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人讲述家乡抗战期间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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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由于义阳三关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整个抗战期间,那里都是敌我双方争夺相当激烈的地方:沦陷之前是明抗,贤山之巅今有民间修立的纪念碑,讲述信阳抗战事迹;沦陷之后是暗争,国共各有地下抗日武装力量。现记述儿时听生产队里老人以及祖母、母亲讲述的二三事,或为抗战口述史之一部。   一、祖伯抗日,功过参半   我祖父余培芳,字忠辉,排行老二,从小为公子,后家道中衰,成为一个老实庄稼人,人称“老农”是也,土改时定为中农。但他的哥哥余培扬,即我的祖伯(因排行老大,信阳话称“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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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在河南信阳。由于义阳三关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整个抗战期间,那里都是敌我双方争夺相当激烈的地方:沦陷之前是明抗,贤山之巅今有民间修立的纪念碑,讲述信阳抗战事迹;沦陷之后是暗争,国共各有地下抗日武装力量。现记述儿时听生产队里老人以及祖母、母亲讲述的二三事,或为抗战口述史之一部。


一、祖伯抗日,功过参半


我祖父余培芳,字忠辉,排行老二,从小为公子,后家道中衰,成为一个老实庄稼人,人称“老农”是也,土改时定为中农。但他的哥哥余培扬,即我的祖伯(因排行老大,信阳话称“大爷”,我祖父为“二爷”——余注),则是一个风云人物。小时候听人讲,沦陷前他可能是信阳县游河乡国民党的乡长,沦陷后则担任国民党的抗日游击队长。


因此之故,此人经常是当地日军下乡清剿打击的重点对象。有一次,日军前来抓捕余培扬,由于事前得到密报,结果扑了一空。又有一次,日军扑空后恼羞成怒,决定烧房子。然而由于日军抓来的向导不熟悉情况,结果把当地另一家地主(一说为富农)的房子给烧了,害得后者无家可归。


祖伯一年四季绝大多数时间打游击在外,偶尔回家多为晚上,给家人偷偷送点面粉什么的。其他时间,其主动出击打日本人有之,被日本人追得东躲西藏亦或有之。我祖母在世时每讲到这里,不知怎么的,我脑海里浮现的总是一个“胡传魁”的形象!终于有一天,祖伯被日本人打败并抓住了,押解到信阳县城,关进大牢。余家则动员所有的关系,多方营救。半年后出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给日本人当了游河乡的“产业股长”,专门负责为日本人收购香菇、木耳等野生山货,充当了不光彩的汉奸角色。


抗战胜利后,余培扬自认被捕期间没出卖过一个人(游击队长被抓,手下人基本上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即使有幸存者,也自然是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可能傻等着队长叛变带日本人来抓走),更没有血案在身,所以,他虽不敢再奢望官复原职继续做乡长,但估计做生意赚钱吃饭应无问题,于是开始贩卖日用品,就这样安稳地过了几年。1949年2月信阳解放,余培扬在冯家庄被捕,后于肃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而不是汉奸罪)被杀。其子女于土改时定为地主,邓小平主政后才与全国所有的“五类分子”一起摘帽。而我的祖父余培芳(字忠辉),全国解放时一贫如洗,本应定为贫农或下中农,由于其哥缘故,折衷为中农一如前述。


二、父亲得日一颗糖,挨了祖母一巴掌


我的父亲1932年出生,日本入侵中原时不过五六岁。有一次,我祖母余戴氏在“八斗冲”的一个池塘边洗衣服,我父亲则在身旁玩耍。谁知突然间,一小队日军已出现在她们母子俩身后。日军掏出一把水果糖,递给我父亲,父亲不敢接。日军问“余培扬在哪儿?”,母子回答都说不知道。日军没办法,就拿出其中一颗糖硬塞进我父亲手中,还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说:“糖的米西,不要,死了死了的!”我父亲吓哭了,只好拿着。


当时的我祖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全失明,她忍住不吭声,等看到日军翻过山梁,进入到南边“黑老头子”住的蔡家湾时,立即上来抢过那颗糖扔进水里,还顺手打了我父亲一个嘴巴。可怜那还是几岁小孩子的我的父亲,被打得哇哇直哭,好处是:自此知道了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人的!


