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枪又如何?民国学生痛殴士兵、官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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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9年05月11日 《长江日报》记者王勇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你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居然也有不但说得清、还有打得赢的事情吗? 东风吹,战鼓擂,丘八和丘九,究竟谁怕谁? “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穷凶极恶,但对学生却不敢轻举妄动。那时老百姓常把兵宇拆开来认,称当兵的叫'丘八',称学生叫'丘九',丘八得罪了丘九,从来没有占过上风,特别是经过近几个月的较量,他们饱尝了丘九的厉害,不敢放肆逞凶。” “县城里的人们,特别是各个衙门里的公事人,都把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当成洪水猛兽。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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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5月11日 《长江日报》记者王勇


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你知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居然也有不但说得清、还有打得赢的事情吗?


东风吹,战鼓擂,丘八和丘九,究竟谁怕谁?


“国民党军队对人民穷凶极恶,但对学生却不敢轻举妄动。那时老百姓常把兵宇拆开来认,称当兵的叫'丘八',称学生叫'丘九',丘八得罪了丘九,从来没有占过上风,特别是经过近几个月的较量,他们饱尝了丘九的厉害,不敢放肆逞凶。”


“县城里的人们,特别是各个衙门里的公事人,都把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当成洪水猛兽。当时他们最怕的是那些过往军队的士兵,用恐惧的口气把他们称为'丘八'。因此,排行下来,就把这些学生称为'丘九',甚至有时觉得他们比'丘八”还更难以对付。“


连胡适都认为丘九比丘八更厉害。有一次,他在中国公学举行的军训典礼上发表演说:“大家都知道当兵的丘八最狠,因为他们有武器;同时学生更狠,因为他们有头脑,有学问,所以人称丘九,今天学生组成了学生军,就变成丘十七,将来救国救民的责任,全在你们这般丘十七身上。”


这几段记载,都出自于大陆官方的文史资料。原来,还真的有当兵的打不过学生、枪杆子搞不定笔杆子的事情!


一、军警被围攻,还要赔礼道歉


一位名叫谢协民的地下工作者,兴致勃勃地回忆了解放前湖南长沙的学生运动。他写道:


1947年我在云麓中学读书。6月2日,长沙学生发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云麓学生闻风而动,冲出教室宣布罢课。长沙警备司令部火速派出兵员在学校后门的银盆岭上设立哨所,对云麓中学进行监视。全校师生对此十分气愤,立誓非除掉它不可。6月下旬的一天.有3位同学放意外出晚归,行经哨所附近猛听得一声:“口令!”同学们怒不可遏,齐声回答:“老子”。哨兵立即对空连放3枪。同学们就地一滚跑回宿舍,在校同学听到报告一呼而出,把哨所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了整整一夜,最后缴了哨兵枪支。长沙警备司令部早就知道云麓学生的厉害,连忙出面承担责任,同意向学生赔礼道歉,披红挂彩,保证全校师生安全,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明明是学生故意找茬,充老子,夺枪,警备司令部居然当起缩头乌龟。


是不是因为爱国有理,打内战不得人心,所以国民党反动派不敢下毒手呢?否。仅仅因为所谓的“裁判问题”,学生就敢理直气壮地冲击警察局。


1947年,在浙江省兰溪举行的全县中小学运动会上,师范代表队与裁判发生扭打,执勤警察要带走赵老师,该校学生认为偏袒裁判,十分愤怒,用飞蝗般的石头追打警车,没达到救人目的后,当晚又冲进警察局,站岗的黑狗子见学生蜂拥而来,鸣枪示警后即作鸟兽散。大家没找到被捕的赵老师,一怒之下,把局子里的枪械、自行车和人家烧饭的两口大锅都砸了。第二天,听说省厅有人来视察,县局设宴请客,同学们又前去交涉,准备再打一架。不料,那上级领导十分识相,不但不指责学生,反而讲警察不好,又表示他在这里吃饭,是给赵老师压惊,还请赵老师出来向大家致意。这样,同学们口袋里的石头才没有派上用场。


有趣的是,明明是警察装了孙子,可同学们还大言不惭地唱儿歌:“军阀时代水龙刀,还政于民枪连炮,对付学生毒辣狠,看见洋人一只猫,眯要、眯要,要、要、要。”


