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关于军队整体素质的检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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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2][size=10]一、军队整体素质(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两军决战之前,蒋介石一方面对国民党及其军力估计较高,一方面把他的对手共产党及其军力估计过低,因而曾有计日程功之嫌。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军队本身也有放心不下的地方。 1946年6月7日,即全面内战暴发的前夕,蒋介石在“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的演讲中对部下说:“你们也许要问,共产党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军全体官兵既然是势不两立,那么我们为什么半年以来还要和他来协商政治,徒耗光阴,使得我们民众痛苦日甚国家危机益

现在铁血上关于国民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期间的表现讨论不休,让我们来看一看国军的最高统帅蒋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吧。


一、军队整体素质(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两军决战之前,蒋介石一方面对国民党及其军力估计较高,一方面把他的对手共产党及其军力估计过低,因而曾有计日程功之嫌。但另一方面,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军队本身也有放心不下的地方。


1946年6月7日,即全面内战暴发的前夕,蒋介石在“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的演讲中对部下说:“你们也许要问,共产党对于我们国民革命军全体官兵既然是势不两立,那么我们为什么半年以来还要和他来协商政治,徒耗光阴,使得我们民众痛苦日甚国家危机益深呢?”他解释说,这有几种原因:第一是觉得共产党中国人,还有爱国的良心,因此政府“忍让”;第二是因为“国际的关系复杂,我们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谋国内的和平统一”。以上是蒋介石对中共“协商政治”而不较量军事的原因,但这两个原因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因为经过这样长期苦斗,一般部队未免精神疲惫,内容空虚,战斗的力量和纪律皆不甚健全”。他说,这在当时平汉路与津浦路各战场剿匪的经过,可以明证。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休养整训,来充实我们军队的力量,必须有这样一个整备的时期,而后我们剿匪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次日,蒋介石再次讲“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时说:“我们中国军人今日竟被人看做最劣等的一种人,在外国人心目中认为是无异一群乞食的叫化子,看我们一般军官亦就被看做叫化子的头脑,他们口里虽没有这样直说,而他们心中实在是这样想法。”

7月9日,在北伐誓师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讲“现代军人必须具备之条件”时说:“我每次见到我们的官兵不振作、不上进的情形,比起外国人的蓬蓬勃勃,富有朝气,心中就不知怎样的惶恐,我们处处不如人,事事不及人!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牺牲了这样多的官兵同志,北伐虽然成功,抗战虽然胜利,我们中国还要被人看作不是一个国家,我们的军人亦是被人看作不像一个军人”,“但是直到今天,到处还看到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官长,我们的士兵,几乎没有一个人认清了这种奇耻大辱,几乎没有几个人想雪耻图强,在精神、动作、学问技能上,和别人竞争一番,以期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标准军人,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这种志气!”他说,照这样下去,如何能够建军建国,实现主义呢?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知耻,知耻然后才能自强。如果自己不行,而反以为行,不知自反,不知耻辱,此真所谓“夜郎自大”,没有不被时代所淘汰的!


在与中共正式决战之前及开始之初,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自身弱点的认识还是皮毛的,肤浅的,但战争开始之后,国民党军队的弱点越来越明显,蒋介石对他的军队的认识也逐渐深化。


1947年4月,蒋介石举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国民党的军官,期望他的部下能忠实而有效地贯彻他的战略意图,尽快从军事上解决中共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举办训练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振作“高级将领的精神”,改造“高级将领的心理”;第二个目的,“是要检讨我们部队的缺点以及过去剿匪失败的经验,作为今后剿匪战略、战术改进的张本。”


4月17日,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全体学员讲“剿匪战争中精神的影响与心理战的重要”。他说:“上次说过:无论就物质、精神,以及时代和环境来分析,匪军是没有不被消灭的道理,我军决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匪军能不能被消灭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健全我们本身的问题。”


