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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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1) 张雄文 国人历来有“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传统,政治上为了某种需要更是如此。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上,便是往往根据他们后来的权势地位或官衔显赫程度,决定历史事实的取舍与解读。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后来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核心”,可以肯定这位“华野全军的政委”(毛泽东语)必将被解读为文武全才的人物。特别是军事上,华东野战军的

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1)


张雄文


国人历来有“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的传统,政治上为了某种需要更是如此。表现在对待历史人物上,便是往往根据他们后来的权势地位或官衔显赫程度,决定历史事实的取舍与解读。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当年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后来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核心”,可以肯定这位“华野全军的政委”(毛泽东语)必将被解读为文武全才的人物。特别是军事上,华东野战军的一切战绩,都会被冠以“在饶漱石为书记的华东局领导下”甚至“直接指挥”取得的,陈毅、粟裕都只好乖乖靠边站。而且,官方民间也都会随主流观点潜移默化,不乏这一结论的众多拥护者。




当然,这个事实没有发生,这是陈毅、粟裕之幸;发生的是中原局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后来成为了“核心”,这又是刘伯承、粟裕之不幸。




于是,在邓小平“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的结论引导下,不仅专业机构花费巨额公帑搜集材料,削足适履,著书立说予以阐释,即便民间也多有认为邓的说法合情合理者。至于以谄媚文字作晋升之阶,投怀送抱、邀功请赏的文人更不在少数。




一个军阀冯玉祥部队的政工人员、红军第七、八军政委(整个红军时期,只有这一空降职务最耀眼,可惜中途两次脱离队伍,因此后来只身到江西时,只能从小小县委书记重新起步。这其实是比较忌讳的“三起三落”之外第四“落”)、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政委因此改了行,成为军事干部,“专业是打仗”。




至于素有“军神”之称的老搭档、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虽然一生用兵如神,敌我中外都推崇,但也只好受些委屈,成为宣传书籍与影视剧中的配角。




刘伯承早年淡泊名利,又已长眠于地下,自然无话可说,但他的后人也是血肉之躯,难免有些情绪,刘伯承之子刘太行说,不知我军是政委管打仗还是司令员管打仗?便是其中一例。




四大野战军的军事主官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前二人命好,没有强势的搭档后来在军事上“抢功”;后两人则“命苦”,虽然军事才干各有千秋,性格上谦恭自抑,命运却惊人相似:1958年成为第一批挨整的中共高级将领,赫赫战功也分别被并不谋其政”的老搭档们取而代之。




正因为红军时期、抗战时期邓小平未能参与军事,所以对解放战争的经历特别在乎,尤其是淮海战役成为别人不能染指的顶峰。




人到晚年,他对一群撰写战史的年轻人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口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不少文人积极撰写书籍文章予以作证。挨不上边的事儿成为邓小平军事才干的范例;挨得上边的事儿更被说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本文试图从与邓挨得上边的淮海战役三个战略决策上稍加解读,还历史部分本来面目。这三个战略决策是:一、请陈邓统一指挥;二、攻占宿县;三、攻打黄维。



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2)


张雄文



一、请陈邓统一指挥(1)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后,一直到10月上旬,毛泽东与粟裕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反复商讨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10月11日,根据战争态势不断变化,战史上所谓的“小淮海”方案最终定型。毛泽东在给华东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确定此战的作战目标主要是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之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打成一片。然后,华东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以5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组成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在中原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



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还明确将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排除在淮海战役之外,电报说:“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战役(济南战役)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



毛泽东将计划中的淮海战役称为“你们(的)”,显然并不包括中野(尽管此前9月25日,刘伯承、陈毅得悉华野即将发起淮海战役后建议:中野兵分两路,对有可能增援徐州的华中“剿总”之敌进行牵制行动,且准备“敌转向东北则我向东向北机动”,以“配合东战场”,即淮海战役战场)。



邓小平晚年说,就在这一阶段,“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便这时间段邓小平有可能见到毛泽东(实际可能性为零),但要毛泽东将一场友邻战场与友邻部队进行的战役,儿戏般地交给另一支干系不大的野战军政委全权负责显然是荒谬的。以毛泽东之睿智,断不会昏聩至此。



后世某些“专家”却劳神费力考证邓小平回忆的可靠性,如果不是糊涂,便只能作别有用心解释了。



但中野也并非就能无所作为。



毛泽东在同日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已从中央返回中野),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前,“攻击徐郑线”(即陇海路徐州-郑州段),牵制奉命将东进徐州的孙元良兵团,以防止孙兵团“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这一任务的要旨是中野在战略上配合华野。如同先一年刘邓挺进大别山,陈毅、粟裕在山东“七月分兵”,作战略配合大体相似。



