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宪政为何失败?专制不肯放权,唯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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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9_5_17_4361_9304361.jpg[/img] 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内设田赋、漕仓、税课、库藏等十个司。这是度支部库藏司官傣的合影 日俄1904年至1905年为争夺中国北方领土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最为吊诡之处在于,作为土地所有国的清政府发表声明说,对双方将表示中立,中方不会参战。这场战争除了土地之外,看起来与中国似乎再无关系。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对于中国政局的震动,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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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内设田赋、漕仓、税课、库藏等十个司。这是度支部库藏司官傣的合影

日俄1904年至1905年为争夺中国北方领土的控制权,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最为吊诡之处在于,作为土地所有国的清政府发表声明说,对双方将表示中立,中方不会参战。这场战争除了土地之外,看起来与中国似乎再无关系。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对于中国政局的震动,甚至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历次对外作战的影响,并最终发生了瓦解满人统治的清末宪政运动。


维新的悲剧


若要详细考察清末的宪政运动,起因还要追溯到之前的1894至1895年。中日之间发生了一场海战,清政府花费巨资打造多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如海潮般涌入内地,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淮军招架不住,也一退再退,丧师失地,以致京畿震动。万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委曲求全,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不但放弃了在朝鲜的固有权利,赔了大量的银两给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损失,还割让了台湾列岛,使其沦落日寇手中达五十余年,诚为惨烈之极。李鸿章一手经营的淮军经此一役也告瓦解,他的声望也受到打击,被国人痛骂。


此战如此惨痛,却仍然未能使清政府统治者在制度革新上达成一致意见。保守派的某些想法让今人思来犹觉不可思议,譬如吏部主事叶德辉《郎园书札》中尚讲道,“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至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意思是说,中国的战败不过由于是礼仪之邦,政府爱惜士兵百姓罢了。何况胜败是兵家常事,倘若日本与穷兵黩武的俄国法国相战的话,恐怕就终究要失败了。叶德辉是清末的学术大家,士绅阶层的精英分子,他的思考仍然是这样,又遑论无知无识的芸芸大众。


但是中国国内也存在激进的派别。他们在朝野之中的议论激发了士人阶层的危机意识。康有为趁了这样的机会,以公车上书的方式振臂呼喊,进入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区,用鼓动当时的皇帝光绪变法的方式希望达成变革。康有为资历威望一点也无,虽为举人但本质上仍不过相当于一介布衣,这样的变动,在当朝并无先例。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分说明,变法革新虽然不能成为中国思潮的主流,但至少不是一个突来的想法,否则远在深宫的光绪帝如何会急迫的选择这个有些不切实际的维新主张?


康有为多年来游历四方,对海外的思潮和制度有大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融合中外,发愤著书,维新变法的思考由来已久,在民间学界名声犹大,此次变革不过是理想照进现实罢了。康有为心怀天下,寻求急速变法,在参政期间上书甚多。但论起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以君主立宪之议最为紧要。后来的学者较少说起康有为****所启到的积极影响,可至少这一点开了清末立宪先声。他对光绪上书说,“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订国会之期。”又批评当时的专制制度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熟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也”,以此点明政体的变化和宪政建立的方法。康又亲自拟定了方略和实行的步调,按后来的程序来看,这一方略与清末成就的宪政主张又几乎完全一致。


但康有为书生参政,虽然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却仍然本着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态度,在执行中激进自傲,毫不考虑当时的朝野局势,最终的道路几乎是注定了的。作为主导的光绪皇帝固然深为嘉许,但却无兵权在握,无异于一个有着泥脚的巨人,甚至是一个孤零零的深宫人质,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却恨康梁入骨,这维新变法的路子走了百多天,就被强行终止了。康梁出逃海外,谭嗣同等六人死在菜市口,这一次虚拟宪政的失败了。


瞬间的变化


康梁的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不能说毫无作用。百日维新以后,民智大开,加之内忧外患,晚清满族政权就更在风雨飘摇之中了,这种趋势加重了社会要求宪政改革的各项要素。一九零零年,慈禧太后又因为一个消息的失误,以为洋人要重新扶植光绪帝,盛怒之下借义和团运动攻击东交民巷洋人使馆,造成八国联军突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之际,携光绪帝穿民服逃至西安。民情于此,竟然瞬间大变。


1898年百日维新时,变法阻力甚大。梁启超后来回击革命派称其守旧时,回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却走者尚占大多数,(当时如)不引证先圣最有力之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两千年劲敌抗耶”。但到1903年,康有为再次上书慈禧,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他规劝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并进而描述说,“近者举国纷纷皆言变法,庚辛累诏,皆以采用西法为言。盖危弱既形,上下恐惧。虽昔者守旧之人,力翻新政者,今亦不得不变计矣。”意思是说,当今之时,改革已众望所归,考虑到国家的局势,连守旧派都不得不变革自己的主意了,那么作为太后的你又当何想呢?