二、面对中央军,学生一样敢动手


是不是因为地方治安机关太怂包,不敢惹学生,而中央军就不一样呢?那就看看胡司令--胡宗南的队伍:


1946年秋,国立第22中两名学生在汉阴涧池铺看见虐待壮丁,愤愤不平,遭到当兵的追打,他俩逃回学校,立马集合五百多人,摆成方阵,与军队展开巷战。一方向前冲,一方鸣枪驱赶,形成拉锯,一直混战到深夜。大头兵都是二杆子,只晓得强行清场,不晓得占领舆论高地,结果被对方的喇叭一宣传“丘八”打死人了便傻眼。最后,由乡公所出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军队道歉,交出被捕同学和鸣枪士兵。被抓去的同学当然好放,可难就难在并没有打死一人,鸣枪的士兵哪交得出来呢。部队长官赔礼时,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用棍棒打自己。同学们这才放他一马,并限定这些“丘八”天亮之前离开涧池铺。


该校校史在记载这起斗殴事件时,不无得意地点评一句:“很多人都说国民党的大兵不好惹,贬称他们是'丘八'。而这些大兵则认为流亡学生比'丘八'还凶,更不好惹,并污蔑学生是'丘九'。”


什么?有人说胡司令是个草包?他的队伍算个逑?好,那我们再看看五大主力之一、反共悍将邱清泉的第五军。


1945年11月的一天,第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吳思珩身穿便衣,故意在西南联大的座談會上闹场子,要抢着上台发言,被师生认出来后,纷纷不要他講,他又偏要講,几番拉扯之间,脸上就突然挨了一記耳光,而他带来的那帮便衣也只是對空鳴槍,并没有缉拿打人者。此后,针对学潮,吳思珩又搞了一个反罢课,也组织人到街上演讲,结果学生見到穿軍装的就打,成为“一二·一慘案”的导火索。此为后话,与第五军也无直接关系,暂且不提。


三、就是伤兵老爷又怎么样?


也许,党国的正规军警机构不敢胡来,一般小事情,也就算了。那么,国民党的伤兵该狠吧?可是,一看见丘九,还不是像老鼠见到猫!著名作家陆文夫有一篇回忆学生时代的散文,他写道:


学校和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要收回三元坊的校舍,大概是当局同意了,就是国民党的伤兵赖着不肯走。国民党的伤兵是很厉害的,看戏不买票,乘车不给钱,开口便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便大打出手,没人敢惹他们。突然有一天,高中部的学生紧急集合,校长宣布,要到三元坊去驱逐伤兵,“收复失地”,除女生和身体弱小者外,高中部的学生全部出动,实际上是到三元坊去和伤兵干仗。学生们个个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有人带了棍棒,有人拾了几块砖头,几百人排队涌出校门,奔三元坊而去!


占据三元坊校舍的伤兵其实没有多少,事先听到了风声,又见来了这么多的“丘九”(那时人称同民党的兵为丘八,学生好像比兵还难对付,故名之曰丘九),眼看形势不妙,便从道山亭的后面翻越围墙落荒而走。


四、县太爷照打不误


县长该是一方土皇帝吧?有枪有兵,还有警察,搞烦了来一个跨省追捕都不带商量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仍然是学生,路见不平,照打不误!1945年,甘肃永登县的一次学潮,就把县长赵文清打得鸡飞狗跳。


当时,永登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几位老师听说县长贪污他们的平价布,且答应增加的工资一直未兑现,便和附近的龙岗小学一起发动罢课,学生们更是奋勇参战,在一阵阵“反压迫、反贪污”口号的激励下,蜂拥而上,揪住县长的头发拳打脚踢。卫兵马得祥在解围无效的情况下,先向天鸣枪,又向地面打了第二枪,打伤一位同学的腿部后,拉着县长夺命狂奔,同学们更加愤怒,穷追不舍,卫兵又开两枪,其中一枪划破一人头皮。接着,主仆两人分头而逃。赵文清从一家陶瓷铺里翻进隔壁的尼姑庵,躲在草堆下。同学们把尼姑庵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夺了城门口岗哨的枪,站在房顶上高喊:“我们也有枪了,贪官藏在那里,还不快出来!”说着,向空中就是一枪。县长大人走投无路,只得爬出来,连连磕头求饶。这时候,幸亏校长和驻军先后赶来。


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县长退赔平价布,补发工资;县中校长记大过,龙岗校长撤职,3名教师解聘,两名学生开除学籍。


是这位县太爷不知道枪杆子的厉害吗?他当然知道。在1943年爆发的“甘南民变”中,他亲率保安团,与国军主力一起展开疯狂围剿,曾不无得意地勒石铭庆:“五十九师师长盛文与余同乡,剿匪于此,擒获匪首张英3杰、刘鸣等,匪患荡平”。可就是这么一位“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皇帝,面对一两百个丘九居然这般窝囊!


