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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是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在当了一年志愿兵后,他获得陆军步兵伍长的军籍。他收到征集令的时间是1937年9月9日,加入了近卫步兵第二联队,到1939年7月16日征集令解除时,他的身份就是一名士兵,恰恰被派往中国战场。他的日记也许能让我们看到战场的另一面。




第一个是刊登在《电影旬报》1939年7月1日号上的小津安二郎《续·信》,文中记下同年3月20日渡修水河的情形。




3月20日16点30分,进攻南昌的修水河渡河战役的枪声已经全面打响。炮声隆隆,迫击炮摇曳着火尾在头顶上交错爆炸,把满树的杏子震落下来。


19点30分,开始渡河。铁船从树丛中放下来,士兵们很快就跳上去,离开了岸边,消失在浓浓的黑夜之中。没一会儿,对岸的碉堡就吐出更加猛烈的火光。我被安排在第三渡河处的第三个,船底一碰到河床,就跳了下去,水深没过了膝盖。子弹从身边一掠而过。连忙跑到河岸上趴了下来。碉堡中还有敌人。连把小铁锹放下的工夫都没有,就用双手刨起沙子来,做好一个架枪的地方。四周漆黑一片。透过黑暗,眼前是一道铁丝网。铁丝网那边有一座碉堡。黑暗中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我想如果就这样天色渐白的话,我们一定会发起进攻的。脚开始痉挛起来。手指发胀,指甲变软,手指尖特别痛。




这是一个参加修水河渡河战役——进攻南昌战役的导火索——的士兵的极具个人色彩的记述。日本3月22日各家报纸的晨报上都报道了这个战役。


在战败后的日本,像这样战争中的实时报道又是如何被记述下来的呢?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丛书》可以认为是官方对有关过去军队事迹的一种认识。1976年2月由朝云新闻社发行的第八十九卷《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截至昭和十四年九月》中,有一个“发起修水正面攻击”的项目,这里把它作为第三个例子加以介绍。


第一百零一师最有力的一部分,于3月17日渡过永修东面的修水支流,驱逐了一部分敌人,前进到修水干流的北岸地区。


第一百零六师团(重点)、军炮部队和战车队于3月19日完成了渡河的准备工作。


修水河当时河宽约三百米,由于降雨,增加了约三米的水位,河对岸敌人的阵地浸没在水中,水边有相当多流出的障碍物。


3月20日十六点三十分,部队命令炮兵准备好进攻的射击,二百几十门重型炮、轻型炮开始突袭似的轰击。


第一百零六师团于十九点三十分开始渡修水河,先头部队于十九点四十分左右占领了对岸;第一百零一师团于二十点开始渡河,先头部队于二十点零五分占领对岸。两个师团针对在各个地方抵抗的敌人持续进行着夜间的攻击,直到21日拂晓,突破了大约设置了三重战线的敌人主要阵地,纵深大约两公里,开始转入追击。工兵部队第一线的步兵部队完成了渡河,与此同时,开始着手在修水河上架设浮桥,直至21日拂晓完成。


第一百零一、一百零六师团依据命令,把重点放在追击安义及奉新方向的敌人,形成几个纵队,进行追击。3月22日,前进到安义东西线附近,第一百零六师团于23日前进到奉新。


小津安二郎军曹也以高速度前进着。


渡过修水河,到敌人阵地后,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追击。五谷岭、馒头山、蔡氏、安义、奉新、古楼冈、照山、熊足。一部分部队从这里渡过赣河,切断浙赣铁道,威胁到南昌的背后,左翼部队攻陷南昌,暂先完成了任务。(《续·信》)




攻陷南昌是在3月27日。首建奇功的是第一百零一师团布施部队的牧野小队。小队长牧野英二中尉是三年前自杀的作家牧野信一的亲弟弟,牧野英二还是杂志《摩登日本》的编辑主任,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队长成为话题。


但这时的小津没有进入南昌,追击还在继续,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3月30日终于坐上了LTK(轻战车)。


原先我所在的部队是有战车的车辆部队,但是这一次的战斗队伍,战车与徒步分开来了,我一直就不擅长走路,但这一次走了。走啊,一直走到最后,十文七分的脚板底全都磨出了泡,脚脖子肿了许多。(《续·信》)


然而,


幸亏精神很好。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顽强坚持,尽最大的力气坚持下来,也很好地坚持了下来。这是难得的体验。从今以后我的人生,在紧要关头,犹如黄鼠狼被追逐时放出的臭屁一样,我要以这种坚持作为最好的武器。


3月24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步行只是意志力,咬着牙默默地一直走着,山中是步兵,我想这是对山中的一种纪念。”在“步行”的这十天期间,对他来说是一种用意志克服肉体极限的体验,给人的印象是:这是比在战场上遭遇到的生命危险及诸多的死亡还要强烈的一种最大的“战争体验”。


