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红军山城堡战役

国产AK47 收藏 0 619
导读:   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幕后及影响   杨奎松撰稿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北,紧接着发动了以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接取苏联军事援助为目的宁夏战役。在国民党中央军东南两面夹击下,特别是受到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快速推进的冲击,红军主力于10月底被沿着黄河切为两段,除两万余人西渡外,大部红军被迫撤离黄河东岸,并在胡宗南及张学良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进逼之下,节节北退,形势极其危险。[1]在这种情况下,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特别是能否沉重打击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就成了中共和红


山城堡战役胜利的幕后及影响


杨奎松撰稿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甘北,紧接着发动了以西渡黄河,夺取宁夏,接取苏联军事援助为目的宁夏战役。在国民党中央军东南两面夹击下,特别是受到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部队快速推进的冲击,红军主力于10月底被沿着黄河切为两段,除两万余人西渡外,大部红军被迫撤离黄河东岸,并在胡宗南及张学良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进逼之下,节节北退,形势极其危险。[1]在这种情况下,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特别是能否沉重打击胡宗南指挥的中央军,就成了中共和红军能否继续在甘北和陕北坚持的一个战略关键。因此,西安事变三周前红军在甘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队一个旅的山城堡战役,不仅对当时中共和红军的去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争取东北军,推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有相当的心理影响作用。以往,在谈论山城堡战役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到红军在军事上的成功,却很少注意到其成功背后的东北军的配合和这一成功对西安事变的影响。本文仅就此作一说明。


中共中央被迫决定放弃陕甘苏区


还在10月初红军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师之前,中共中央就注意到跟进在二、四方面军身后的国民党中央军是其实现下一步宁夏战役计划的严重威胁。但当时中共中央估计在西北“剿总”指挥下的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等部[2]推进速度不会很快,他们很可能会花一两个月时间凭据西兰大道来构筑封锁线,因此,十、十一月间“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为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否则就合力给这些追敌以相当打击,争取拒止该敌至次年二月,以确保能够取得苏联装备回过头来打破其封锁线。[3]


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于11日下达了《十月作战纲领》,决定一面以部分兵力逼向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一面迅速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以西有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各个战略要点,并于11月10日以完成一切攻宁准备。[4]但至10月24日,当四方面军已取得渡河条件,并已开始实施渡河之际,毛已敏锐地注意到国民党中央军占据西兰大道,有进一步北进可能。他担心一旦中央军进入甘北,红军将全部被压在甘北狭窄区域内,那时,因向北攻击马鸿逵、马步青并夺取遍布土围子的宁夏地区带有阵地战性质,需要较长时间,南面中央军的大军围逼将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严重不利局面。因此,他当时即提出:“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尤其是如何打痛先头之胡宗南部。只不过,在他看来,做到这一点还不甚困难,“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5]


然而,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与毛炳文等部之先头部队仅几天时间就紧追红四方面军逼近红军渡河口的靖远及打拉池一线。鉴于此,彭德怀于29日发布在海原至打拉池一带歼敌的命令,要求四方面军尚未渡河的部队停止渡河,准备配合向古西安州及海原以北关桥堡一带集结的一方面军,于31日前在打拉池以东以南做集中部署,准备东西两面夹击北来之敌。毛泽东亦亲自去电,鼓励部队争取“一战而胜”,使“全局转入佳境”。[6]不意,敌28日即进占郭城驿,30日已前突至靖远,11月1日更全面占领由靖远、打拉池至古西安州、海原、郑旗堡一线,不仅原来受命留守靖远渡口护船的四方面第五军被迫放弃渡口,护船随先前渡河的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西渡,而且原定在海原、打拉池以北集中歼敌的计划也被迫放弃,河东红军全部离开黄河东岸撤至海原以北,西渡攻宁接取援助的宁夏战役计划自然也因此而告夭折。


