的誓约,从小坚守“不分种族”的善道。我们在教育上一视同仁,没有“固打”限制的培育不同族群的人才;我们用人唯贤,杜绝贪赃枉法和裙带风。


《神童诗》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用在新加坡再也精确不过,新加坡人不论来自什么族群、阶层、性别,只要自强不息,都有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我们的多元化宗教信仰,在宪法上有明确规定,例如第16章第3节:“除本身的信仰外,没有人应被令接受任何宗教指导、参与宗教仪式或崇拜。”任何宗教团体所展开的宣教活动冒犯了或有损于其他的宗教团体,“宗教和谐总统理事会”(1992年成立)一接到有关投诉都会立即处理。


再加上“全国教会理事会”、九大宗教团体、族群互信圈等组织的协商共识,新加坡已形成了一个多元宗教和睦共处的社会,换言之,新加坡的宗教和谐已是名闻遐迩的品牌。

2006年,英国工党国会议员萨迪克·汗率领英国五人回教代表团来访,学习新加坡不同宗教及种族和平相处之道,说明我们的成果已受广泛重视。

其他如公积金制度,居者有其屋计划、保健医疗政策、新生水生产,都属于“国之大务”,也都早在政府“莫先于戒备”的思路下逐步完成。因此,建国40多年来,我们过着相对太平的生活,即使遇到一些难以预知的难题,最多也只是有惊无险。


但是,这种相对太平的生活也使一些人产生错觉,以为凡事都会理所当然地船到桥头自然直。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事件,显示了一些人的戒备心已经松懈,居安不思危,不禁令人忧心。


AWARE事件来得正是时候


去年,我国接连发生逃马(回教祈祷团头目马士沙拉末潜逃)、犯人从法庭拘留所逃走、国人错拿儿子护照却得以通过机场关卡等事件,足以说明这些不该发生的个案发生了。最近发生的AWARE(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执委会改选的连串风波事件,也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AWARE突如其来的“夺权”事件,令举国注目。新执委会“夺权”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旧执委会主办的性教育课程(并在有些校园里推行多年)有倾向于推动同性恋为另一种正常生活方式的意图。但新执委会成员多数来自同一个教会,不免令人生疑,于是劳动了“全国教会理事会”发表不容许教会介入风波的声明。


旧执委会惊魂甫定,召集大批人马在5月2日的特别会员大会中推翻新执委会,重握“政权”。


在这次风波中,教育部的举措令我不安。它共有三个动作:


首先,教育部声明没有收到有关校园推动AWARE的性教育计划的负面投诉(没有表示要调查);


其次,网上流传了备受争议的性教育课程导师手册,教育部声明已介入调查;

再次,教育部来函报章,声明中止校园里的AWARE性教育课程。

我要很冒昧地说,教育部在这课题上显得很被动。教育事业乃“国之大务”,岂能没有戒备心?如果没发生这场风波,有关课题没浮上台面,这课程依旧在校园里推行,万一将来产生不良后果,谁来负责?


绝大多数家长非常信赖教育部,根本不会质疑校园内各种课程,他们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到校内听课,导师手册又不能得而阅之,如何发现问题而来投诉?


总之,AWARE所发生的连串问题虽然来得突然,但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非常有意义的思考资料或教材,同时及时纠正我们已经松弛的心态,重新走上居安思危的道路上去。


苏洵在《管仲论》中说得好:“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说明成功与失败都有其根源。我们能不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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