10月19日,中原野战军开始展开行动。陈毅、邓小平奉命率中野前方指挥部前往陈赓的四纵,准备指挥中野四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刘伯承则指挥两个纵队,吸引、牵制并抑留有可能北援徐州或郑徐线的华中“剿总”的张淦、黄维两兵团。



10月23日,在各项战役准备基本就绪之后,粟裕在山东曲阜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下旬,因刘峙集团有个主动“进攻山东”,先打粟裕的计划(后未实现),开始向徐州附近集结兵力。郑州、开封国军主力一调动,剩余不多的守军见中野到来,相继弃城而逃,陈毅、邓小平不战而胜。



在陈邓攻占郑州的22日,毛泽东曾致电他们,提出了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的设想,认为可以“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同日,他又致电饶漱石、粟裕,将这一设想定为“徐蚌作战”:“假如二十三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十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



这个战役与华野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是不同的两个战役,主要目的是配合华野作战。他说:“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



陈毅、邓小平当天亥时电复毛泽东,表示服从军委命令:中野主力在攻占开封后,或出商邱,或直出徐蚌线,以“配合华野作战”。



10月23日,在各项战役准备基本就绪之后,粟裕在山东曲阜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10月30日,毛泽东与陈毅、邓小平几番商讨后,最终决定让中野“直出徐蚌线”。他电告陈、邓:“请你们一直进至萧县地区,对徐宿、徐砀两线相机行动为宜,并争取五、六日到达。”



中野“徐蚌作战”的“配合”计划最终敲定。粟裕分析战场态势,预见到“淮海战役”与“徐蚌作战”统一的可行性,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也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要大。鉴于豫东战役最后阶段功亏一篑的教训,只有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



因此,10月31日晨时,粟裕向毛泽东建议,由即将“直出徐蚌线”、处于“配合”地位的陈毅、邓小平(刘伯承尚在豫西)统一指挥淮海战役。他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3)


张雄文



一、请陈邓统一指挥(2)




此时,中原野战军计划中的“徐蚌作战”,仅仅是配合“东战场”华野的淮海战役(与粟裕齐辰电后的“大淮海”有区别)。中原野战军虽然主力都在,却只有4个纵队,而主战场的华东野战军共有16个纵队。



按照惯例,在一次战役中,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是主要方向上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上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指挥员。



因此,《粟裕传》说:“在中央军委尚未作出由谁统一指挥的决定以前,粟裕主动提出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建议,对于顺利解决南线决战的指挥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



这一清楚不过的事实,有人却提出质疑,说“有‘矫情’之嫌。”理由是,“无论于情于理,还是于指挥关系、指挥效率和指挥威望而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身为中原局领导人的陈毅、邓小平都是当然的指挥者。”



先不论后打响的次战场指挥先打响的主战场是否“效率”高,政委们(陈毅虽然有司令员衔,但后来回忆,自己最多起了一个“政委”的作用。事实也的确如此)指挥一直负责军事指挥的“代司令员”是否“威望”高,单是“身为中原局领导人的陈毅、邓小平都是当然的指挥者”便很可疑。



这时候,饶漱石、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党内序列属于华东局,军内属于华东军区;、邓小平、陈毅的中原野战军党内序列属于中原局,军内属于中原军区。



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此时实际上常住华野,将主要精力放在野战军的政治与后勤工作上,起到了华野政委的实质作用。不仅毛泽东在10月30日致电饶漱石,称“你是华东军区和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明确指出其地位,而且从毛泽东与华野之间大量来往的电报都可见饶漱石领头。比如,10月22日毛泽东《关于修改淮海战役部署致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电》,抬头便是“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



而饶漱石历史上从未被邓小平、陈毅领导过(相反,陈毅倒一直是饶漱石的部下),更不用说他领导的华东局、华东军区及华野半数以上部队从未隶属过平级的中原局。从指挥关系看,何以“于情于理”邓小平、陈毅就一定领导饶漱石?



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7个纵队(含两广纵队)倒是有过奉毛泽东之命,被邓、陈领导的经历,但需要具体分析,考查时效性与实际执行的结果。



194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陈粟谭,并告华东局,要求华野分兵,粟裕率5个纵队出击鲁西南,策应刘邓挺进大别山,“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几天后的8月11日,毛泽东又电示:“山东全军(指鲁西南地区华野西兵团5个纵队)统一归刘邓指挥。”



此举均是为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之举的权宜之策。实际上,粟裕到西兵团后,依然直属军委与毛泽东指挥。


同年9月22日,为统筹中原战场刘邓、陈谢、陈粟(即西兵团)三路大军的后勤供给,毛泽东电令陈毅、粟裕的西兵团(含特纵共7个纵队)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井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粟裕为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远离华东解放区的西兵团后勤供应,正如毛泽东在同一电中强调的:“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三军的供给工作”,“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粟裕年谱》第277页),具体负责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薄一波、滕代远。