他认为,共军的长处“除了侦探战和游击战有特殊成功之外,他的另一个长处就是宣传”。“他们宣传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蒙蔽社会,欺骗世界,使国内和国际人士都相信他们一切组织和行动,都是非常优胜,非常合理,非常健全,因此证明他的力量是如何强大。相反的便衬托出我们的不健全,不合理,没有力量”。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认识中共的军事力量,他认为中共的“所谓力量,却是买空卖空无中生有的”。说到中共的宣传,他显然有些无可奈何:“他们宣传的作用,在使我们的官兵尤其是高级将领精神上遭受威胁,心理上发生恐怖,不敢和他们作战。”“他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除了虚伪的宣传之外,还派遣许多不用武器的侦探人员进入我们指挥部的附近,或者打入我们的指挥部的里面,包围我们的主官,刺探我们的秘密,扰乱我们的心理,麻醉我们的精神,实际他们的侦探和宣传,其目的只是使我们心理上为其蒙蔽,精神一受其胁制,因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真正的力量,强过他大过他几倍,以致虽有武器而不知运用,虽有力量亦不能发挥。”


4月27日,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及绥靖区县各级行政干部训练班毕业典礼,蒋介石到场讲演,话题是“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他提出共军的另一个长处:“夜行军、夜战和夜袭”:“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以后我们也要学习敌人的长处,训练夜行军,夜战和夜袭的本能。敌人有这种狡恶诡谲的动作,我们也要学到这种出没无常的动作,并且要研究出比匪更好的法子来打破他制服他。”


接下来他讲到国民党军队中士兵的情况和官兵脱节、军官腐败的情况:“现在前方有些士兵没有饭吃,只能以小米充饥,衣不蔽体,鞋袜俱无,尤其是伤病的士兵,缺乏担架,缺乏医药,许多官长不加过问,听其自生自灭,痛苦非凡!这种情况,怎么能使士兵信仰长官?怎么能使他们见危授命,赴汤蹈火? 如此下去,我们长官不但不能担负剿匪的重大使命,而且要成为国家民族和革命先烈的罪人。”


他说:“我是你们的统帅,社会批评你们,就等于污辱我自身,为了保持我们革命军人整个的荣誉,我不能不促起你们的注意!如果我们的高级将领再不注意士兵的生活,再不能视士卒如子弟一样,爱护他们,那剿匪军事一定不能获得胜利。”“我们革命军人的职责,在于爱国救民,而要爱国家,就要先爱我们直属的士兵,要救民众,就要先救我们所目睹的士兵痛苦做起,如果我们不把士兵的生命当作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那我们究竟凭什么来救国救民呢?但是各位将领务必要各自反省,你们已经尽到了爱护士兵的职责了吗?许多士兵已经有许久吃不到米麦,用小米充饥,许多士兵没有鞋袜,赤脚徒步,伤病的士兵根本得不到医治,痛苦呻吟!这种惨状,各位高级将领从来没有向我报告,总要我派人去调查才能知道。试问大家这样带兵,如何能够使他们心悦诚服?这种军队又如何能发生力量剿灭匪军?”“目前我们军队的精神和纪律,实在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官长与士兵之间的生活与情感完全脱节了,简直如同路人,漠不相关,甚至官兵同赌,各怀敌意。这真是我们国民革命军最恶劣的现象!”


