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有人与聊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有人问我在《中国不高兴》中写的一段话:“从现在开始,他们(指年轻人)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是什么意思?我说主要是产业结构过于扁平化,而高校扩招大都是“文、经、管”这种节省教学资源的专业,同时理工科很多学生的专业又有多少能与国有自主产业对口呢?

1937年,中国进入了危机的一年。我手头刚好有一本1937年6月10日、也就是距离“七·七事变”不到1个月时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这期杂志上有一篇由陆觉先、赵廷为撰写的《中国的生产教育》一文。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国的生产教育



陆觉先、赵廷为




中国自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武力、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以来,自身的社会便在畸形的发展过程中,供列强无厌足的敲骨吸髓,既未跟着欧美资本的生产的路子跑,又不知自己去另闯出路,摆脱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羁绊,还是只向着不生产的不节俭的浪费方面奔走。于是有资产者把全由直接剥削而来的大量资金,聚集起来,不愿作生产事业,只知敛取利润以自肥,作个人享乐,甚至把数千万的现金送到外国银行去保险,间接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民的汗血。这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说,是得了极大的便宜,即利用我们的大宗游资,变为生产的资本,复以廉价来收买我国的原材料或劳动力,制造出商品,再用贸易的方式对我们实行剥削;但在中国一方面来说,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白白断送了整千万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贸易方式的剥削,加速地促进了我国农村的破产,工业的衰落,商业的调敝,而使中国的整个产业界,几乎很难有抬头和发展的希望。

中国产业界既如此不景气,当然无由容纳大量的具有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他们莫不中了传统教育的思想的遗毒,对“学而优则士”的观念,还没有打破。因而学工程的、学采矿的、学纺织的等等,多跑入政军学三界。据何清儒氏的调查(注一):职业学生就业的,占74%,而能用其所学的,仍属极少数,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可是军政学三界容纳人才究竟有限,学校的毕业生还是逐年增加,人浮于事的现象,日益显著,于是奔走、钻营、挤轧、为谋生上所必要。另一方面事业的学生多半在城市里已染上了奢侈的恶习,不大愿意还乡去从事农村或其他社会工作,其结果往往流浪在城市里,成为高等流氓;就使甘愿还到农村服务的,莫不装束入时,享用奢侈,其结果不过替帝国主义做推销员,实无异使生产加速地降低,而浪费一天天地增加。还有占绝对多数的农工,他们终日劳动,尚难温饱,当然也有时间去受教育;同时其子弟的入学费用,不但无能力担负,而且还要牺牲他们的宝贵的应该用于求学的时间去帮工,以维持一家的生计,结果民众与教育绝缘的程度,使日甚一日……


以上就是1937年研究教育的人写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