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元散曲的创新性》


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元散曲可谓一骑“奇兵”。其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开拓和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散曲打破了传统诗词的写作模式,以一种崭新的极具生机的手法做出了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精品。

自古至今,诗歌的发展一直遵循着“从俗”的趋势。并且这“从俗”也是其最终的出路。六经之一的《诗经》源自民间,经过朝廷和孔子等人的不断修改才得以成形。稍后的《楚辞》,也得益于楚民间俗文化对作者屈原的深刻影响。再后来,汉初的大赋,发展到汉末的抒情小赋。最终汉赋的命运还是归附于普通的仕人和民间。汉唐之盛世,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其中,唐朝诗歌的发展由起初近体诗的拘于格律到后来的渐趋宽容和随意。其结果便是至宋发展到鼎盛的词的产生。这也正说明了任何的一种文学形式总归是要还于通俗,还于民间的。以此类推,曲的产生也是词的“还俗”的结果。

金灭北宋后,民间的俗歌俚曲汇入了南北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元素,从而产生出一种非常流行并乐于为人们传诵和接受的“诗歌形式”——散曲。“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 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明王世贞《曲藻序》),便是关于散曲由来的很好解释。

王国维曾把元曲与“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并列,称之为“一代之文学”,“世之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即元散曲),诚哉!”(罗宗信语)等等,足见元曲之于中国文学的功绩。

元曲的本源即是所谓“蕃曲”、“胡乐”,初始流行民间,亦被称为“街市小令”、“村坊小调”。

元散曲产生的原因,有诗歌发展的必然性,也与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元代士子失去了传统的科举仕进机会,读书人仅有 “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而这也造就了文人士子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交流。他们就更倾向于抒发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怀才不遇之情。其中就有,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的抱怨,“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的控诉。而元曲中描写风情景物的作品也较以往诗词的含蓄更为尖新、大胆。

一般说来,“诗词尚雅,曲语尚俗”,又有“诗庄词媚曲俗”。曲词的俚俗,一是表现在俗典的运用上:李渔的《闲情偶寄》有,“其事不取幽深,其深不搜隐僻,其句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即是最好的例证。二表现在方言俚语的运用上。即是运用具有“蒜酪味”的方言俗语和地方词汇。“浅而不俗,深而不晦”“雅俗所共好的”(郑振铎语),也许这就是元曲的一大特色。为什么呢?因为方言俗语具有较深厚的民间文化内涵和大众基础。同时,它们相对精练而生动,富有表现力和亲和力的特质。元曲将诗词和民歌、方言、俗语等融为一体,造就了其洒脱、诙谐、直率的独特风格,这是对诗词发展的一种极具创新性的发掘、拓展。

散曲强调雅俗共赏,即是俗而不雅,雅而不俗。《中原音韵》中有“未造其语,先立其意,语意俱高为止。”“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的论述,这已是很好的对于元散曲的特点的概括了。另外,散曲中有“衬字”一说,而且部分曲牌还可“因人制句”,相对于诗词的严格要求,这更便于作者思想的表达的和自由的发挥。

同时,元曲打破了诗词传统的构词方式,却以北方方言为准,大量运用口语词汇遣词造句,将诗词的优点、民歌韵调及俚词俗语集与一体。这种自由化、个性化的解放完全跳出了传统诗词必登“大雅之堂”的拘束。其以一种超然至上的随兴态度和洒脱的气质,很快被大家接受。散曲的“发之管弦”“歌之咏之”的传唱方式又对其能够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有,元曲的修辞手法与传统亦有许多不同之处,散曲多用叠词、拟态、象声、拟形等语词,较诗词的约定俗成的要求宽松了许多。这种鲜活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拓展了散曲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由此,显而易见:元散曲之于中国文学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元曲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有均有超乎前人的成果。尤其,散曲对于中国诗歌在写作和表达方式上的创新性是中国文学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同时,它也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作为后辈的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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