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二部 自强运动 第87节: 一士谔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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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URL] 第77节: 一士谔谔 “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李鸿章 众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士大夫们一片反对、指斥、批驳、抗议的滚滚逆流、浊浪排空中,李鸿章却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再沉默,特立独行、鹤立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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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 一士谔谔


“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李鸿章


众人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在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士大夫们一片反对、指斥、批驳、抗议的滚滚逆流、浊浪排空中,李鸿章却显得与众不同,他不再沉默,特立独行、鹤立鸡群、卓尔不凡地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高高地树立起自强的大旗。

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说:“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洋人处心积虑要办,将来不知能否永远禁阻。鸿章愚虑,窃谓洋人如不向地方官禀明,在通商口岸私立铜线,禁阻不及,则风气渐开。中国人或亦仿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若至万不能禁时,惟有自置铜线以敌彼飞线之一法。”

然而,李鸿章的意见却没有得到包括其他自强派官员的支持、赞同,朝廷当然也末采纳他的建议。

事实很快就证明李鸿章判断的正确。西方联手经过种种活动、努力,1870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同意英国大东公司和丹麦大北公司在海上敷设电报电缆。清政府愚昧地认为:海上敷设电报电缆,无须经陆路,则对中国主权无损、就不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

英国大东公司获取了上海以南,各通商口岸海口设置海底电缆的权利后,马上施工,不久就将印度经新加坡至中国南部沿海到香港的线路敷通。而大股东是沙俄皇室的丹麦大北公司则获取了架设从海参威到上海、香港的海底电缆,很快也将这一线路完成。到1871年6月,中国实际上己纳人世界电报网络之中。

这样,外国在中国经商、谈判各种事项都可以瞬息万里传递信息、下达命令。而中国依然故我,不许架设电报线,仍靠马匹驿道传递信息、下达命令。在这种情形下,优劣对比委实太过悬殊。事实是最好的老师,而严酷的事实更是一剂猛药!在这种鲜明对比中,原来反对创立电报事业的自强派官员,纷纷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1870年出使法国的崇厚,就经常用大北海线与总理衙门互通电信。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也开始认识到电报的便利。

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情观看电报,赞不绝口。

李鸿章更明确地指出电线将在中国盛行,应改驿传为电信。

但是真正使自强派下决心架设电报线的直接因素,还是因为日本对台湾的进犯。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清廷派自强派官员沈葆祯为钦差大臣率兵援台。到台后,他深感台湾孤悬海外,与福建联系极不便利,“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 若无电线必将影响军机大事”。他看到外商能越洋架线,信息往来无阻,便上奏朝廷,正式提出应架设福州陆路到厦门、厦门海路到台湾的电线。

然而,在海疆如此紧急之时,顽固派仍然反对兴办电报。工部给事中陈彝,坚决表示要禁止架设电线,他在1875年9月的一道奏折中说:“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以用于中国。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酥,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末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人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

在顽固派的逻辑中,电报是“天主、耶酥”, 西方世界里的鬼怪之物,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就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

李鸿章却不管这些,顶着风险,逆水行舟,他对盛宣怀说:“杏荪,电报一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老夫想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一条电报线,通达天津。”

盛宣怀想想说:“也好,那怕是做一次试验。”

又建议:“大人可以写一封信给郑观应,我去与他协商。”

李鸿章立即答应。于是盛宣怀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悄悄前往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筹办电报之事。

而郑观应看了李鸿章的信,大受感动,离开太古公司,与盛宣怀一起,开始了办电报局的准备工作。盛宣怀请示李鸿章后,1879年,为加强海防,也是为了作一试验、探索,先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起了一条短途电报线,小试牛刀。

1880年,中俄伊犁交涉军情骤紧,俄国已经开始侵略新疆,新疆与内地联系仍旧是缓而又缓、慢而又慢;延而又延、迟而又迟。李鸿章不失时机于这年秋天再次上奏,详陈必须立即架设电报线的理由:“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所以西方各国欲通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

而中国仍靠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但与西方电报相比迟速大为悬殊。在俄国彼德堡谈判的曾纪泽,数万里之外发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但将电报从上海送到北京要从轮船转寄,最快也要六七天,如果海路不通,驿递则须十日。

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将对中国大为不利。总之,战争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拨,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

这些理由,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极简单、浅显的常识,但是在当时却是被排斥、有待普及的“新知”。

李鸿章以正在俄国进行的中俄谈判和自己年前在天津作的试验、探索为例,具体说明架电报线的紧迫性与可行性。李鸿章深知经费、经营管理方式与主权是朝廷最关心、最担心的问题。

所以他在奏折最后部分,专门针对朝廷的疑虑,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旱线(即陆线)从天津到上海所需不过十数万两,可先从淮军军饷项内拨款开办,等到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招募商股,分年缴还本银。”

经营方式自然是官督商办,由于中国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不能不雇佣外国专家。但是他明确提出:要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持久不敝。”

清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委托大北公司在天津与大沽北塘炮台之间架设电报线,自办了大清国第一条电报线路。 效果良好,他高兴地向朝廷奏报说:“号令各营,顷刻响应”,增强了他架线设局的信心。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办理电报局。

险恶的现实和李鸿章的透彻分析,使清廷终于顾不得再去追究电线究竟“孝不孝、忠不忠”了,立即允准李鸿章着手办理电报局。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同时设立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才,这是中国近代电讯事业的开始。

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总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同一年上海英商瑞记洋行,开办的华洋德律风公司,开始在上海租界内架设线路。接着1882年,英、法、美等国商人准备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架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想要垄断利权。

为了阻止这一电报网的建立,盛宣怀游说各地商人,自行建设沿海口岸的电报线。他还利用手中矿业的资金,来铺设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随着电报网络的建立,盛宣怀掌控了全国的信息命脉。随后他利用电报信息,为自已的商业活动和李鸿章的政治活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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