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遭见乞丐街头拿道具讨钱,三天竟赚了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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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普遍存在着制造假象以博取同情的乞讨现象,不少的人抱着“患病”婴儿、带着假骨灰盒、持假学生证等在街上进行乞讨。这样的欺骗行为使公众开始质疑乞讨者的身份,不再轻易施舍。2007年,重庆曾有媒体报道,在渝人大代表陈贵云向大会提交议案称,城乡低保制度将从根本上解决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因此应该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禁止职业乞讨,以解决日趋严重的城市乞讨问题。然而,“职业乞讨”的现象并没有因此有所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

“和我聊天,一分钟一块钱”

近日,在重庆江北区建新西路金观音家俱城门前,频繁出现一个身着迷彩服的年轻人,不停寻觅路人随手扔下的饮料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烂的地席,地席上躺着一位棉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病人”,只有些许凌乱的头发暴露在外,身旁显眼的地方斜放着一个字板:“我来自四川灾区,希望好心人给予救助”。

这样的现象在重庆闹市街头并不少见,然而,这一次却引发了周围群众的一番热议。5月19日,记者带着疑问来到这里。

邹建春是一位在此地长期揽客的“棒棒”,一说起这个躺在地上的“病人”,他便开始愤然:“这就是个道具,弄了个理发店里的人头模型,然后再摆上大衣棉絮,裹床被子就行了,都是骗人的,哪是什么灾区的。”邹建春口中的这个“道具”正是旁边不远处捡饮料瓶的年轻人制造的。据周围人描述,每天傍晚,年轻人就把这一堆零零散散的东西收进一个破旧的行李袋,扔在路边,第二天天亮时,再摆回原样,然后他在附近一边留意着他的“作品”,一边捡些塑料瓶。在周围人眼中,他是一个职业乞讨者。

金观音家俱城的停车场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个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乞讨者不一样,他有谈吐有文化,曾见过他写英语,而且写的很不错。我觉得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挫折才不得已开始乞讨的,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么骗人博取同情心还是不对的。”家俱城旁一位做小生意的老板说:“他在这里很久了,以前110 把他送到救助站,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其实也严重影响了周围的环境。”

记者随后找到这个年轻人,希望能和他聊两句,他很镇定地回答说:“我可以和你聊天,不过一分钟一块钱。”经过一番商讨,他最终答应接受采访,条件是记者请他吃一顿肯德基。

“春节三天,我就赚了1800元”

他告诉记者,他叫张军,今年21岁,来自安徽舒城,四年前,在江苏昆山一家工厂打工,去年的金融危机使他丢掉了工作,迫于无奈开始了乞讨流浪生涯。他是在陕西安康扒火车逃票来到重庆的,4月19日到达,随后便到重庆救助站寻求救助,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遭到了拒绝。

记者原本以为他会尽量避免谈及现在的生活状况,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对这份“职业”相当满意。他说他已经利用“跑站”的方式到过除了新疆、西藏、内蒙以外的整个中国,他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西藏,在他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说现在很多职业的乞讨者都利用“跑站”在全国各大城市辗转乞讨,这也是他在江苏跟一位“资深”乞讨者学会的。所谓“跑站”,就是利用城市救助站获得去下一站的车票,运气好时还能得到少量的救助资金。不过他也提到,现在“跑站”开始变得艰难,以前可以以假地址获得前往各地的车票,而现在大多数救助站要求提供身份证或户籍证明才会予以救助,即便如此,他们也可以利用高锰酸钾,84消毒液等化学溶液将车票上的救助站公章清洗掉,转卖他人后买上一张短途车票,换到下一个城市继续乞讨。说到这里时,他显得有些得意,他说这样不仅可以从中赚取差价,还能方便的到达下一个城市。

当记者问他以这样的欺骗手段进行乞讨是否不妥时,他激动地说:“我这不是乞讨,我是在摆摊而已,而且没有以前工作那么辛苦,而且这么赚钱容易啊,我现在收入比以前高多了,今年春节在江苏昆山的时候,仅仅初一到初三这几天时间,我就收入了1800多块钱,而现在每天也能收入50多块。”

在他眼中,现在的生活只是一种经营模式,每天傍晚,他撤了“摊子”以后,就会和一个在观音桥卖花的姑娘到广场上跳舞,他很满足于这种生活。不过他也希望以后赚足了钱,学上一些技术再重回昆山当一个网络工程师,带上他喜欢的女人和他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因为那里曾经很熟悉,也有真正的朋友。

采访结束后,再次准备“出摊”的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家当都不见了。原来,金观音家俱城的一位工作人员将他的“道具”全部仍进了垃圾堆,他最后仅找到那个人头模型,他显得有些落寞:“我的摊被人扔了,明天不能摆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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