到一九零五年,江苏的名士张謇致书袁世凯时,说法更加激进,他隐晦的希望袁世凯携兵进谏,以求立宪改造中国的制度。他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无补救之益也。”这在当时虽然没有变成现实,但却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不久之后,日俄战争爆发,最终成为推动宪政改革的最后一根稻草。《东方杂志》撰文描述当时的情况,丝毫没有表示出因日俄之战发生在国土之上而应有的悲哀愤怒,甚至欢呼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乃专制之败于立宪国也,是天犹未厌中国也。”意思是,日本在十年间接连战败了中俄两个大国,没有其它的理由,就是表明了宪政比专制更为优胜,俄国的败绩实在是老天帮了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制度上打开缺口,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


宪政改革的呼声大大的涨起来,孙文等人的革命也开始摇动清朝的根基,海内外的暴力事件频频发作,大好河山几乎到处硝烟弥漫。这不由让清政府惊恐万状,相对于革命,清廷似乎终于觉得持保皇态度的立宪改革是温和可行的一条路。如果真把这些要求立宪的呼声推向革命一边,清政府实在是很危险了。


推算下来,此时距离距离康有为要求君主立宪改革的维新变法过了仅仅不到七年,要求宪政的尺寸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康梁所求。何物千年怒如潮?社会进步,既非人所能料,也非人所能掌控的,彻底的变动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

仇敌定下的方案


宪政既已成各界民意,推无可推。慈禧虽不情愿,却也只好先走出第一步。于是清政府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乃于一九零五年设立了“考察政治馆”,并先期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以比较中西方的不同,同时提出具体的立宪方案,准备立宪改革。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属意宪政,原定出洋的五大臣中本有徐世昌和绍英在内,不料还未出行就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遇到了炸弹袭击,二人由此心惊胆颤,死活不肯再走。清政府最后不得已把名单修改为载沣、戴鸿慈、端方、尚其亨与李圣铎。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却说明革命党对于暴力并未放弃,改革进程的风险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


五大臣都是清政府内比较优秀的官员,但中西文化有很大不同,政治又是精深的技术,区区一年是无论如何也学不完全的。当时随行的熊希龄头脑灵活,又是改革派的人物,就想出由人代笔的方案。他提了梁启超和杨度两个人,他以为因为政治禁锢的原因,对各国宪法研究通透的中国人没有几个,不倾向革命的就更少了。


这都是现实,但是问题出在,梁启超被清政府追捕多年,在海外仍然攻击清廷的作为,慈禧在1901年仍下旨痛斥其为逆党,视为清政府的大敌,有谁敢公开提出呢?最后只好找到当时的奇才杨度,希望他来写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作为奏请清政府立宪改革的材料,以交付政府委托的任务。杨度听闻之后又欣然同意,这件事也就做成了。


杨度最后写了三篇文章交给熊希龄,两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之程序》,为其亲自所写。但熊希龄所提出的题目《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却正是清政府的仇敌梁启超执笔完成。此事后来众说纷纭,根据陶菊隐先生《北洋军阀史话》中记载,之所以最后一篇出自梁的手笔,是杨度自认宪政之学不如梁,是由杨度请梁执笔写就,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篇文字。但无论怎样,作为代表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最后拿回来的建议草案确实为梁启超写成,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绝大的喜剧。


环境虽是新环境,问题都是老问题。慈禧太后根本就没有立宪改革的意思,面对这篇充满了革命精神要求改变政权形式的文章,也许又让她回想到那些不愉快的日子,就更不会喜欢了。她假惺惺的做戏,但仍无确实的表示。李剑农记载法国某报记者的文章说,“清慈禧之欲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而载泽说的就更加直白,他上奏就说,“立宪的好处,乃能排除革命党所宣扬之中国为半文明的专制制度耳”。这一切都表明,在清政府统治层面,实在是没有立宪的诚意。


永远都预备


宪政考察按照计划已经完成,戏就不能不演下去。五大臣提交文章后不久,就在1906年8月,清政府举行了御前会议。但最终的结果是,立宪改革变成了预备立宪,并下诏宣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三年计划方案,至于何时能够宪政成功,则隐晦不言。


1908年8月,宪政编查馆编就宪法大纲、议法院和选举法要领,公布海内外,宪法大纲完全照抄日本宪法,而大纲上的满洲君主权力则比日本天皇更无限制,实际上和现行制度毫无区别,只是名称变通而已。再加上满洲贵族排汉的倾向越趋明显,民众就更是大为失望,国人慢慢感觉到,所谓宪政改革不过是一种拖延的战术,预备立宪恐怕是要永远预备下去了。孙中山早对改革不抱信心,在南方发动革命的频率渐渐频繁,革命的理念逐渐被人接受,革命的风潮渐渐压盖住了立宪的呼声,预备立宪终于变成了预备革命。


