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对菲律宾妇女的禽兽暴行

jiangtian082 收藏 11 29057
导读: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菲律宾妇女,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这些内容来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 作者/列斯特·坦尼 范国平/译)。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获得者,在日本战俘营中度过三年半时间,曾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充当奴隶工。现在他担任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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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菲律宾妇女,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这些内容来自《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年 作者/列斯特·坦尼 范国平/译)。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获得者,在日本战俘营中度过三年半时间,曾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充当奴隶工。现在他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是美国盟军战俘向日本政府索赔运动领袖。


《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是列斯特·坦尼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


游击队生涯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下定了决心,为了自由,一定要搏一搏,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回想过去的那些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想要活命的话,离开此地乃当务之急。


首先,在这里,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或是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那些还没有患上疟疾和痢疾的战俘,迟早有一天也会染上诸如此类的致命的疾病,只不过是排在了后面,可以多活几天而已。


第二,日本人不顾战俘们的健康和生理状况,强行要求我们参加劳动队。我们不知道会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我们去做这些工作,他们期望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些工作。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情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假如未来的生活,都像我们投降以后的那三个星期当中经历的那样,我宁愿放弃未来。


第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日本看守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确认身份的措施。有个战俘医生告诉过我,在其他集中营中,日本人把10个战俘编成1个小组,假如有1个战俘逃跑,这个小组当中其他的战俘就会被斩首。我在一些劳动队里工作的时候,也有从其它战俘营转移到这里的战俘告诉我,日本看守给每个人都编了号,如果有1个人逃跑,就处决编号在他前面和后面各5个号码的战俘。幸运的是,当时在整个奥唐奈集中营,日本人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把战俘编成小组管理。奇怪的是,那个战俘医生竟然希望日本人早点制订编号系统。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编号系统,是因为如果编号序列里的任何一个战俘逃跑,就会牵连很多这个序列当中的人,他们会遭到处决。一旦有了自己的号码,我会反对任何人逃跑。如果出现了自私的、什么都不顾的战俘逃跑的行为,日本人就会枪决、斩首、刺杀很多无辜的人。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这是因为一些战俘从劳动队或是集中营里逃掉了,或者是一些战俘试图逃跑,但没成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人首分离、鲜血四溅的悲惨的场面。日本人杀鸡儆猴,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我现在要做的,是把真相搞清楚——当时究竟日本人有没有给我们编号,或是有没有其他的身份确认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法知道哪个战俘逃跑了,即使战俘逃跑成功了,其他战俘也不会受到惩罚。


第二天早上,看守开始对我们大喊大叫,叫我们去参加运水队。他们需要一组战俘,这些战俘在体力上不仅要能承受从集中营到小溪边长达1英里的行程,而且还要能拎着两个装满5加仑水的罐子往返营地。我想要鲍勃·马丁和我一起去,但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力气走到小溪边,更没有力气在返回的路上偷偷躲进丛林,然后再穿越丛林逃跑。这是个重活,没有多少战俘自愿加入这个劳动队,于是集中营的日本军官和看守不得不亲自挑选一些战俘前去。我呆在战俘的人群当中,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我所希望的好消息就是,日本人只派一个看守看押我们运水,而这个看守也会像通常那样不会去清点劳动队里战俘的人数。幸运的是,那天早上,日本人果真只派了一个看守去押送自愿参加运水劳动队的战俘。这个劳动队似乎是专门为了我和我的逃跑计划而设的。我下定决心,加入了运水劳动队的行列。包括我在内,一共25个战俘参加运水。


看守我们的看守,剃了光头,戴着铁框眼镜,矮胖身材,差不多5英尺6英寸高,罗圈腿,走得很快。看样子,这家伙有点呆,不过他掌握着生杀大权,他随时可以把看不惯的战俘推出队列。我耐着性子等待运水劳动队出发,竭力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等待出发的五分钟就像是一个小时。一些战俘退出了行列,一些人则加入了。我们等待着出发,当时情况很混乱。


到达溪边之后,大家便分散开了,往河中间走了4英尺远,我们的队伍大约有150英尺长。有些伙伴想趁此机会,凉快凉快,简单地洗个小澡,有些人是想让凉水冲激自己,以恢复清醒。日本看守数了一下我们的人数,决定让我们在营地和小溪之间往返运水三次。