5月12日,蒋介石出席军官团第二期开学典礼,宣读军官团第一期开学训词后,讲解“剿匪必胜的事实”。他说:现在有一部份人士,以为共产党过去盘据江西,经国军五次围剿,历时十年以上,尚且不能完全将他消灭,而现在共产党经过八年的处心积虑的筹备和他养精蓄锐的实力,而且扩充了十倍以上的地盘。就是以地理形势而论,也和从前不同,他已经由南方窜到北方,与外蒙和俄国联接一气,时时可以得到外国的接济和支持。这种情势之下,国军要消灭共产党岂不是不可能的事吗?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仅使得一般认识不清的民众对于剿匪前途,发生疑问,而且使我们担负革命责任的将领,对于剿匪军事信心动摇!我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这就是我们剿匪的危机,也就是大家中了共匪宣传的毒计!这种错误的心理如不祛除,则今后剿匪军事纵然具备了一切成功的条件,恐怕亦要失去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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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年5月,国共两军在山东的孟良崮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同小可,共军消灭了国民党的王牌之一——第七十四师。6月5日,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上讲“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他首先宣读了张灵甫5月6日在孟良崮战场上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写道:“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能进退飘忽,来去自如,我则一进一退,俱多牵制。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蒋介石说:接到这封信,“精神上受到无穷的刺激,亦为他特别感动”。当即复张灵甫一个电报。但电报还没有到达,他已经在孟良崮阵地上“忠勇殉职”了。所以这封信无异是张师长的绝命书,也是他临死以前对于我们革命全体官兵——上自统帅,下至士兵的一个最沉痛的遗嘱,“我这次所以不顾前方军事如何紧急,一定要召集你们在沂蒙山区作战的将领到南京来受训,主要的动机,即由于我读了张师长的这封信,察觉了我们前方军事危机的深重,以及我们高级将领精神道德的堕落,因此我不能不立刻召集大家,把你们个人生死荣辱,革命事业成败利钝的关键,对大家彻底说明,使你们在经过一番血与泪的教训之后,能够有一番彻底的觉悟,真正能够以昨死今生的决心,将个人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动,作一番彻底的反省,彻底的改造,对整个军队的战术,精神纪律,作一番彻底的检讨,彻底的革新,如此,我们剿匪军事,庶几可以因祸得福,由此次孟良崮的挫折,而提高我们国军同仇敌忾,雪耻复仇的决心,早日完成我们消灭匪军的任务”。果能如此,则张师长虽已殉职,亦可使他在地下安心瞑目,死而无憾了!

他要求部下通过他们得到的几本小册子看看共产党的军风士气。看看共党的组织是怎样的严密,训练是如何的精勤,纪律是如何的严明,官兵之间又是怎样的甘苦与共和精诚的团结。“我们平时对于匪军这种真实情形,一点都不注意,匪军有深刻的研究,我们没有研究,匪军有严密的组织,我们没有组织,就是这样和他们打了一年的糊涂仗,把我们优秀的将领和忠勇部下的血肉来拼,这种作战的方式如果不立刻改进,那不仅是罪恶,而且是不人道。”所以,自从张灵甫死后,蒋介石“立刻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攻,同时召集各将领来彻底检讨,彻底研究,彻底改造我们部队的作风和习惯,重新决定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他认为,“如其我们再像过去一样,高级将领不切实研究敌情,不亲自侦察地形,盲目行动,进入沂蒙山区,那就要可能被匪一网打尽,否则亦要被匪军各个击破,乃至整个的消灭”!“所以张师长之死,在我们革命军固然是无可补偿的损失,然而对于我们剿匪军事,也许就是今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枢机。”他说“只要各将领能一致觉醒,砥砺志节,痛悔过去疏懈的错误,改造今后战术思想,则剿灭共匪,统一中国,就易如反掌”。


他显然对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检讨工作不满意,于是要求部下看看共军的检讨工作。他要求部下“反过来看看匪军的检讨工作,是怎样的严肃,怎样的实在”!他说,共军在《论连队工作》的一本小册之中,将连以下教育的改进,归功于“用群众整风,反省,坦白的方式”。他说:“一年来连队政治教育重心,并不放在政治课上,而是用群众整风,反省,坦白的方式,进行了“反军阀主义”、“拥政受民”、“反落后倾向”三项的大教育。”蒋介石比较说:“我们军队就缺乏这种严肃而实在的精神。在开会的时候,有愿望而不提出,有缺点而不批语,只是腹非心议,在事后来指摘,这就是官僚的恶习,不是同志的本色。”