三、三外祖父之父,手刃一日本兵


我的三外祖父,信阳话称“三姥爷”,小时候差点死于一日本兵之手。


三姥爷虽然在辈份上长我母亲一辈,但两人年龄却不相上下,因为三外祖父在关塘李家出于末门,故而辈份长而年龄小。外婆家在平昌,属丘陵地带,不像我们家住在山区。据我母亲讲,那一天,外婆家门前“过老日”,一大队人马,前看不到头,后看不到尾。突然,一个日本兵从大门口进到了我三姥爷家的院子里,哇里哇拉地叫,可能是想找水喝什么的,又说不清白,一下子搞得鸡飞狗跳。


当时院子里,只有我的三外祖父一个人在那里独自玩耍,见到日本兵顿时吓得哭了起来。日本兵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身上拔出一把军刀就向这个手无寸铁的几岁小孩子刺了过去。谁知道这个小孩儿那一天穿得棉袄太厚,随着日本兵一刀剌来应声倒地,竟然没刺死!日本兵正要补上一刀,说时迟,那时快,我三外祖父的父亲从里屋窜出来,手提长柄腰刀,以飞快的速度插进日本兵的胸堂。那日本兵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就悄然无息地被撂倒在血窝里。大门外边,日军大部队还在行进……谁也没有注意到院子里发生的一切,更没有人知道刚才过去的先头部队里少了一员。


事后,老太爷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若不是救子心切,哪能有那么大的神力和神速!


这,后来成为我母亲经常向我讲起的一段母系家族抗战史佳话。


四、日军撤离,仍有纪律


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然为恶之极,终有恶报。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据史料记载,因不服天皇《终战诏书》而自杀抗议的日本官兵,各地皆有。但从我家乡父老所讲述的日本投降撤离之事,则还算老实。


那一天,日本人撤离游河小镇。


八月有汛,河上架有独木小桥。桥头之北,是日军驻点;桥头之南,是国军接受人员。


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日军过桥后将手中的枪械弯腰放置于我方指定的堆放地点,然后上到信南公路(据当地老人讲,此路本来是蒋公为抗战目的而修筑的,信阳沦陷后成为日军从中原到西南的一个交通线——余注),乘车到信阳汇合、归国。


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小鬼子们,这时一个个像“受伤的狼狗”,直不起腰。大路两旁,少不了有一些国人在观看。据说,时有国人不听国军接受人员的劝阻,向小鬼子脸上使劲“唾”唾沫,还有更来气的干脆扔石头。


你再看那些日本鬼子,其纪律性可真了得:不是90度鞠躬致歉,就是举手行军人礼,一边行礼,一边口中不停地喊“嗨!”竟没有一个人敢当着我国人的面伸手去擦脸上的唾液!


这一回,中国人算是扬眉吐气,过了一把瘾。


五、抗战胜利几十年后,日本老兵旧地重游


这已是我和夫人何华丹女士眼见之事。


那一年暑假,记得好像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吧,几个日本老人(好像是一行6个)来到河南信阳游河乡政府所在地的游河小镇。说是小镇,规模已是抗战期间的10倍以上:生意兴隆,人丁兴旺。


日本人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陪同下,寻访了小镇的各个角落。不管认识不认识(实际上根本就没他们认识的,即使有其当年的熟人,也一时找不着),见人就合影,还赠送纪念品。好像我夫人就与他们一起合过影,并有纪念品。


写到这里,我觉得好笑。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如果不来侵华,两国人民就像现在这样和平友好地进行交往,该多好啊!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也没办法倒回去重来。重要的是,从今以后,两国人民牢记历史,共同努力、夯实根基,不让当年的悲剧重演!


六、补遗: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花絮,顺便给读者交待一下。


就在这来访的6个人中间,有一个日本人坚持要到游河乡的游河村寻找当年的一位“老相好”。此人当年是二十几岁的姑娘,现在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了。他们两人见面与否,以及假如见了面的话,有生重逢的具体情景,不太清楚。我只听有人讲,那个日本兵是地下左翼反战人士,可能是日共地下党员,或秘密加入过类似地下反战同盟组织的人,与国共双方的地下抗日武装力量或有接触,甚至有人说他要找的那位姑娘的家当年就是国共双方都曾利用过的站点。此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如何,不得而知。其原因是,这边的老姑娘终身未嫁,也从未向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府以及新中国的人民政府邀功请赏;那边的日本兵回国之后,同样是从来不肯声张。所有这些,据说都是至今可能还健在的这位老人在此次日本人访问游河走了之后一点一点透露出来的。这说明,即使他们未能重逢,日本人走后,中国老人也一定听说了(或从其他途径得知了)日本人前来找过她的信息,或者可能还收到过日本人写来的书信。不然,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为何终于从她的嘴中一点一点地都透露了出来?


虽然上述许多情况不明不白,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日本占领信阳期间,公开服务于日本人的“汉奸”中,许多人同时还曾为国共双方提供过帮助。什么维持会长、乡及乡以下这长那长的,相当一部分是明着为日本人干事,暗地里则是同时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服务的地下机关(双料机关)。他们的原则是:谁来,就帮助谁捐款筹粮,绝不怠慢。这一点,我曾耳听许许多多不同的老人都对我讲过同样或类似的话,故而深信不疑,可为定论。


因此,可以说,我的家乡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所出的“真汉奸不多,假汉奸不少。”就此而言,余心可慰。在此谨向前辈致敬!并以此鞭策自己,永远真心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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