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惊心动魄的内地居民逃港潮

铁血冰石 收藏 18 1909
导读:2008-12-25 来源:文史精华 为数众多的内地民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历史上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大饥荒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民众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逃亡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亡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逃亡斗争,但效果有限。   一

2008-12-25 来源:文史精华


为数众多的内地民众偷渡外逃到香港,历来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


历史上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大饥荒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经济停滞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民众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逃亡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为了遏制逃亡风潮,广东全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反逃亡斗争,但效果有限。



自1954年后,严重的逃港事件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2年。


进入60年代以后,大跃进的恶果全面迸发。当时珠三角一带的民众粮食短缺,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然而,国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从某种意义上讲,逃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


1962年初,夏暦新年刚过,成群结队的内地居民开始非法越过陆路边境,进入香港。这些试图闯关的人,主要来自广东境内的广州、惠阳、东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从外省闻风跟来的,省籍遍及12个省区。逃港的高潮发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当时的香港媒体有"五月大逃亡"之说。据记载,单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边界剪破铁丝网涌入香港。5月下旬,边境线重新封锁,大规模闯关是不行了,但逃亡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作为话题更是长盛不衰。广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谈偷渡,谁个成功了,那个失败了;该怎么准备,如何行事;有何经验、教训等等,总之,可谈的东西甚多,而且是半公开地谈,无所顾忌地谈。


当时在广东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西线之别。从陆上偷渡要到边界,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还有令人恐惧的警犬。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距离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总之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虽说逃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险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于是就有人发明了在珠江里练兵。据老人们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民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当时对逃亡者打击制裁异常严厉。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视为"叛国投敌罪",抓到就处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属则会受到牵连,即使离婚划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说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后,给内地亲戚寄来的花花绿绿的港钞,回乡探亲带回的大大小小的礼品,却让物质生活极毒贫乏的内地民众羡慕不已,更勾起了他们铤而走险的欲望,于是,偷渡之风屡禁不止。打量民众通过各种方式拥向边境地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边界线前往香港。在深圳,还曾经出现逃亡者殴打当地民兵、公安和边防部队士兵,强冲边境等重大事件。


到了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有增无减。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乘船逃离内地,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967年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不久一场已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十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壤的知识青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精神与身体的困苦,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说少数,多数被逮住或者被港方发现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劳教几个月再通知单位或家属领人。收容劳教的人实在太多了,广州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岁上下"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的知青,其中还有些已经逃亡过七八次。当局拿他们也没办法,只能关上几天,剃个光头放人。



第二次严重的逃港时间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后有4年时间。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大陆的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下解脱出来。在沿海一带,人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从1976年开始,逃港的重大事件和人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并于在1978年、1979年达到高潮。


与文革期间相比,此时逃港的群体更为广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个队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逃亡成为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逃亡成功,嫁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会大摆宴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已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逃亡事件,他们乘船逃亡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践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逃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成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逃亡去了香港。由于逃港人员动辄数十人上百人一伙,因此,在逃亡遭遇阻碍或是无望之时,急红了眼的逃亡者,往往便会强行组织闯关,有的还抢夺边防人员的枪支,攻击任何阻止他们逃亡的人。


此次的逃港风潮越闹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高层震惊,广东省委赶紧从各地抽调万名官兵到宝安,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


大批民众逃亡,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便超过10万人(包括香港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设计日收容量只有600人,东莞樟木头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数最高的一天,樟木头收容站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达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严重超员,拥挤不堪,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也极为糟糕。


与此同时,由于香港的工业化高潮接近尾声,劳动力需求开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进来以后,又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徒然增加的既无工作、又无生活来源的逃亡者,给香港的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因此香港方面也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出动了部队,直升机和军舰昼夜巡逻,并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逃亡者就有3.3万多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倍,有时一天就送回一千多人。


在粤港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次大规模的逃港活动暂时被压制下去。


三十多年间,数十万的内地逃亡者进入香港,成为一支重要的廉价劳力军,及时缓解了香港在经济腾飞时期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不少逃亡者在香港立足之后,从社会最底层做起,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主流社会,而且成就了很多财富神话。有人曾统计,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移民过去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宪梓、黎智英等人的财富之路,就是从那个时代到香港开始的。



广东出现的逃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原因。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广东省主要领导向他汇报,讲到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没有批评谁,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他强调要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看来,这位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已敏锐地认识到,逃港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民众"觉悟"不高,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左倾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民生的艰难和痛苦。


当时,香港与内地生活水平差距实在是太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均收入确实1.3万港币,相差几乎是一百倍。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大批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回国探亲观光,他们同内地亲友和民众广泛接触,并带进来大批内地紧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这些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当时,在广东民众中,有无华侨或港澳关系,生活条件形成明显的对比。有海外关系的民众由于有侨汇,可以买到国内紧缺的商品,生活就会比一般民众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1978年7月,刚刚到广东任第二书记的习仲勋第一次视察,就来到了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过境买东西,不少人过去了就不再回来。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比,习仲勋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


当天晚上,习仲勋来到了莲塘临时收容站,看到里面关着许多被抓住的逃亡者,就问其中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


那个逃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边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逃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来,家里人一两年后就可以盖新房。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起来学习。习仲勋听说此事,就找了20多个正在党校学习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


习仲勋问:"你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福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


文福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


"好在哪?"


文福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的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


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福祥这样说,怒火万丈,连连责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


文福祥如实答道:"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


方苞赶紧插话:"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


习仲勋听了才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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