11月1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会合于关桥堡,经研究,仍决定争取在关桥堡附近寻机诱歼一部中央军,以阻敌北上。对此,毛深表赞成,提议:争取继续扼守关桥堡,吸引胡敌先头两师,然后全军从三面出动攻击该敌。他同时通知彭德怀等: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但毛也估计到,敌先头之师到关桥堡后很可能发生戒心,停下来等候后续部队不上此当,并担心地形不利作战。[7]果然,敌先头之周祥初、孔令恂两师稍停后才续进,而其行动路线又确实不利红军侧击。结果,诱歼胡宗南中央军一部的计划再度落空。


随着红军被切为两段,中央军步步北进,红军不仅根本无法实现接取援助的计划,而且因为被压缩在定边、盐池以北,豫旺以东,曲子镇以南这一狭小空间内作战,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不要说部队越冬被服无处解决,就连筹粮和休息的时间都得不到。随着前线一次又一次提出作战计划,又一次次地被放弃,毛亦深知对中央军作战之不易,故虽一再提醒前方:“部署得好有打着可能”;“再忍耐几天有消灭周孔一师的希望”,等等,但也并不强令前方冒险一战,每每嘱咐前方要“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甚至提出“不可能时则向金积、灵武、豫旺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但是,此时形势之严峻,中共中央是相当清楚的,因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在向前线指挥官强调就现在地区歼灭南敌一部,阻止其迅速推进的极端重要性。毛从开始时希望一举歼灭敌一、两个师,到主张集中力量打一个师,最后变成“就是一、二个团也好”,其目的也不外就是想要“使敌进得慢些”,争取使红军能够有时间“筹粮休息”,夺取宁夏的计划显然已不在考虑之中了。


在中央政治局几位成员共同研究之后,中共中央于11月8日提出的《作战新计划》已明确表示:“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故红军除准备在11月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争取消灭中央军一部以外,应准备于12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远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部—引者注)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之后,南路、北路两部于适当时机渡河入晋,实行东征。第一步占领同蒲路,第二步争取东出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第四步出至皖豫鲁,第五步出至鄂豫陕,尔后再转回西北。届时已经西渡之红军西路军将完成接通苏联接取援助的任务,红军装备之改观自然使其获得相应的生存条件,国民党大军的围攻也就不足为惧了。[8]


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一新的作战计划即可看出,这实在是一种逼不得已的办法。


第一,此一计划无疑是一种内战计划,这不仅与当时国内的政治情势严重不合,就是与中共中央1936年8月公开发表告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停战议和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相违背的。计划固然一再表示:此一行动仍在“争取扩大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一旦取得妥协,即放弃此一计划,“依协定行动”,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必然对南京形成更大威胁,从而引发更大范围和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将有更充分的理由坚持其以消灭红军为目标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二,红军刚刚经历了大量减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了这块落脚点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没有根据地的长时间的转略大转移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当然不愿意再度陷入到这种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当中去。更何况此行所经之地,远非南京政府当时还鞭长莫及,且交通条件恶劣的西南西北地区,在这些地方取粮征兵满足红军给养固然较易,但也便利于蒋介石调兵遣将,因此红军此番征战的形势也必然较上次长征更为险恶。


第三,计划书所规定的红军主力南路军东渡之前的第一、二、三步行动路线,无疑是从避强趋弱的角度设计的,但选择东北军、特别是十七路军驻防地区,而不是选择中央军设防地区作为攻略方向,虽然有助于红军实现“扩大红军,解决给养”的目标,却不可避免地要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盟友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发生直接的冲突与战争。计划尽管明确指出了此举“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但它将损害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刚刚建立起来的西北统一战线关系是可以想见的。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肯定了这一新的作战计划。会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没有多大把握,一是靠张学良,设法让中央军停在西兰大道上不再北进;一是靠打,消灭他两个师,但是都没有办到,现在红军的地方越来越小,几万人挤在这里,粮食、被服、兵源都无法解决,因此暂时脱离苏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向东过黄河,走不通再向东南走豫鄂边。之所以要先向东,不仅仅因为其他方向走不通,而且也是从政治、粮食和兵源几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上,可以再度打出到河北抗日的旗号,使蒋找不到借口,一边打,一边仍设法与蒋妥协。但无论如何,再度长征已不可避免了。中央书记处当日电告共产国际称:因宁夏战役被蒋军破坏,“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分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之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视情况再行决定”。[9]