1908年农历十月,执政的慈禧太后和被囚多年的光绪帝相继死去,政权交到了宣统一个小孩子的手里。这成为一个极大的变故,慈禧太后虽然没有霸主的雄心,但在满清的统治者中,却找不到一个比她更懂权术,能够控制局面的人物。1909年3月,清政府被迫做出妥协,预备立宪不再永远预备,明确宣布九年内宪政完成,给了立宪改革一个准确的时间。1910年10月,清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作为中央资讯机关的“资政院”,以缓和国内要求召开国会的要求。1910年11月再度被迫宣布缩短宪政预备期为五年,同时严旨震嚇,要求各省代表迅速离京,不得再行请求。这被认为是清廷的最后底线,它不再让步了。


然而资政院作为国会的标榜,却有名无实,虽然屡有书质问军机大臣的责任,但军机处公然不做理会,资政院掩不住颜面,只好弹劾军机大臣,并请别组责任内阁。圣旨却又云,“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不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意思是,朝廷自有主意,尔等不用再管了。果然,到了1911年3月,载沣的皇族内阁出笼,但在全部十三名阁员当中,满族占了八人,分去了军政、民政、财政各项重要大权,汉族只分得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门。这当然不能让立宪党人满意,再上书,又被圣旨压住,到此立宪党人的路数完全用尽,再无它法,终于是完全绝望了。在中国的历史上,温和一派的风光也就此走过,皇族内阁组成的七个月后,也就是1911年10月,武昌革命爆发。枪声一响,清政府的满族政权从此倒掉,短暂的清末宪政就此结束了。


立宪的反思


立宪虽然被武昌起义的炮火隔断,但是并没有失去它的影响。国民政府一经成立,立即组织写就了临时政府约法,到后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时,附有三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新任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导致后来篡夺国政的大盗袁世凯,即使大权在握之时也不能不接受宪法的建议,并在执政的多年中苦心竭虑以求摆脱它的束缚,可见宪政虽然没有成功,却深入民心,成为百年政制史的一大转折。


但清末宪政的失败也为后来的政治乱局留下了极大的隐患。由于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专制国家,宪政本来就与中国的传统国体不合,清政府无诚意的改革和激进派的革命使中国改造专制政体失去了温和渐进的机会。辛亥革命以后,中央政权衰落,政治空气突然宽松起来,终于各种西方化的意识形态蜂拥而入,政治组织以及相关的政治操作技术不及锻炼,导致民国初建之时,出现中国从来未有过的党派泛滥、动辄相争的混乱局面。记者黄远庸评论说,“今者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既尽驱率入于此帷幕之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攘往熙来于通衢大道之中,指天画地于密室之内,目有视视党,耳有闻闻党,手有指指党。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轮,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这样杂乱的局面完全失去了政党的存在意义,而沦为意气之争,甚至是成为拉帮结党的手段,为后来袁世凯钳制党派而成就自身独裁奠定了极大的基础。


又由于武昌革命变乱起于仓促,虽然后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接手了新成立的政府,但是清末立宪失败之后,一直坚持的立宪党人,尤其是南方的绅士名流却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当地乃至国内的知名人士,在多个场合成为新政府的中坚力量。袁世凯组阁之后,当年曾担任过清廷高官的北洋派人物又再度进入核心统治层,终于导致清末立宪未曾完成的斗争再次出现在国内政局之上,只是形势更为复杂,影响更为恶劣。周锡瑞后来总结到,清朝覆亡之后,“中央政府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它对外国列强的依顺听从,经常超过对中国人民的考虑关注。而在上流阶层的另一端,随着法律条文的失效,地方绅士们取得了远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国民政府保护民众的能力却削弱了。”他说,作为主导者的这个阶级,他们的利益已经系于“西方化的新政,但这种新政的先决条件,则是社会安定。辛亥年他们首要的刻不容缓的关切,应是维护法律和社会秩序。”


也就是说,中央权力的衰落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各种利益难以调和,此时应该做的乃是重新确立中央的权威以推动变革,维护社会稳定的秩序,但这一点他们最终没有做到,那就只能等候另一次全面的社会和国民革命了。


清末立宪的失败还在于对立宪政体认识不够,准备不足,以致于存在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幼稚病。一位日本的特工人员如此描述说,中国的“立宪派党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则胡乱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政误国的岁月就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就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所受的民族耻辱将被扫除,国家威信则广被世界。”而从未想过宪政是一个长久而艰巨的任务,它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也不是只有唯一的一个环节,事实上它存在社会肌体的各个改造之上。暴力革命或者朝廷立宪都属于从上到下的变动方式,但真正达成则需要全部国民的努力。


清末立宪固然有如此多失败的地方,但是它对中国的贡献还是更为主要的。始于清末的对于民主共和的议论,造就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逐渐成熟,在其后的历代政治变动中,政党作为国家势力不再受到歧视,并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国会作为体现国家民意的标志,也从未曾被民众抛弃,民主共和制度之深入人心,亦是史无前例。康有为慨叹说,“盖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后,举国不容人议共和之非。”可见当时的政治走向。这使后来袁世凯与张勋两次希图复辟,都被推倒,决定了帝制在中国的彻底结束。所以无论清末立宪在清廷是怎样的虚假表演,但它确确实实是中国走向西方最为关键的步伐之一,也是中国社会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次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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