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在最后一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天开始变黑了。看守的命令让我们的劳动时间超过了规定时间。虽然累了一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会。每个人都很累,日本看守也很累。我试着在水下屏住呼吸,准备不上岸,就像“人猿泰山”小的时候做的那样,这似乎是能骗过看守的一种简单方法。这是我最初的逃跑计划,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不能像想象的那样憋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脑子开始飞转,一个新的想法迅速形成了--等掩蔽一切的黑夜降临,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轻松溜进周围的丛林,把自己藏在芒果树后的高草堆当中。而且,如果我被看守抓住,我也可以为自己合情合理地开脱。我就说,自己患有痢疾,实在憋不住了,要大便,怕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才会离开取水区。想好这一切,夜幕也降临了。趁着看守不注意,我偷偷地溜进了丛林。


天越来越黑了,没人注意到我,看守召集了“所有人”拎着水罐回营地。我躲在草堆里,看着劳动队艰难地返回营地,他们只能得到一份极差的配给米饭,这就是所谓的“晚餐”。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才敢站起来,准备离开。猛然间,一只有力的大手搁在了我的肩上,深深地掐进了皮肤。我立刻感到了恐惧,出了一身汗,心跳得像拨浪鼓,恶心想吐。我不敢回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已经抓住了我,而且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拉屎拉了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得要命,想慢慢转过头去,看个究竟。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脱身了。我怀着恐惧,急促地喘息,准备直面自己的命运。突然,后面的那人说:“不要害怕,我是美国人。刚刚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观察你。我会给你药和食品的,跟我走吧!”

是纯正的英语,我飞快地转过了身,发现一个高大的大胡子男人正注视着我。原来,是一个美国游击队队员。他说他叫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没问他的姓,真可惜了!)雷大约30岁,穿着一身旧军装,戴的帽子看起来像是用了很多年。他的胡子至少有2英寸长,几乎遮住了整个脸。他后来对我解释说:“这是在丛林地带最好的伪装。”他嗓音沙哑,好像患有很严重的支气管炎。我想,丛林生活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多疑,因为从那个溪边的草丛算起,到目的地,数百码的距离当中,他一直没有说太多的话。


雷说,他一直在帮助“死亡行军”中的人和奥唐奈集中营里的人,很多人在他的引导下加入游击队。他的游击队就是要成为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让鬼子自顾不暇,在心理上打击他们,击碎日本人自以为是的“种族上优越于美国人”的心态。雷说这句话时,声音在微微发颤;身体也在明显的颤抖。从这句话里,我可以看出他对日本人的极端痛恨,我想知道他们曾对他做过些什么,但一直没有去问。


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和游击队员打交道,首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过问任何人的私人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参加游击队的原因不同。有些人是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逃掉的,有些是在战斗中丢失了装备的,相当多的人是“逃兵”,他们逃跑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处境,甚至有些人是因为犯了罪,通过逃跑来逃脱法律的制裁。现在他们站在了一起,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和日本鬼子干!


走了大概1英里,雷才允许我停下来稍做休息。现在,我的处境和在奥唐奈集中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同。我躺在地上,开始大笑,不一会又哭了起来。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比闻着奥唐奈的恶臭,看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数以百计地死去,然后和别人的尸体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埋在一个洞里,要好受。上帝!我真为自己能逃到丛林里,远离作为日本鬼子的战俘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而高兴。


雷说,我们必须穿过一片芒果树林、一块菠萝田,可能还会遭遇一群野生水牛,才能到达游击队的露营地。他说,每支游击队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战斗区域。换句话说,每支游击队都负责骚扰特定区域的日军,每支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要参与实施这种骚扰。


一路上,树木葱葱郁郁,月光不时从树丛的缝隙当中透下来,树影婆娑,这样的美景让我陶醉。当晚,我们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安顿了下来,这地方有高草、大树和浓密的灌木,离小溪和一条当地人穿越丛林的小径不远。小径在小溪边,当地人总会带着他们的水牛一起走过。这片沼泽地里到处是水蛭、蚊子、红蚁和蛇,我们确信日本人不会靠这儿太近。


