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韩国裔兄妹:投奔中国,紧紧跟着党,从苦孩子双双成长为中国军官,参加了解放韩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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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30年,我出生在南朝鲜全罗北道任实郡一个贫苦家庭。1943年,父母带着全家9口人逃难到中国吉林省龙井市定居,但当时中国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地盘,与朝鲜一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占领之下,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依然是亡国奴。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子女,9个成人。我的大哥尹永万聪明、正直、勇敢,是我父母的最大希望。无论家里多么贫穷,父母都要供养他上学。但当哥哥考上高中后,父母却再也无能为力。不甘心的哥哥独自跑到长春,靠自己的努力求得一份差事,边工作边上学,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顽强奋斗。



1930年,我出生在南朝鲜全罗北道任实郡一个贫苦家庭。1943年,父母带着全家9口人逃难到中国吉林省龙井市定居,但当时中国东北是伪“满洲国”的地盘,与朝鲜一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占领之下,我们的生活依然贫困,依然是亡国奴。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11个子女,9个成人。我的大哥尹永万聪明、正直、勇敢,是我父母的最大希望。无论家里多么贫穷,父母都要供养他上学。但当哥哥考上高中后,父母却再也无能为力。不甘心的哥哥独自跑到长春,靠自己的努力求得一份差事,边工作边上学,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顽强奋斗。


我就没有哥哥那样的机会。作为排行老四的我,两个姐姐出嫁后,就成了家中主要劳动力,从小要饭,长大一点就出去当佣人,做苦工,1945年春又被卖做童养媳。按当时的规矩,我与大我10岁的“丈夫”将在秋后成婚。在此之前,我实际上是“婆家”的佣人,打水做饭洗衣什么都干。1945年秋季来临时,我的婚事没有办,却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


我的第二故乡龙井位于中朝边界的延边地区,是中国境内朝鲜族最集中的地方,其中相当多的人是从朝鲜迁移过来成为中国人的。因此,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还不会说汉语。但是,我对讲汉语的共产党、解放军却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到来解放了穷人,我们分到了土地,翻了身,而我也有机会参加了村里的土改工作组,满怀喜悦地走上崭新的生活道路。我属于当时最希望改变现状,最积极地拥护共产党拥护革命的人。和我有同样感受的,是我哥哥永万。


1945年夏天,日本侵略军濒临崩溃,他们四处疯狂抓丁,我哥哥在长春上学,也被抓去军训,准备派往战场当炮灰。8月的一天夜里,哥哥冒死裹着被子从三楼上跳下来,侥幸没有摔伤。他跑到火车站,混入逃难的日本人家属中,乘火车到达中朝边境朝鲜一侧的新义州,然后步行穿过鸭绿江大桥,返回龙井。途中,他听到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父母见到衣衫褴褛的哥哥平安归来,非常高兴。哥哥在家乡亲身感受了解放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认识到共产党真正是穷苦人的救星。他在家里只住了一个月,就不顾父母劝阻,坚决报名参军,加入东北野战军的行列。哥哥参军离开家时,我没来得及为他送行,那时候不满16岁的我是村土改工作队的成员,一心一意埋头工作,干得正起劲呢!


我“公婆”的封建意识很浓厚,他们对我离开家参加土改工作很不满,三番五次诬陷算计我,我不能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决心彻底摆脱童养媳的地位,于是在1946年11月偷偷离开家乡,到龙井市去找解放军。我看到一个高坡上有一个大门,大门边有军人站岗,就走上前去用日本式的汉语比划着说:“我的进去!”我的运气好,这个大门是东北军政大学的校门,这个大门里懂得朝鲜话的负责人听了我诉苦的陈述和参军的愿望,竟然收留了我。这一天是我新生的开始。


我先被分配在军政大学三大队食堂当炊事兵,炊事班来自山东的老同志们十分关心我,指导我工作,教我说汉语写汉字。我虽然每天做的都是打下手的杂活,心中却充满自豪感,一天到晚手脚不闲,打心眼里就不想休息,与以前在家里为生存受苦受累挨打挨骂相比,这里就像天堂一样。三个月后,领导通知我参加三大队二期的学习,成为军政大学正式学员,我喜出望外,激动万分。凭着三个月在炊事班打下的汉语底子,我投入了刻苦的学习生活,别人休息的时间我也用来补习功课,抄写同学们的课堂笔记,跟上了学习进度。后来,为了解放战争的需要,我和部分同学又参加了当时中国医科大学设在龙井的护士训练班,经过半年多的培训就毕业了,跟随第十一野战医院走上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这是1948年初的事,我刚满18岁。从那时起,医务工作成为我的终身职业。