但是,这一次举出修水河渡河战役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此。小津的文章、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后来编纂的正式战史——即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特意没有涉及的问题存在于这次战斗之中,包括这次战斗在内的“支那事变”中日本军队对社会秘而不宣乃至一直否认的战斗方式——但最终还是败露了——以及小津被纳入这次战斗的特殊方式,在这里面都集中地表现了出来。这时,小津的日记作为证言具有重要意义。




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问题在下面的文章中将得到最好的说明。




1939年,在南昌战役中,日本军队进行了强渡修水河的战役,发射了三千余发毒气弹,丢弃的毒气弹筒有一万五千余个,绵延八公里的中国的两个军不战而败。


小津安二郎被编入华中方面军,作为上海派遣军直属野战瓦斯部队中的一员参加了这次战争。根据《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二)》一书中所收录的“1937年9月11日的临参命第九十九号”,上海派遣军的组成中有野战瓦斯第一、第二中队(甲),估计小津就属于后一个中队。这个“临参命第九十九号”的构成也收录在“战史丛书”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2〉截至昭和十四年九月》中,在这部书中,构成成了“概要”,野战瓦斯部队被省略了。




我们逐步地加以说明,在所谓的“支那事变”中,日本军队在非常多的战斗中使用了毒瓦斯武器,这个事实今天已经广为人们所知。但相对来说这只是最近的事,尤其在战争期间,在国内是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这违反了日本政府也签署的国际协议,对此军部当然也是了解的。因此,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媒体的报道中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的新闻报道那样。


到了战后,毒瓦斯武器尽管预定在东京审判中被指控并在进行调查,但这与使用细菌武器一道被免除了责任,没有得到起诉,所以,后来虽然有过片断的回忆,受到怀疑,但是对详细查明事情的真相来说,似乎一直持续着材料不足的状态。因而,也展开了抹杀日本军队使用过毒瓦斯事实的工作。不仅仅是修水河渡河战役,在所有的叙述当中,“战史丛书”都以“概要”、“省略”等形式,非常细心地把瓦斯部队的存在、使用过毒瓦斯的痕迹从“正史”中排除出去,这套丛书可以说是个典型。




事情发生急剧变化是在1984年,两位日本研究者粟屋宪太郎和吉见义明分别独自发现了保存在美国的旧日本部队的资料,这成了契机。他们所编纂、解说的《毒瓦斯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第十八集)》(不二出版,1989)中所收录的十六个资料中包含了许多日本部队在中国内地使用过毒瓦斯的具体事例。前面所引用的中国研究者纪学仁的断言很显然也是基于这个决定性的资料集。这个资料集有一个续编: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瓦斯战相关资料II(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补卷②)》,本书的内容也有许多地方是仰赖该资料集的。




他的这部分日记中记录了公开文章之外的事实。


3月20日(星期一)


雨。菜花、莲田以及满树的杏子都在雨中。这是总攻修水河的日子。X日。


Schedule已定了下来。


从13点起,飞机进行第一次空袭。


从16点30分到18点30分,炮兵进行第一次轰击。


从18点30分到19点,飞机进行第二次空袭。


从19点到19点25分,炮兵进行第二次轰击。


从19点25分到19点28分,进行特种弹的轰击。


从19点30分起,工兵开始渡河。


(省略)风速从1.3米到1.5米。19点25分,接到发射特种筒的命令。30分,开始渡河。48分绿色的吊弹发射到对岸。这个历史性的渡河也就用了十八分钟就成功了。部队中没有人出现不同症状。从第三渡河处渡河。


省略的部分记述了梅本部队士兵战死的情况。




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特种弹”、“特种筒”的说法。“特种”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个问题。


这个谜根据前面提及的《毒瓦斯战相关资料(十五年战争绝密资料集第十八集)》中所收录的资料得以弄清。资料9的附录第一“进攻武汉战争期间化学战时事报告”中的附录第二“二军作战命令第四四〇号(化学战教育计划)”附页“关于保持秘密的事项”之一“关于使用特种物资的事项”中这样提到:“(一)出于保持秘密,把赤筒、赤弹称作特种发烟筒、特种发烟弹,与以往一样,把这些统称为特种烟。”此外,附录第十一“关于利用特种发烟筒发射攻击成果”中同样也记载了与第四“关于保持秘密”完全相同的文字。


根据上面的资料,小津在日记中所使用的“特种”的特殊意义就很明了了。这或许与3月1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转过椻头湖,隔着陈庄,带着物资red8,在尖山等待日头落山,来到修水河,在距离敌人二百五十米处挖壕沟”中的“red”相对应吧。对把“赤”写成“red”,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做法看做是曾为摩登男孩的某种情感的扭曲呢?




“赤”不像糜烂性的“黄”和窒息性的“褐”那样具有致命性,其效果是暂时性的。但正由于如此,对使用者一方来说可以说危险性较小吧。当然,这也是出于一种战术上的考虑——用普通的武器来杀伤由此而痛苦的敌人,于是得以实行。“赤”在日本部队开发的毒气武器中是使用得最多的。而且正如在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修水河渡河战役作为极其多使用的一个战例,被保留在绝密记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