夜晚丛林的声响是那么的神秘,对我来说,犹如天籁。在这一刻,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倾听,没有人扇我耳光,没有人让我挨饿,没有人来剥夺我的药品,也没有人强迫我去做肮脏的工作。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就算在这场战争中,我必须死,也必须作为自由人而死,我不愿死在病菌遍布的、恶臭弥漫的奥唐奈集中营,我不愿死在残破狭小的聂帕榈树棚屋里!奥唐奈根本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起初,我还以为,做这种选择,对自己来说是轻松的和理所当然的。但很快我就想到,如果我死了,家人们该怎么办?我亲爱的劳拉肯定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听到我的死讯,她又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开始想到那些留在奥唐奈的朋友们,又会有什么事降临到他们头上呢?作为一个自由人,我能尽力,哪怕是些许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吗?我真的被自己搞糊涂了。


也许,我当时要是留在了奥唐奈,也许现在就已经死在那儿了。我会加入到死尸的行列,日本人会拿走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把我们倒进一个浅浅的“群体墓穴”里。我的手或许还会突出来,日本人会用脚踩我,或者是用一根棒子来捅我,让我不再浮出那积满水的墓穴。到时会有人来给我做祷告么?很少有日本看守会允许我们在墓地给死者做祷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抬尸体的人会一边默默祷告,一边举着那可怜的、严重营养不良的人的骸骨走向坟墓,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快乐的人。我躺在那片空地上,再次成为了自由人,这些想法不停地在脑海中闪过。


我正准备小睡一下,我的新朋友雷打开了野战包,掏出两罐斯帕姆牌午餐肉,给了一罐我,一罐自己留着。我已经记不起,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吃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食物,是在什么时候了。这份午餐肉就是山珍海味。我狼吞虎咽,把整罐肉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没有馋到想去要更多份量的程度。我对这份恩惠已经感激涕零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吃惊,雷又从包里拿出一瓶看起来像酒的液体。天哪!几分钟之后,我发现它尝起来也像酒。享受完这一切之后,我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朝着山脉进发了,最终我们会到达目的地,在那儿,游击队会问我一些问题,并向我灌输他们的生活方式。雷说,那儿有个菲律宾小村庄,我会碰上六七个逃出来的或是在巴丹的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的美国人。事实上,这些人就是游击队的缔造者。他们或许因为迷路,或许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或是不能穿越丛林,在菲律宾人居住区找到愿意帮助他们的朋友,总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加入了游击队。


我们开始撤退的时候,接触过一些菲律宾人,他们大多数是亲美的,而且,这些人为了光复他们的祖国,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为了消除菲律宾人对美国的认同感,日本人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和日本人属于同一种族,所以菲律宾人不应该保护白种人,也不应该对白种人友好。日本人认为,亲美的菲律宾人是叛徒,他们对待亲美的菲律宾人和对待美国人一样残忍。


和菲律宾士兵一起,美国士兵继续和日本人战斗,但换了一种的方式。麦克阿瑟将军对菲律宾会发生游击战,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他就试图在吕宋岛北部组建一支游击反抗力量。这也算是未雨绸缪了,假如日本和美国正式开战,这支力量日后就可以对付日本人了。我躺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想,弄不好,自己还会在游击队里碰上被俘前的老朋友。


最终,我们到了这支游击队的总部。有人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提供了足够的米饭、烤鸡和烤猪肉,我感觉我就是国王。面对着如此丰盛的一餐,我想起了那些留在奥唐奈的朋友。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卢是不是还要出去在劳动队里干活,有没有B连的战友在最近一两天内死去。所以,尽管享用了这么丰盛的一顿饭,我还是在这些想法的刺激下,哭了起来。我仍然为他们担心。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刚刚得到的自由。


游击队的头,自称瑞利,是个中尉。他告诉我,明天早上他们准备去伏击日本人,日本人会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公路行进。日本人要给内陆部队运送补给,而游击队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批补给运达目的地。瑞利告诉我,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对我说,虽然每个人都要出力,但是我必须等到体力恢复之后,才能出去,到时候我会加入游击队,搜寻日本人。