我到十一野战医院不久,就赶上了第四次四平战役。从1945年日本投降开始,国共双方为了争夺东北战略要地四平,每一年都要在那里展开一番激战,史称“四战四平”。1948年3月开始的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我们野战医院设在四平西北的新立屯,仗一打响,伤员就不断被送下来,老百姓的家里就是病房。我看到战士们血肉模糊的躯体,既为他们的英勇而感动,又为他们的伤亡而难过。我们做护士的,在村中老乡家进进出出为伤员护理换药,很少休息时间。我曾有一边走一边打盹而从阁楼上滚下来的经历。伤员们见我站在一边就睡着了,对医生说,护士同志太累了,让她睡一会儿吧。医生说,哪有功夫睡觉?边说边用镊子弹我的鼻子把我唤醒,我强打精神继续帮医生换药。记得那时新立屯还有狼,夜间单独出去,心里很害怕。到了老乡家门口,我总是转身背先进门,担心狼跟进来。


多苦多累我都不在乎,但眼见伤员牺牲在自己面前,心中的悲痛却真是受不了。一位姓郑的重伤员,胸部被子弹贯穿,呼吸困难。我只要有空就去陪他,给他喂药喂饭接屎接尿。他艰难地对我说:“你比我的亲人还亲啊!”一天夜里,他突然开始抽搐,胸部起伏喘着粗气,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呻吟着说:“小妹妹,我不行了……”我又害怕又难过,赶紧让房东大娘去叫医生,等医生赶到,他已经死了。我伤心地哭了,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在野战医院最令人意外的事情,是听到哥哥的消息。1948年的一天,一位伤员知道我姓尹,就对我说:“真巧,我们排长也姓尹,叫尹永万!”尹永万!那是我的亲哥哥呀!那位伤员兴奋地对我讲述了哥哥的情况,说排长作战勇敢,对同志们也很好。我为哥哥自豪,也为在百万军中听到哥哥的消息而兴奋。我请那位同志回部队后代我向哥哥问好。我相信,他一定照做了。哥哥是高中文化,懂中国、朝鲜、日本三国语言,入伍后进步很快,入党提干,先是当骑兵,以后随四野大军打四平、长春,辽沈战役后南下,经平津、武汉、赣州入广东,一直打到海南岛。哥哥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我知道哥哥就在我们前方,工作更努力,更带劲了。


1948年7月1日,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我被十一野战医院评为“模范护士”,立功受奖。我站在主席台上,领到了奖状和一个薄薄的笔记本,那是我最珍贵的纪念品。至今我还能从发黄的纸页上看到同志们鼓励我的留言。


兄妹同过鸭绿江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在沈阳炮兵学校门诊部当护士班长,虽然知道哥哥随军南下,却不知道详情如何。接到他的来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哥哥的信发自广州。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海南岛战役,在战斗中立了功,获得毛主席签发的战斗功臣奖状,并且已经当了副营长。革命和解放给了哥哥如鱼得水般的机遇和舞台,谁能想到一个韩国血统的青年在解放中国海南岛的战斗中立功!哥哥说他所在的那个师已经接到命令,很快要开拔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要我保密,并且寄来一张照片,要我好好保存。他在信中要我等他胜利归来,兄妹团聚。是啊,从哥哥参军离开家乡,我们已经五年没有见面了。每一个关于哥哥的消息,都会令我激动兴奋。哥哥是我的榜样。


我受到哥哥的鼓舞,也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向我透露把我送到学校深造的意图,我坚辞不受,一定要像哥哥那样赴朝参战。我说,我是朝鲜族人,到了前线能起更大的作用。最后,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请求。1950年10月,我随志愿军309部队经鸭绿江大桥进入朝鲜境内,我的职务是正排级护士,20岁。


朝鲜战场面对美军,与国内战场和国民党军队作战完全不同,朝鲜战场是立体化战争,美军飞机狂轰滥炸,根本分不出前方后方,我们野战医院的伤亡也很大。一次行军,美国飞机投下的巨型炸弹在很远处爆炸,弹片呼啸而来,正中与我同乘一辆卡车的一位护士的颈部,她的头被一点肉皮连着挂在胸前,恐怖和血腥场面令我心惊胆战。战场上,生死存亡就在一瞬之间,活下来是幸运。我们跟随部队转战,大都是坐汽车,而公路又是敌人空中封锁最严密的地方。公路边,不远距离就挖有大小防空洞,大的藏车小的藏人。空袭警报响起,停车、抬运伤员和设备钻防空洞几乎是每次行军都要碰上的情况,稍慢一点就会遭受损失。我们接受防空知识训练,敌机临空,不要顺着飞机飞行方向跑,而是要往飞机翅膀两侧的方向横跑。防空袭的次数多了,有了经验,心中也不再害怕。我们的战地医院大都设在山洞里,外面炮火纷飞,里面紧张救治伤员。我全身心投入护理工作,体验适应着那场现代化的战争,锻炼积累着合格军人的素养。我记不清当年转战的地名,但知道1950年前后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超过平壤以南。


