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首领回忆录: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叛变的?

水师军品2 收藏 19 19532
导读: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训练特务。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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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训练特务。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象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面尽量设法满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象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象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象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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