瑞利中尉至少有200磅重,6英尺2英寸高,没什么头发,留着络腮胡子。他令人敬畏,说话不紧不慢,音调平稳,让人感到有安全感。每次下达命令时,他总会以艺术家口吻对每个词逐一阐释。瑞利很为自己的爱尔兰血统自豪,总是用爱尔兰土音,说滑稽话。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尊敬,因为他总是身先士卒,他坚持不让队员们以身犯险。


我发现,这支游击队当中的每个人都有过难以言表的黑暗经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去问彼此的个人问题。其中一个人曾对我透露说,他在部队集体投降的前一天,就开小差了。他说,当时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可他的指挥官却意识不到,还想要他们向日军的阵地冲锋。我确信队伍当中有个伙计神志不清。他经常会为掉了一顶帽子而哭泣,而且有几次,他在睡觉的时候,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话,大声尖叫。有天早上,这种尖叫把我弄醒了。我问雷,这个兄弟怎么了,他只是耸耸肩,说:“不要问。”


第四天,尽管瑞利中尉仍然不大相信,我已经恢复到了他们期望我达到的生理状况。我终于恢复了体重。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和12个菲律宾人,2个美国人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有1把11.43毫米的自动手枪、1把菲律宾大砍刀、1支汤普森冲锋枪和外加2个弹匣。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出发了,1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日本人的载重卡车即将经过的公路旁边。我们抢在了日本运输护卫队之前到了那儿,我们很快在公路上面和公路旁边选择了炸点,埋下了炸弹。埋好炸弹后,我们就埋伏在炸点前方100英尺开外的地方。


日本人没有让我们等太久,15分钟后,我们就听到了汽车马达声,他们离我们埋的炸药越来越近了。我们在路边的隐蔽点注视着车队。日本人的车队有3辆卡车,他们开始在公路的拐弯处转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有2个卫兵,还有4个卫兵在后车厢里。后车厢没有盖帆布篷,我们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各式补给品。我感到双腿在不停地颤抖,胳膊也变得沉重起来,膝盖也在相互打架。在这个时候,等待,简直比战斗还要难受。


突然,炸弹响了,声音很大,在山间回荡了许久。爆炸声听起来,很像几个月前日本人轰炸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声音。我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拿着手榴弹,第一个从隐蔽点跳出来。当我冲到燃烧的卡车旁边时,烈焰炙烤着我的皮肤,我把枪口对准日本兵,准备补上几枪,可是日本兵已全被炸死了。冲击波把3辆卡车都掀翻了,车上的日本兵被抛上了20英尺的高空,落在了离我们只有几英尺的地方。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把车上的货物撒得满地都是。


看着炸成碎片的日本兵的尸体、卡车和四散的补给品,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因为大家都还不确定是否有另一队日本兵跟在后面。所以,我们马上退回了刚才隐蔽的地点,等待可能赶上来的敌人。后来我们接到了中尉的消息,这一批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干掉了,任务完成。于是,大家都返回了营地,随身还带上了很多抢救回来的补给品,我们的确很需要它们。


等回到了迪纳路匹罕,我才有时间回想刚才的行动,我意识到,这项任务简直轻松得让人难以置信。整个行动,我们只用了不到5个小时。我为自己能为消灭敌人尽一份力而感到高兴。我敢说,假如卢或是鲍勃知道了这件事的话,也会非常高兴的。我获得了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那些日本杂种对待我们的方式来跟他们算帐。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对待敌人不能有丝毫的怜悯!”、“送他们下地狱”。


在美军整体投降后的几个星期里,游击队主要从事报复活动。我们想为我们目睹的所有暴行复仇。我们隐蔽起来,等待下一个任务的时候,比起出去面对敌人,还要有压力,因为我们要时刻注意那些低飞的日本飞机。


当地老百姓给了我们几百本书,那是他们从当地图书馆里拿出来的,因为他们觉得日本人不会让菲律宾人阅读美国书籍。在没有任务的时候,我就阅读一切手边可以读到的书。我喜欢读小开本的“微型诗集”,因为它小得可以放进口袋里去。后来,出于某种我也讲不清楚的原因,日本人竟然允许我随身带着它。实际上,直到现在,我还留着这本书,把它视若珍宝,因为它陪我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岁月。