我说过会讲朝鲜话是我的优势,果然,1951年春天,我被派往朝鲜人民军部队工作,改穿朝鲜人民军军服。原来,毛泽东主席应金日成首相要求,指示志愿军根据朝方需要将部分朝鲜族排以上干部调到人民军帮助工作,我是其中之一。1951年3月,我随一支朝鲜后勤部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的满洲里,负责接收苏联向朝鲜人民军提供的药品。我懂中文、朝文,懂拉丁语药名,是接收分队的骨干。这里已经是大后方,再没有战场上的生死威胁,主要工作是对药品清点、验收、登记、分类码放,交接转运。我一样干得认真负责,立了功,获得朝鲜人民军的军功章。此时,我是一个在朝鲜南方出生,在中国东北参加革命,随志愿军到朝鲜,又被分派到人民军部队,在中国满洲里立功获得朝鲜军功章的中共党员。其实,那时候我的组织关系也已经转到朝鲜方面了。


1952年初夏,我被选送到朝鲜平壤医科大学学习。报到以后,得知在这里毕业后将要分配到朝鲜军队或各个地方,转为朝鲜籍干部,这是当时中朝政府达成的一项国际主义协议。但是,我不愿意留在朝鲜,也就觉得在这里学习不必要,于是极力申请退学,要求回到原志愿军部队去。我的申请被批准时,是1952年年末,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根据规定,转到朝鲜部队中的中共党员组织关系都放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我离开平壤医科大学时还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把组织关系转出来,免得有“后遗症”。我带着介绍信,冒着敌机轰炸,步行穿越封锁线,用了两天时间找到组织部所在地,战争环境下,办一个组织关系也不简单。中央组织部设在一个大山洞里,穿越几道岗哨才进入办公机关。朝鲜同志很热情,他们对我说:“你们来支援我们的卫国战争,你们辛苦了!”劳动党中组部为我开据了组织关系转移证明。我还在那个硕大山洞中的招待所住过一夜。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官兵很多,但到过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战时办公地的肯定很少。可惜,我忘了那个山洞所在地的地名。


我回到原部队,正赶上安排一批女干部转业,我也包括在内。1953年1月,我背着背包踏上归国的路程。那时实行的是战地交通,军人在公路上招手拦车即停。我的运气好,途中碰到一位首长的吉普车停在路边,我上前问能否搭车,首长同意了。我坐着吉普车再次跨过鸭绿江到达丹东(那时叫安东)。我平安归来了。


怀念哥哥


无论是在朝鲜还是在中国境内的后方基地,我时常想念哥哥,不知他在什么部队,打到哪里了,立功了没有。归国路上,我还想到,哥哥大概也快回国了,我殷切地盼望着兄妹重逢的日子。


我们全家都相信哥哥会像1945年日本投降后突然从长春归来一样,从朝鲜凯旋。但1953年的一天,县长带着几个干部来到我家,客气地问候我父亲,父亲心里已经明白八九分,他镇静地对县长说;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县长拿出烈士证书,告诉我父亲,尹永万同志已经在朝鲜战场英勇牺牲了。我父亲说,儿子为国牺牲是光荣的,你们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县长说,您老人家这么懂道理,我们也不多说了。与烈士证书同时交给我家的,还有300元抚恤金。


父亲很珍惜那300元钱,说这是你哥哥用命换来的。他用这笔钱为哥哥在家乡志愿军烈士陵园旁边单独修了一个坟,埋葬的是哥哥的生活用品。剩下的钱又买了一台缝纫机(那在当时算高档用品),他嘱咐家人要珍惜爱护,作为对永万的怀念。后来当地修公路,正好经过哥哥的墓碑,政府出面与我父亲商量,父亲大度地同意平掉了坟墓,只有那张烈士证书仍保存在家乡。


可惜的是,由于战争年代通讯不便,我们对大哥入伍后的情况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牺牲的,怎样牺牲的。后来看一些军史资料,知道哥哥参加海南岛战役后又立即北上入朝参战,他应当是属于四野十三兵团四十军的部队。1950年4月,四十军配属十五兵团解放海南,以后归还十三兵团建制,7月底就到达中朝边境安东。10月19日,四十军一一八师跨过鸭绿江入朝,10月25日歼灭南韩军队第六师一个加强营,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打响的第一枪,因此这一天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彭德怀司令员宣布:“这是一一八师和四十军的光荣!”四十军参与了朝鲜战争全过程,据说曾经打到我们的出生地全罗北道。我祈愿读者中有哥哥当年的战友,能告诉我们有关哥哥的事迹。


1992年我到离别50年的韩国故乡探亲,与姑姑婶婶谈起了我的大哥永万。她们说,既然永万当年已经打到了全罗北道,脱了军装跑过来找到家人不就好了?我说:“依永万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他绝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出生在韩国的青年,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最后战死在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的朝鲜战场上,哥哥是我家的传奇,是中国革命的传奇,也是朝鲜民族的传奇。我经常想,如果哥哥活着,会怎样呢?我最为遗憾的是哥哥参军走的时候我不在家,没能为他送行,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最理解哥哥,最怀念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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