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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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称之为辨明君子与小人之学。在孔子的《论语》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君子行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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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先秦孔子的儒家之学,也可以称之为辨明君子与小人之学。在孔子的《论语》之中,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君子行为的句子,如: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不己知也。”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孔夫子要求人们都做君子,尤其是贵族子弟,而且他为君子设定的行为方式也不可谓不详备,有的现在还很有价值。这些关于做君子的教导,虽及不上他的经典话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但都可以归为一类,即孔夫子为君子们所规定的行为方式都属于“应然性”的行为方式,而根本不涉及人在自然中、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一切“必然性”和“可能性”的事情和行为方式。


说到底,应然性的行为大致属于美好的行为,也即孔夫子经常涉及到的关于人们(君子)行为的判断,几乎均属于美丑问题的判断。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指出,美的必须是善的,也必须是真的,否则,不是真美,而是假(伪)美。因此,问题就出来了。


比如,我们读了孔夫子的书,我们下决心要按照他老先生的教导,去做一个君子,也即做一个行为和心灵都非常美好的人,君子或“仁”人。紧接着在实践中,问题就出来了。我做这样的“君子”,能否同时,也对我在生活中带来相应的利益呢?至少至少,也该不至于给我带来祸害吧?或者说,做这样的“君子”,能否让我有尊严地、富裕地和自由自在地生活于人世间呢?再就是,如果他人都做“小人”,只有我做“君子”,最终对我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呢?这明显是个关于善恶判断的问题,是个涉及到生活中种种可能性的问题,而孔夫子似乎对这种问题不感兴趣,他只要求君子讲义,而少言利,甚至不言利。孔夫子根本不关心善恶判断的问题。可悲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老老实实按照孔夫子的方式做君子的人,很可能都会像孔圣人的爱徒颜渊那样不幸过早夭折,过早地穷死、病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大量历史事实严酷地证明,反倒是孔夫子认定的“小人”,永远占据着胜利者的一方,成了历史的主人。这样一来,孔夫子的教导就出问题了。明显的是:“美”而不善,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根本不是真美。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天天只想做“君子”的人们,不懂得关于自然的真理(不知稼穑,不知园艺……),同样不懂得社会存在的真理和人性的真理(不知人性本恶,不知人性常态的竞争……)这样一些事情均属于必然性判断的范畴,也即关于真假判断的范畴。可见,孔夫子的行为美没有顾及到真在的问题,因此,孔夫子所言的“君子”之美,就更不可能是真美。


用现代语言来说,即孔夫子越过必然性(真)的判断问题和可能性(善)的判断问题,直接只讲应然性(美)的判断问题。缺乏真、善判断的前提和保障,能够获得真正的美的判断吗?孔夫子的教导已经为后来儒家的继承者的作伪留下了先天不足的伏笔。


我认为,秦汉之后的儒学是最大的伪学,之所以是伪学,是因为,它不仅不能开发中国人的智慧,反而更蒙蔽和阻碍中国人智慧的开发。前文是按照儒学是缺乏真正的“学”应有的三大要素来进行论证的。这三大要素即: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理解性的方法、工具要素;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


现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记忆性的公理要素直接关联于必然性的真(假)判断的基础;理解性的方法和工具要素直接关联于可能性的善(恶)判断的基础;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要素则直接关联于应然性的美(丑)判断的基础。


既然孔夫子的论述绝大多数都只涉及应然性美(丑)判断,但他却并没有同时提供相应于创造性的开放或自由的要素,相反,他提出的是封闭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样反自由的论断,这真是个巨大的自我悖反。


命运注定儒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对人类智慧开发有价值的“学”说。为了使之成为“学”,后来的儒家文人做了什么呢?汉儒加上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谶纬迷信;宋、明儒加上了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奉为“天理”的邪说。这一“迷”一“邪”终于使孔夫子的儒学彻底变成了惟一为极权专制服务,一味用来愚民的中国最大的伪学。两千多年来,凡由这种伪学训导出来的人们,都只能有成为伪人和伪君子的命运,这构成了历史上的文人几乎没有不是伪人和伪君子的可悲结局。文人们和伪君子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只有色彩的浓淡之分。到了最后,中国传统文人和伪人、伪君子也几乎打上了等号。历史上关于文人的判断,其实和伪人、伪君子的界定基本上是一致的。文人即伪人,即伪君子,所以有“文人无行”,“文人相轻”,“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好面子”,“文人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文人穷酸”,“文人吃里扒外”,“文人好当面奉承,背后捣鬼”,“文人讲礼而不讲理”,“文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秀才(文人)造反,卅年不成”,等等,更有“八娼九儒十丐”,儒家文人的人格只在娼妓和乞丐之间,即亦娼亦丐。总之,凡是接受了儒学训导的文人,其结果大致如此。再有,过去的一些伪君子文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今天的一些伪君子文人,是科学盲,技术盲,逻辑盲,理论盲。除了风花雪月,无聊扯淡,造谣生事,说谎行骗,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特长。过去有一副对子,是专门用来讽刺这种伪君子文人的,即上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横批:“无聊文人”。当前,在网上、在报纸上大骂科学、以及盲目地推崇传统、鼓噪“国学”、“儒教”的人们,多数是这种人。这与我在《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一书中所界定的官场化人格,也基本上如出一辙。


正是因此,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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