我还喜欢另一本关于积极思维的书,毕竟,我本人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证明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大有裨益。由于我们任务特殊,加上游击队里对于各种活动有严格的时间控制,我发现了比以往任何状态下读书都读得更快的方法,不是浏览,而是快速阅读。因此,在几天里,我读了一本哲学书,一本历史书,一本关于金钱力量的书和一本教人应对不同商机的书。阅读是我在没有任务的时候,用来保持忙碌的好办法。在这些空闲的日子里,我还吃了很多好东西,体重增加了10磅,当时,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瑞利禁止我们保留任何带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或是任何可以证明我们游击队员身份的文字记录。短短几周之后,这种要求就显示出先见之明,这么做救了我的命。


了解一个人和了解他的战斗力是有一定联系的,事实上,我们一直在靠着这种观念来获得当地平民反抗力量的必要支持。要知道,他们的这种支持是针对日军的。我们认为,只要让菲律宾人感觉到,我们美国人还没有忘记他们,他们就绝不会丢掉对美国人的忠诚。菲律宾人会发现,要是按天来计算的话,一个或是更多的游击队总是在用不同的方法和日本人周旋。这种持续不断的战斗提醒他们,美国人还是在努力地在打这场战争,这也使得菲律宾百姓们感到,他们可以,也应该为了他们的忠诚而继续战斗。


在这支游击队里,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终日什么都不做的人,这些人既有菲律宾人,也有美国人。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和队伍里的其他人会常常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产生冲突。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喜欢和当地女人鬼混,他们还喜欢酗酒,他们乐于把能找到的所有含酒精的饮料喝个精光。我知道,假如有一天,我们必须去执行一项突然下达的任务,这些人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我只在那支游击队里待了两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又吸收了四个美国人加入,当时他们正在山区里游荡。我们和日本人之间还发生了五次小型战斗,幸运的是,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在行动中受伤。只有一个人受了伤,那是因为他试图去逮一对野鸡,摔断了腿。

呆到第10天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这支队伍对我的磨练和游击队的艰难生活。接着,在第11天,从另一支游击队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正在计划对所有的游击队进行扫荡。在很多小村镇里流传着这样的消息:只要告发参加游击队的人,提供游击队联系的当地人的信息,或者提供游击队活动的情报,将会得到日本人的重赏,奖金是1袋米。


我们知道,日本人把菲律宾产的绝大多数大米都运去给了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军队,剩下的也运去了日本。菲律宾的大米已经被搜刮殆尽,对于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当地居民来说,为一袋米而出卖一个美国人,无疑是很诱人的。


日本人把悬赏的告示张贴到占领区的所有城镇里。我们也得到了指示--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为了躲避日军的围剿,我们换上了当地人的衣服,一直处于不断地转移之中,并且要时刻注意从头顶飞过的日本飞机。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弹药和食品越来越少,瑞利一直筹划着要从日本运输队里缴获一些,日本人吃了几次亏以后,加强了防范,增加了武装押运的士兵人数,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干不了大买卖。


于是,我们准备袭击游动于菲律宾乡间的小股巡逻部队,我们不得不增加了在当地农村过夜的次数。经过战火之后的菲律宾农村非常凋敝,大多数村民严重营养不良,他们本来身材矮小,现在虚弱得就像以前自己的影子。虽然大多数人,对我们没有敌意,但是不断有人提醒我们,最好尽快离开,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殃及他们家人,特别是孩子的生命。另外,他们还担心会有当地人为了日本人的悬赏,而出卖我们。我们知道很危险,但是为了持续作战,不得不以身犯险。如果有人出卖我们,我们不会感到奇怪,甚至不会谴责他们,毕竟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同样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到目标村落的时间稍早了一点。大家开始慢慢向那个小村靠拢,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了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




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但那些日本兵只是放肆地大笑,而且笑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想,他们一定从这场残酷恐怖的游戏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一些日本兵开始玩弄那些妇女的乳房,另一些则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人在挥舞这种武器的时候用了足够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开人身体的任何部位。