从那几本小册子中,蒋介石看到了他的对手的军风军纪,看到了对手的虎虎生气,也看到了对手的组织之严密。他说共军“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组织”,“尤其是连以下的组织”。看看《论连队工作》一本小册子,就可以知道共军进行组织改进的工作,是从三十二年(即1943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四年了。共军对于如何使连级官兵团结,思想凝固,技术提高,以及政工人员如何以身作则,鼓励士气,四年之间,确实是全神贯注的去作。到今天,制度已经确立,战术思想已经统一,而一切战斗的行动技术也都有了一贯的方式了。“反观我们自己组织的情形,则瞠乎其后,松弛散漫,脆弱脱节的缺点不胜枚举,要着手整顿也不是旦夕之间所能奏效。”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现在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战术和技能只有在战地时时利用机会教育来改正,而对付匪军的根本方针,乃是只可以战略补救战术的缺点,以战术补充技术的不足。


对照中共的做法,蒋介石表示要确立人事升迁制度,改变国民党内“升降黜陟,漫无标准”的混乱局面。他也认识到,由于“部队里面人事制度还未确立”,“以致有背景者不问有无功绩,连续晋升;无背景者,纵有殊功,亦屈居下位。这是我们士气低落,军心不振的一个原因。”“以后我们要挽救这个缺点,必须确立人事制度和升迁标准。”并且当场“将今后升迁的标准,对大家宣布”:

(一)战绩第一。战绩是今后升迁的第一标准,那一个部队长作战有功,就有优先升迁的资格,那个一作战不努力,不能表现战绩,决不予升迁。至于作战著有殊勋,更可完全不受年资的限制,破格提升,以昭奖励。

(二)学术与训练的成绩。部队长努力研究学术,修养品德,同时并能以身作则,认真训练,使部队的技术提高,战力充足,仍作为升迁的第二标准。

(三)年资是今后升迁次要的标准,必须有前二者的成绩,才能论到年资。

接下来,他又指出国军“目前最显著的缺点”。他说,国军的缺点很多,但与作战关系最大的莫过于下面两点:(一)“谎报敌情,夸张胜利”。许多部队一到前方,还没有正式和敌人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及至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又如经过一次接触之后,往往夸张胜利,说打死了几千几万敌人。蒋介石说,按照当时共军战术原则的规定,是避免和国军主力决战,国军消灭共军几千几万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夸张的报告,一望而知是假的。“谎报军情,夸张胜利,不仅是军人不道德的行为,而且简直就是无耻和罪恶”。“作战最重要的是确实,如果夸张胜利,就是欺骗上官;致于谎报军情,影响更是重大”。譬如我们前面只有少数的敌人,而谎报前后左右都有很多的敌人,这样,无异代替匪军宣传,使得你们上级的心理发生恐慌,估计发生错误,而影响整个战局!以后这种恶习,必须彻底改正。(二)“赏罚不明,功过不分”。现在一般部队长为了讨好部下,大多数都是有赏无罚。行赏的时候,上级官长又恐部下争功,对他不满,因此采取均分主义,而不敢堂堂正正按照功绩,提出何人应赏,说明其应赏的原因。至于部下犯了过失,则不但自己不敢加以处分,就是上级知道了,要执行处分,部队长亦必千方百计为之庇护。譬如师长犯了罪,总司令部要处分,而军长照例要替他求情,请求减免。团长犯了罪,旅长也要求情,请求减免。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取得部下的拥护。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试问你一般部下都以为赏不足以为荣,罚不足以为辱,赏罚作用,完全丧失,军队的纪律如何能够维持呢?所以“今后要提高纪律,鼓励士气,必须打破奖赏均分主义,更不许上级曲庇下级的罪责,以国家的各位,来为个人市恩讨好,各级主管必须照我这个意思,切实励行,才能算得是我们革命的信徒,国家的干城”。


