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没有原则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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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不会感到很头疼。他们通常把这样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


日本人行为准则的核心是相对性,即从来不是从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对于错。


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人很少去想,也不会感到很头疼。他们通常把这样的问题交给上级去想,交给天皇去考虑。只要上级说了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标准。只要强者说了什么是善的,那么什么就是善的。日本人不习惯去考虑这些抽象的问题,他们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比去判断对错,然后附和权威就可以了。


日本没有类似于***“十诫”这样的信条,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相信正义的力量。日本人心目没有彼岸世界观,不相信因果报应这样的概念。他们认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死后通通成佛升天,所以,生前作孽,与死后成佛没有什么冲突。良心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伦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良心就是忠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使灵魂得到安宁。而日本人不理会这一套,什么心安理得,什么良心谴责,通通没有。在他们看来,良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只要不影响人际关系的次序,良心是否安宁,并不重要。


作家余杰到日本采访一位侵华老兵。这位老兵是一位栽培盆景的行家,他把所有的盆栽都照顾的无微不至,把家里也收拾的一尘不染。谈及当年侵华战争的经历,他极平静的说:我记不得在中国强奸过多女人女,反正已有机会就强奸中国女人。他还坦率地讲述了在南京强奸一个13岁的中国女孩子的经过,如何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到那个受害的女孩,强奸完了又如何将其杀害,等等。这位老兵在讲述这些暴行时非常平静,毫无羞愧和忏悔之意,也没有一点情感的波动。他的老伴在一旁听着,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客人打着招呼。这就是日本人的良心观。


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也属于相对主义,它是针对具体的关系而不是强调抽象的原则。在日本社会里,并没有一套普遍的伦理标准,却有全世界最复杂,最繁琐的具体行为规则。日语中有复杂的敬语,就是他的表现之一。


面对不同的人,日本人随时准备了两张面孔:对上级和权威,他需要极其客气;面对藩属和下级,他表现的傲慢而严厉。如果生活中有了一贯的标准与价值,日本人反而会无所适从。


日本人总是很坦率地否认其发动的是罪恶的战争。因为他们对恶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在日本的佛教中,甚至还有视杀人为超度善举的观念。当日本武士杀人的时候,拔出到来的武士会郑重其事的默念:畜牲,为你超度吧!如此诡异的道德思想,焉能结出善的果实?


由于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也没有信仰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对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能干的出来,而日本人做得那么自然。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标准已经被自己悄悄改变了。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很难理解,如岸信介之流,曾经是东条英机的副手,是甲级战犯,亲自参加过日本对华侵略决策和太平洋战争的阴谋,却奇迹般地在二战后当选为首相。昔日的仇美派,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亲美分子,而日本人却习以为常。要是在德国,像岸信介这样的战犯,能少做几年牢就该谢天谢地了。


据美国学者叶先杨记载:老上海人都知道“伊藤先生”这个称呼,伊藤是日本的大姓,就像中国的张,李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很多日本人在经商,在那些日本店铺里,日本人对中国顾客真像对待上帝一样,热情,礼貌,周到细致。因此,老上海人说到“伊藤先生”,那心里的感觉是暖烘烘的。可是,“一·二八”事变日军攻入上海的第二天,这些“伊藤先生”却都变了脸,他们拿刀砍中国人事的凶残,甚至胜过日本军人。


这就是不受宗教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日本人的个性。


受儒家思想或者平等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最看重自己的人格。出卖人格和尊严,最为中国人所不齿。而日本人不受这个束缚,他们的内心中没有缰绳,只要自己的坏行为不被别人知道,就不必烦恼,自我忏悔只是徒增烦恼,而自首更是傻子才会去干的事情。日本社会中有不少庆祝幸运的仪式典礼,却没有赎罪的仪式。他们以他人的评价作为自己出牌的标准。当每个人都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行动并互相支持时,日本人就会轻松愉快地干任何事情。如果当他们觉得所做的事请正是让天皇和国家满意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更加没有顾及了。


日本战败后,因为美国的庇护和国际上对其监督的放松,日本人很快就忘了自己曾经是犯下的罪行。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了,责任都被时间带走了,现在该是轻装上阵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大压力,让日本人深刻忏悔和反思,那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著名人类学家,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一书中提出,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属于“耻感文化”,而西方文化背景的人属于“罪感文化”。前者的行为要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监督,人们的行为是根据别人的态度来决定的。后者则主要依靠内省和反思,靠内心中的信仰原则来自我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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