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




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这种针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残忍的暴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正要转过脸去,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不到20秒,我听到了爆炸声。




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刚从隐蔽处跑出来的日本兵却在一边欣赏着这种兽行,一边不停的哄笑。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




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日本兵),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




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队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




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 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呻吟、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


日本人肯定会逼问游击队的事情,就假装对游击队一无所知。简单地讲,就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不承认与游击队有任何瓜葛,不留下任何破绽。因为日本人哪怕发现一点破绽,都会穷究到底,把我的嘴撬开,获得游击队的信息。从奥唐奈集中营中获得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承认,也难逃一死。


我很快意识到,绝对不能说“哈依”这个词。奥唐奈集中营中,日本兵殴打我们,我们会学着日本兵被军官教训的时候本能地说“哈依”,——对于任何军阶的美国战俘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让日本兵获得满足、停止殴打的好词。在以后的战俘生涯中,我说了无数次的“哈依”。但是这个时候,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本能,因为一旦这个词从嘴里蹦出来,日本兵很快会意识到,我曾经在日本战俘营里呆过,我是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等待我的将是死亡。


很快,我用到了所有以前学到的东西。这时小屋里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我转向他,以军姿刻板的站着,直接对视着那个日本军官的眼睛,大声说道:“长官,我的编号是20-600-429,我是……” 没等我说完,他的刀鞘就落在我右脸颊上,划开了一道5英寸长的伤口。我疼得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日本兵冲上来,用枪托把我砸倒在地。


接着,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拖到那个日本军官前面,把我的头紧紧地按在地上。这帮家伙非常高兴,很容易猜到,他们为逮到我这个“游击队员”而感到非常兴奋。在挨了几脚之后,我被拽了起来。日本人开始搜我的身,他们试图找到一些武器,幸好我把冲锋枪交给了瑞利保管,他安排我睡在村口,其实也是让我承担哨兵的角色,我这个哨兵,有事只能喊叫,不能开枪,开枪大家都没命,日本人肯定以为碰到游击队,那么同伴们逃跑的几率就会很低很低。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中所有的东西:一把菲律宾小刀,很少的几张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和我的那本“微型诗集”口袋书。随后,他们带我来到了一辆卡车旁边。他们把我的个人物品放到了一个小盒子里,丢到卡车的前座上。接着我被我扔进卡车后车厢,四五个日本兵看着我。我的脸和腿都在流血,他们没有给我止血,就发动汽车,离开了那个村庄。车厢里除了我,没有其他同伴,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成功脱险了。


上了卡车,躺下之后,我就把衬衫撕成了条,用这些布条对受伤的腿进行了包扎。这样做止住了血,也使我感觉舒服了一些。接着我开始用手按住脸上那道长长的伤口,试着把血止住。我不知道这些日本兵要带我去哪,也不知道,到了以后,他们会对我做些什么。但是在路上,我想,我还活着,活得挺好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日本人如何拷打,我绝不松口,一定要让日本人相信我只是一个失散的普通士兵。


我的脑子快速运转,我必须迅速计划好该怎样应付马上就要面对的讯问。我希望卡车不要那么快地停下来,路上的时间对于我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极其宝贵。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些经历。我凝望着路边的稻田,突然灵光一现。




我们在林加延湾作战的时候,莫林中尉的车组在战斗中失踪。他们车组有4个人,我有绝对地把握让日本人相信,我是坦克的4个乘员之一。据兄弟部队说,他的那辆坦克后来在当地的小山脚下找到,经过激烈战斗的坦克已经报废了,不过车上只有两个人的尸体,另外两个人不见了。因为林加延很快陷落,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逃离的两个人,他们很可能被俘了,也可能进入了丛林。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日本人的战果统计绝对不会细到确认坦克上的两名美国士兵的身份。




我就说自己是两个没有被俘的坦克乘员之一,与队伍失散后,回不了部队,只得不断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村庄附近的丛林里。不过我得编出一大长串辗转躲避的菲律宾地名。这难不倒我,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战前观光过的村庄名称;我们坦克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加上经常充当战场救火队,我能清楚地记得在哪些地方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哪些地方我们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战友离开了我们。我相信只要我不说“哈依”,日本人绝对不会发现我是游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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