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为何台湾人甘于日本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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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更要求中国割让台湾。马关议和,李鸿章请求以更多的赔款代替割台,但是日本志在以台湾为南进东南亚的基地,坚决不肯,并以再开战争为要挟。当时中国的北洋海军已全军覆没,哪有能力再战?于是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


日本占领台湾,五十年来对台湾的发展留下深刻的历史刻痕,于台湾本身、中日关系及东亚整个情势都有重大影响。日本以重兵登陆,接收台湾的人民、土地。台湾官民不愿沦为日本殖民地,成立台湾民主国,向清廷宣告独立,不侵不叛,长为中国东藩。然而在日本重兵攻击之下,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侵略者,死伤不下三万余人,其中死于疾病者不少。台湾损失更大,官方报告中国军队死亡一万余人,实际伤亡远大于这一数字。单以嘉义以南,日军攻击扫荡村庄,不加选择,台湾百姓死者不计其数。有的村庄,尤其客家聚落,往往不分老幼,全数被害!有人“走反”逃入内山,死于饥寒疾病者,更不胜计。最不忍言者:台湾长久存在族群之间的争斗,在日军镇压之时,竟有人乘势侵夺他族聚落的土地田园,也杀戮妇幼,不留活口!


日本以优势兵力,确定了在台湾的统治权。台湾人民的反抗并未停息,延续逾年。在日本已经完全掌握台湾之后,仍有反抗的行动此起彼伏,例如西来庵事件则是规模较大之事件。到了20世纪初,台湾人民虽不再有武装行动,但希望能以议会选举取得参政的权利。林献堂等人的台湾文化协会、蒋渭水等人的台湾民众党,都是领导争取民权运动的;然而,不论是温和地向日本当局请愿,或是积极地组织民众,都未有效果。


自从16世纪起台湾已是华南闽粤移民的开拓之地,当地原来居住的族群经过数百年涵化,已经融入人数较多的汉人族群。台湾民风方言,宛如闽南与客家的原乡。然而,这一移民社会带去的大陆文化,民俗成分深厚丰富,而社会结构则有开拓社会的朴质粗犷的特色;大陆文化的上层部分,还未在台扎根。


日本殖民台湾,曾经允许台胞离台迁回大陆。当时离去的都是地方缙绅,可谓社会的领导阶层。再加上日本改变台湾的土地制度,许多垦户失去了土地,原有的土地使用者(其实也是出租土地由佃户耕种的二级地权所有者,小租户)一变而为社会的上层,他们及其子孙接受了日本教育,多数是医生或律师,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台湾的社会结构及文化趋向遂为之丕变。


日本殖民台湾,遵照后藤新平的主张,采取逐步同化政策,一步一步地改造台湾。他计划之中,台湾人接受日本教育,但教育素质不能与日本人的教育相同,重视台湾的中学设施。在1945年日本退出台湾时,日本子弟专用的中学,师资与设施都远远优于台湾百姓受教的中学。1922年曾实施日台共学,但徒具形式而已。五十年来,台湾百姓不能选举自己的议会,更遑论选出帝国政府的议会代议士了。


按照后藤新平设计的日程,完全同化台湾人当在八十年之后。为此,日本有奖励台湾人的“皇民化”政策:全家讲日语的“国语”家庭,而又愿意供奉日本神社的“麻”者,则“晋升”为“皇民”,地位超过一般台湾人。然而,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厕身“皇民”的台湾人不过百分之四。太平洋战争中,台湾人参军,也有人因此“晋升”为“皇民”,至战争结束“皇民”比率已到百分之七。按照这一进展速度,大约需要八十年,方可将台湾人完全同化。“皇民”可以担任公职,但是职级不高。日本殖民据台五十年,台湾人至多担任街庄级的职务,在警察系统也不过是“佐”、“补”类辅助之职;台湾人能在州郡级任正职者,五十年内,数人而已。甚至在工商业界,除了所谓“四大家族”(辜、林、陈、颜)拥有巨产,经营多方之外,大型企业(例如几家制糖株式会社)均由日本人经营。台湾人的事业,不外地方性的运输、制造与服务行业。于是,已如前述,台湾的精英层是各地的医生、律师与中学教员。他们均以知识专业为生,接受了日本教育,喜爱日本转输的西方音乐与艺术。这批新兴的精英,即使有人是过去地方缙绅的后代,其文化内涵与生活价值均与其父祖等不同。凡此社会的改变,对于台湾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日本统治台湾,是在帝国扩张战略中作为南进的基地,也以其农业生产力支持日本本土(内地)的工业化。为此,日本治台政策是建立秩序,安抚人心,俾能有一个稳定的台湾,支持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从20世纪初,日本逐步推行建设计划,其中最有成效者,则为卫生、治安、农业生产几个方面。台湾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常有传染病发生。日本殖民当局用不可抗拒的公权力,设置卫生警察,督责百姓注意公共卫生。于是为时不过十年,台湾已能排除霍乱、疟疾等大众传染病,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麻风病与肺结核。


治安方面,殖民当局也以警察制度严密控制小区。警察权力严刑峻法,不容挑战。日本法官来自日本本土,与台湾人并无个人关系的瓜葛,是以公正无私。法律严峻而能无私,不是清朝统治可以同日而语。


为了发挥农业生产的潜力,日本殖民当局致力于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施肥、防虫,也有系统地建设水利设施。更在台湾设立大规模制糖工业及水果加工业,使农业与工业经过一贯作业,获得最高利润。凡此政策,不啻进行了全方位的农业革命。台湾竟可说是亚洲第一个进行“绿色革命”的地区。日本殖民当局也在台湾推行普遍的国民教育,一般儿童都须接受六年义务教育。这一普及教育,全面提升了台湾百姓的知识水平。当然,前面叙述的几项设施,也必须有受过基本教育的人口,方能真正生效。


日本的殖民政策经过上述几项设施,使台湾百姓的生活水平及社会秩序,都有所提高。清末期虽有刘铭传着手进行若干建设,但台湾还是在开拓社会的阶段,公权力不能有效地保护人民。日治时代,于十余年内台湾经历了巨大变化。虽然台湾人至多只是日本的二等国民,一般百姓也已安于新生活,至于“晋升”为“皇民”的少数人,则完全认同于日本,感激殖民者“赐予”的“现代化”。这一历史现实,大陆的中国人并不知悉;在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以及1949年国民党迁台时,大多数来自内地的人,也无法理解不少台湾人甘于日本统治的心态,以致两个族群间长期的误解至今不能融合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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