他说:国军军风纪现在“败坏已达于极点”,在山东前线民众有几句谚语说:“新四军扒路,中央军砍树”。并听说官兵“对民众动辄打骂,甚至有奸淫妇女的情事”。前方军纪这样败坏,而“你们各级将领给我的报告都没有一个人说到,可见大家的报告如何虚伪不实”!以后要整顿军风纪,首先要严禁上面所说的劫掠、破坏、虐待人民,奸淫妇女几件事,那一个部队如果犯了这个指令,不但要严惩犯罪的个人,并且要连带处罚其主管长官。其次,各将领关于经费的开支必须公开,赏罚必须公断,每团每连都要分别组织“纪律监察评判会”(名称可由新闻局斟酌拟定),每排公推士兵一人组织连评判会,由连指导员担任该会书记,按时将评判所得结果呈报于团长与新闻处长,会同审核公布执行。团长与新闻处长得到这种报告以后,应于一星期内公布,不得拖延。这个办法初看起来好像不便,但是共产党早已如此做到了。各级主官以后必须多与士兵接触,让士兵有说话的机会,使下情上达,才能了解士兵的痛苦和各级的弊端所在。过去一般师长,旅长、团长,多不与士兵见面,以致“生活脱节,感情隔阂”,至于连长如何管理士兵,训练士兵,上级将领在平时已不过问,在战地更是不管了。这如何能整饬军纪,发挥力量?现在部队里面积习已深,当然不能立刻完全改变,但各级将领如能彻底觉悟以往的罪恶,今后果能积极改过,时时努力,推行新的办法,关于运用政工人员的力量,就一定转移风气,养成良好的习惯,现在匪部是实行“二元制”,就是军官与政工人员二者并立,互相监督。但我们中国古人说:“权出于一者强,出于二者弱”,我们既然委任了一个将领,就应该绝对的信任他,而不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牵制他。所以我们在北伐之后,就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一元制,把一切事权集中于带兵官。我认定一元制必定比二元制要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但你们要知道:我的意思不过是使事权集中,易于发挥效率,并不是不重视政工人员。而事实上现在各级官长大多数误会了我的本意,不重视政治工作,把政工人员看作军队的附属品,以致工作不能发展,成效甚鲜,这实在不是制度的不良,而是你们认识的错误。我是信任各级带兵官的学识能力,可以指挥政工人员,所以才把这个职权交给你们各级带兵官,须知职权与责任是不可分的,有了这个专权,就要负这个专责,如果大家只知权利而不知责任,不求长进,那就完全违反了我的本意,而且害了我们整个的军队了。


6月19日,蒋介石出席军训团及兵役班三期毕业典礼,发表“建立必胜信心完成剿匪任务”的演讲。他说共军有两个特长,第一是“征兵方法特别严密而彻底”。因此他们每次作战虽有很大的伤亡,而因补充迅速,始终不感兵源的缺乏。第二是“政治工作能发生成效”;“政工人员组织之严密,精神之振作,与工作之实在,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因为他们一般政工人员能以身作则,不惜牺牲,不畏劳苦,所以他们的士兵,都要受其“麻醉”,至死不悟。上面两点是“匪军”存在的根本条件。“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两个条件上战胜匪军,则今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即令有了进步,仍旧不能达到我们彻底消灭匪军的目的,完成我们剿匪救民的任务”。


蒋介石指出:国军政工人员的组织训练以及工作的精神和能力,较之共军的政工人员“相差实在太远”,以后必须彻底改进,提高效能。但这不是政工人员单方面的努力所能奏效。他提醒部下,说中共的宣传“差不多笼罩着整个的社会,大多数民众的心理均受其威胁”。“而我们军队的精神,亦不免受其影响。意志不坚定的人甚至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

本文内容于 2009-5-18 10:00:49 被鹿鸣思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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