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开国将军负过伤

aqssm 收藏 3 2011

中国有多少开国将军负过伤



战创,是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身经百战的光荣花。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过的200多位将军中,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往事时,却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军。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200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没有一位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数字,但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创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林彪:负伤1次战创1个。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累记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亦即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战争破坏了刚刚走向社会的开国将军们的安宁生活,破灭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美梦。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弹创大多数是在红军时期残留下的。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回忆过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共1063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师级干部,第二科为团、营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干部。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38人虽然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有罗荣桓、罗瑞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27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从辛亥革命算起,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都属罕见,短兵相接、贴身肉搏、面对面拼刺刀,称为“浴血奋战”、“身经千战”也毫不夸张。


颜文斌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残酷激烈的战争,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反映了将帅们腥风血雨的奋斗之路


开国将军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们为将为帅的普遍晋升规律。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牺牲者达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卫生员将他绑于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将弹片撬出。将军说:“他妈的,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前后贯穿而致。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根部前后两个弹洞,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是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十多个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器械,请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被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将军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许世友、钱钧、刘昌毅将军都曾“死而复生”。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生死炼狱的考验,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独创“左齐左笔书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呼出来,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等七本书。


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之劫。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文革”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倔强。1977年,罗瑞卿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1978年初,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如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但这种手术对一位70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同年8月,将军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决定出国治腿。将军说:“我一生摸过多次阎王鼻子,每次去报到,他都不要我。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1978年8月2日,在波恩的一所医院,手术顺利完成,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将军却永远地倒下了。此时,离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200多名开国将帅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含笑赴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六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预支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将军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死。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凡有人探视,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那时才知道,在这之前四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怎么样?”聂凤智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真相后,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患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在走进21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帅。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比起过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自然灾害频频降临,生老病死纠缠着人们,苦难和死亡仍是人类无法破解的课题。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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