那么,是不是因为他犯有贪污罪而硬不起来呢?


五,政绩好,一样挨打!


再看一例。宁夏西吉县县长以为自己有枪,气就粗一些,在学生面前耍军阀作风,结果照样被扁得莺歌燕舞。


其实,这位名叫王天岳的县长,政绩还不错,以前也是热血青年,曾被选为西北农专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来通过考试,被分配到西吉县当县长。“他到任后,消除民族隔阂,倡导各民族团结,兴办学校,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农牧业和毛纺织业,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


1945年9月,西吉县举行全运会,在蓝球决赛中,西中队以两分之差落败政府队,遂认定裁判有问题,要求复赛,而总裁判为了息事宁人,干脆来了一个“并列冠军”,但遭到县长王天岳的反对。他说:“哪有两个第一名的道理?”于是,西中队领队马全仁大为不满,当面抗议县长不公。王天岳也火了,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摆,要马全仁向他下跪认错。哪知马全仁不仅不服输,西中队的其他学生也跟着闹起来。王县长当场出丑,有失体面,第二天便带着5名黑狗子要来学校抓人,还要开除马全仁,这一下子激起全校愤怒,不知是谁,当头一棒,就把这位县太爷打翻在地,接着身上又挨了好几下。黑狗子要开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他却命令不得开枪。


事后,虽然有20多人被大批军警逮捕,但省政府还是宣布学生释放,王天岳以封建军阀手段对待学生,应予撤职;西吉县中学校长办学无方,应予免职。


瞧这位王县长,政绩好又怎么样?惹毛了丘九,还不是照样挨打?不仅挨打,还被撤职呢,落了一个灰溜溜走人的下场。


六、打县长算什么?京沪卫戍司令官都敢扁


打了手里有兵有警察的县长,都没有被追究,是不是因为县长还只是七品芝麻官,够不上重大治安案件而“刑不上学生”呢?也许,只有打了党国要员才会被“严肃处理”吧?


1931年12月15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大闹南京城,砸了外交部,冲击党中央,殴打党国元老蔡元培和京沪卫戍司令官陈铭枢,还要活捉蒋介石,也没有把他们怎么样,还不是当场把抓的学生给放了。


关于这段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查阅本人的另一篇帖子:《蔡元培挨打的真相》。


以上几例,还算和谐,没玩出人命。真要杀一场,那又会怎么样呢?


七、打死丘八,不了了之


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任白戈,在回忆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历史情况时说道:


1924年,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南充中学学生会的工作……当时南充驻军是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熊克武的残部,他管辖的地盘是很大的,保宁、南部、营山、南充、西充、邻水、蓬安、广安、岳池各县都属何光烈管,他要征收佃当捐,就是佃田当地的租约,都要他盖章收捐才算数。引起农民强烈反对,富农也反对。南充的学生就领头到四乡去打何光烈派出去的收捐专员,打死两个人,惹了大祸。何光烈说打死人要填命,找张澜校长交涉。张澜帮学生打掩护,说这是群众打死的,到底具体是谁打死的,现在还查不出来,答应帮助查。何光烈要审判,张澜说审判可以,就由学生会派代表,派出任启愤和张烈当代表。代表又不是打死人的凶手,能审出什么结果,只不过给何光烈一个体面好下台,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以后,学生占张澜的势力可厉害了,何光烈部队放假都不在星期天,要和学生假日错开,他们和学生打架是打不赢的,所以叫丘八怕丘九。


嘿嘿,打死军阀手下的两条人命,居然就这样算了。


八、打死丘九,不依不饶


当然,把丘八逼急了,也有还手的时候,可最后的处理结果,往往还是丘九占上风,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便是如此。


1946年6月1日凌晨,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胡孝扬指挥两千多军警来捕人,结果遭到“暴力抗法”,警车被砸,枪支被抢,囚犯被救,当兵的也被打得鼻青脸肿,连当官的都被学生扭打在地,而楼上的学生也没闲着,端起脸盆向下泼污水。胡孝扬赶紧去找代理校长刘秉麟,说:“现在学生不听制止,情况严重,你得想个法子,否则……”刘秉麟反呛道:“你们事前不通知我就进了学校,为什么早不让我想法子?”又严斥一句:“谁进来谁负责!”