淮海战役三个战略问题的探讨(4)


张雄文


一、请陈邓统一指挥(3)


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电示陈毅、粟裕:“你们部队(华野西兵团)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主要目的是:“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可见不是为了作战指挥)(《粟裕年谱》281页)


这两个规定绝大部分内容后来并未实行。陈粟西兵团更没有改换番号,即便对内也依然称为华东野战军,例如到1948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搞。”(《粟裕传》第679页)主要后勤供应还是依靠华东解放区的渤海地区,指挥关系上也与刘邓大军一样直属中央军委。


同时,虽然远在外线“寄人篱下”,陈毅、粟裕除了按毛泽东的电令“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外,依然指导留在华东内线的东兵团、苏北部队、江南游击武装作战(这些区域与武装不在刘邓与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管辖范围之内)。




1947年9月22日,陈毅、粟裕致电谭震林、韦国清并饶漱石、黎玉等人,指令其“依据当前敌情,坚决向胶东敌侧后进军,以有利配合胶东作战,并可求得于运动中(64师可能被调动)歼灭敌人。”(《粟裕文选》374页)


同年10月4日,陈毅、粟裕致电张鼎丞、邓子恢,并饶漱石、黎玉等人,指导发展江南游击战争,提出对江南、皖南、浙江、福建等地坚持游击战的6条建议。(《粟裕文选》378页)


1948年元旦,粟裕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陈毅已离开华野总部)一起致电毛泽东,“为反对敌人对苏北、苏中之进攻,并保持长江下游之渡江跳板”,建议“许谭部(东兵团)以一个纵队或两个纵队转至陇海东段及淮海地区行动,以策应苏北、苏中作战。”(《粟裕文选》422页。)


倒是原本属于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部队、1纵、10纵、11纵、12纵等部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1947年12月,蒋介石为“确保中原”,以33个旅围攻大别山的刘邓;以11个旅对付华野西兵团;以22个旅守备陇海、平汉两线要点。



粟裕获悉后,在12月8日致电刘邓并中央军委,主动提出转兵平汉路郑(州)许(昌)段,以调动南线国军,“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



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后,粟裕于12月中旬先后发起平汉路郑(州)许(昌)段破击战和陇海路郑(州)兰(考)段破击战,歼敌3.2万人。



但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对刘邓的“围剿”计划。



粟裕判断,蒋介石“似拟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因此于12月19日致电刘邓并中央军委,再次建议:“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毛泽东于次日复电粟裕,“完全同意”其建议,并授予他指挥大别山以外晋冀鲁豫其它部队的职权:“提议由粟亲率(一、三、四、六等4个纵队)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



1948年1月9日和10日,毛泽东分别再次电示粟裕:“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陈谢及(晋冀鲁豫野战军)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粟裕年谱》)。”



这期间,粟裕指挥华野西兵团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主力,取得了共歼敌4.5万余人,破路400余公里,解放许昌等城镇50余座的战果。



正因为两军直接联合作战的切实可行,粟裕在1948年1月22日向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子养电”,建议刘邓、陈谢、陈粟(西兵团)“三军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彻底地歼灭一路敌人。”并说:“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这是粟裕首次提出“请刘邓统一指挥”。



有“有识之士”言之凿凿认为,此前1月2日与1月14日,毛泽东曾先后致电粟裕,其中就有三军协力歼灭敌人数个旅的内容,时间上早于“子养电”,便断定“不是粟自己在独立做方案”,借此贬低粟裕“子养电”里体现的战略前瞻性与独创性。却不知比毛泽东更早的1947年12月19日,粟裕即致电刘邓并毛泽东,建议:“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到底谁先谁后?谁受谁的启发?恐怕不难辨别。



而且,从保存的抄件说明,粟裕的子养电早在1947年12月10日就起草好了(《粟裕传》665页),只是经慎重考虑才发出,并用了“斗胆直陈”四字。若只是将毛泽东的思想“具体化”,何必“斗胆”?



此后,“请刘邓统一指挥”的建议,粟裕在1月31日致毛泽东的电报里又提出过一次。这也再次说明,尽管此前军委曾有将华野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归刘邓指挥的电报,但并未真正实行,华野主力一直由中央军委与毛泽东直接指挥。



刘邓统一指挥粟裕与华野又未实现。毛泽东并未采纳粟裕留在在江北“三军忽集忽分”“最近打几个歼灭战”的建议,决定将华东野战军主力改为东南野战军,陈毅、粟裕继续分任正副司令员,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并于1月27日电示粟裕,令其率一兵团3个纵队先期渡江南下。



如果粟裕乖乖听话南下,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与粟裕也就更不存在“于情于理”该受陈邓指挥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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