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官员要补“交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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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有一次吴建民(外交家,原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转贴者附注)与基辛格的一个合作者聊天,问对方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被扭曲的形象。吴建民很认同这句话。他认为,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会被扭曲?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有关。如今, 69岁的吴建民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休。如果说退休前是在履行使命而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退休对他来说意味着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几年前率先在外交学院

有一次吴建民(外交家,原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转贴者附注)与基辛格的一个合作者聊天,问对方中国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对方回答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在世界上被扭曲的形象。吴建民很认同这句话。他认为,中国的形象为什么会被扭曲?这和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关,也和中国官员尤其是新闻官员交流意识和能力的欠缺有关。如今, 69岁的吴建民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休。如果说退休前是在履行使命而做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的话,那么退休对他来说意味着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我几年前率先在外交学院开设了交流学这门课,现在我仍然要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交流学。 ”


《瞭望新闻周刊》第41期刊登了对这位老外交官的专访,在他看来,中国人,尤其是相当多的中国官员不该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

“很多中国官员不大懂得交流。他们万里迢迢到国外招商,请了很多人,介绍自己的省份或者城市,结果一上台先说天气,‘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来到美丽的巴黎,巴黎人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好不容易到正题了,又是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话语,比如‘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开放’之类。这些代表团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无一不说‘获得了圆满成功’,但我作为一个大使,坐在旁边却感到很不自在。 ”吴建民说。


让吴建民感到尴尬的还不止这些。他在任驻法大使的时候,每年光副部以上的代表团就要接待两百多个。一些官员喜欢一上来就称请来的外国记者为 “新闻界的朋友”、 “记者朋友 ”,听得下面的记者直皱眉头,因为在法国的文化里, “朋友”两个字是很重的,绝对不能滥用;一些官员喜欢沿用国内的习气,一上台就是 “尊敬的××、尊敬的××”,八个 “尊敬的”下来,三分钟就没有了;还有的官员讲话喜欢“穿靴戴帽”,滥用 “世界领先”、 “国际水平”等形容词和主观判断,而不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而且只讲成绩,不讲不足……

“我在国外常听国内来的官员对外国听众讲话,动不动就是世界先进、世界第一,听得我心里有些发毛。很多官员喜欢告诉外国人全世界每四个人戴的领带就有一条我们生产的,自己人听了也许很高兴,但外国人听了会不会有一天对你进行反倾销啊? ”“我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的时候,一些地方负责宣传的同志对我说,请境外记者到他们那里去,好吃好喝,再送些礼品,让他们多给我们报道一些。这样能行得通吗?恐怕弄不好会适得其反。”(难道吴建民认为西方妓者会真的坚持他们所标榜的客观与公正而不会象最近一齐拥到发生事故的山西[抑或陕西?]某煤矿的领“封口费”的中国记者那样?——楼主疑问)


在吴建民看来,因为缺乏交流学的素养,不少官员在领导能力上大打折扣。吴建民在工作中曾碰到过新闻官员“怒斥”记者的事件。 10年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访问法国的时候,在一次活动中一个法国的当地组织混了进去,把传单都撒到这位领导同志头上去了。后来一名香港记者问这位领导:你对此有何评论?这位领导淡淡地说了一句:没看。这是个很妙的回答。但我驻法使馆一位管新闻的同志批评这位香港记者说:中国人不帮着中国人,你这个香港记者为什么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结果这名香港记者把中国官员对提问发火的事当消息报道了。这位官员又斥责香港记者说,以后再这样就不安排你们来了。结果这句话又变成了次日报纸上的消息(“以后再这样就不安排你们来了”——这说明这位官员有“习惯性思维”、在说这句话时忘了香港媒体和大陆媒体不同,忘了香港实行的是与大陆不同的、一国两制中的另一种制度。——楼主点评)。


中国官员对交流意识和能力的不重视,甚至反映在各级外宣部门的英文翻译上。吴建民说,过去外宣部门的英文直接翻译为“宣传(propaganda)”,而在西方,“宣传”简直就是“说谎”的代名词。后来改为publicity,又容易让人误会为 “广告部”。一次一位国家领导人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吴建民也在场。这位领导人请教卡特,宣传一词应该怎样翻译比较好?卡特建议用 “信息(information)”或者“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吴建民说,交流这一词汇在国外使用非常普遍,白宫新闻官员就用交流这个词(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


有人评价中国官场文化说,一些中国官员至今习惯把自己“藏”起来,认为“说真话、说人话”容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对此,吴建民评论说,公共人物说话是要考虑各种关系,但这种考虑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


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也让吴建民看到领导人个人交流能力对国家形象的贡献。很多外国记者都对吴建民说,他们在亲眼看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后,都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好感。一位国家领导人一次对吴建民说,“西方世界对国家的领导人有一个公式化的概念,老态龙钟、严肃、僵化,没有人情味,我就是想改变这样的形象。 ”


现在吴建民想做的事情其实仍然与其在位时必须做的事情有关:教育,尤其是人际交流方面的教育。“我和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同志已经商量好,要联合写一本《交流改变人生》的书。 ”在吴建民看来,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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