眼看局面无法控制,胡孝扬恼羞成怒,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只得下令开枪弹压。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宿舍周围的军警一起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和迫击炮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学生们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顿时,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今樱园路)上弹痕累累。这次惨案中,军警使用了国际上禁止使用的达姆弹,枪杀学生王志德、黄鸣岗、陈如丰3人……”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其实,只要仔细推敲一下,便可以发现:军警在第一时间是朝天鸣枪的,因为没有一人死于面对面的搏斗中。王志德已经卧倒了,却抬头环顾,不料被一枪击中头部;黄鸣岗卧病在床,听见枪声,从窗户里向外看被击中胸部;陈如丰正在锅炉房打水,乘枪声稍止,想跑回宿舍,半路上被子弹击中左颅骨。假设学生们胆子小一点,在鸣枪示警后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事后,社会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沉痛哀悼死难者,向国民党反动派强烈抗议。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下,蒋介石被迫送来花圈、发来唁电,称:“武大学生发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违中正平日爱护武大之素怀,实深痛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也来汉慰问,郑重保证:军警绝不再到学校抓人,被捕师生全部释放。面对追查凶手的强大压力,武汉警备司令彭善被撤职,而当事人胡孝扬则更是无处躲藏,只好玩了一个假自杀。


九、当兵的为什么搞不定学生?


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丘九”时代。


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固然痛快,但纵火者、打人者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下得不到应有的制裁,法纪的尊严荡然无存,学堂俨然成为独立王国,享有治外特权。此例一开,一发不可收拾,中国的青年学生自此以暴力色彩昂首登上政治舞台,学潮日涨、学风日坏。


1949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辞典》中,对“丘九”一词下的定义就是:“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每不免有鲁莽的行为,一般人认他们不亚于任性的军士,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相伯仲也。


1925年,《现代评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学风之负责者》的文章,称以前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都颠倒了:“先生却要巴结学生了,……你要长久地保住你的饭碗,……你学问不好,又想学生不反对你,……你想做校长,……你想排斥同你不对的同事,……都要巴结、运动学生。……等到一切一切你都如愿以偿,论功行赏,学生第一。学生要放一天假,你能放二十三点钟么?学生说不考,你敢不应'是'么?校内一切,学生自然逐渐要毫不客气的来干涉你了。你不赞成,哼!你是他们拥着上台的,就得请你下台去。……小而县里的教育局长,大而省里的教育厅长,也可以运动学生帮助帮助的。不特如此,还什么长,什么长,甚至省长,也可以利用学生,更有什么运动什么风潮,也可以仰仗学生去鼓动。学生简直万能了。因为这些受教育的丘九,到底比他们的哥哥丘八能干些。所以无枪阶级没有丘八,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盘、争饭碗。”


之所以学生万能,之所以当兵的搞不定学生,原因无非两条:一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氛围中,知识分子是真正的天之娇子,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二是青年学生以爱国无罪作为护身符,致使执法机构投鼠忌器,往往不敢严厉镇压,而“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人民除現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的法规条文,又束缚了国民党军队悍然镇压学生运动的手脚。


正因为如此,邱清泉第五军政治部才要穿便衣去闹西南联大的场子,才没有逮捕打首长的“暴徒”。 正因为如此,当这些便衣被认出来之后,学生们才会理直气壮地抗议军人的干涉。


对于丘九问题的产生,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的观点是:“学校里的师生都是国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样受法律的保护与制裁,并不事受法外的特权。他们如果有犯法的言行,只要他们有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司法机关应当加以法律的制裁。


这是司法机关职权范闻内的事,不是教育范围内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认清这个界限,有时超出法律范围之外,直接或间接干涉学校师生的生活。到了学生有违法行为的时候,却又不能让司法机关执法以绳。用这种办法不但不能发展国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养成一些青年人蔑视法纪的习惯(社会人士称横蛮的军人为'丘八',放恣的学生为'丘九',不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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