张学良王以哲万难之中极力配合


张学良此前始终在秘密支持中共和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10]战役开始前,因原驻守甘北的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不了解张与中共结盟的秘密,每每与红军发生冲突,经彭德怀提出后,张即迅速将何柱国调开,而派在陕北就与负责与红军秘密交往,这时已被调来甘北分守豫旺、固原、庆阳一带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全权负责甘北军事指挥,并与红军负责前线指挥的彭德怀司令员就近通过电台具体协调两军行动。因此,在整个宁夏战役进行过程中,虽然南线国民党中央军步步紧逼,威胁甚大,始终处于红军侧背的东北军却基本上没有对红军的作战造成什么影响。十月三十日发生的唯一一次破坏性行动也是何柱国部下的骑六师第十六、十七两团的擅自之举。当时一方面军为配合四方面军进行“海(原)打(拉池)战役”正向西安州、郑旗堡和关桥堡地区集中,侧后之骑十六、十七两团突然出击,迫使红军迅速回兵反击。此事经解释后,并未引起任何不快。相反,红军很快即将俘获的两团人马放回,而张学良则干脆枪毙了对此次行动负有责任的骑十六团团长,以警示其下属。[11]


红军宁夏战役失利,无法得到苏联援助,无疑使张学良深感不安。因为保持与红军秘密结盟关系的重要前提,是红军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对抗上取得稳固的地位。宁夏战役的失利,显然给红军与东北军的进一步结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本来,红军和东北军准备以甘北、陕北为其西北大联合计划的重要根据地,现在却因为红军的失利而将中央军引了进来,使之渐渐地落入了中央军的控制之中。这样一来,不仅计划中的结盟将无从实现,而且因为中央军进入甘北,与东北军联成一线,东北军将再也无法用瞒天过海的办法来保持与红军的和平合作关系。打也打不得,和也和不得,张学良处境之难,颇能想见。更为重要的是,本来就担心不是中央军对手的张学良,原本是多少寄希望于红军的,红军的失利自然使其心理上进一步蒙上了一层阴影。


既然红军打不过中央军,他不能不设想暂时放弃与红军结盟的计划,针对毛泽东来电问“他有何办法停止内战”,并请他代为筹划对策,他左思右想,都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其唯一的设想就是首先在军事上寻找出路。


据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处的联络员刘鼎报告说,张考虑到的出路有三:第一为且战且退出神木;第二为直趋绥远抗日前线;第三为走当年徐海东红二十五军老路,出鄂豫陕再兜圈子转回来。而三策中,直趋抗日前线,使蒋打无借口,以求最终停止内战为上策,暂保实力,兜个圈子再回来为中策,步步退让则为下策。[12]


不难看出,张学良的想法与中共中央颇多接近,双方都已看出,红军要想继续在现在地区坚持下去,已经不可能了。其实,中共内部也有将领提议“以主力出绥远”,“调动日军”,猛烈扩大民族革命,但问题是,冒险入绥,不仅这时正在对伪蒙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傅作义部不会欢迎,而且很可能造成正在引起举国关注的轰轰烈烈的绥远抗战陷于停顿,把内战引入绥远,毕竟陈诚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这时也在绥远作战。因此,这时唯一可走的看来只有兜圈子这一条路了。


但是,即使要兜这个战略大圈子,对于红军也是一种冒险,因此也需要相应的准备和休整时间。因为,这时长途跋涉而来的第二、四方面军不仅疲惫不堪,急需休整[13],而且因所在地区本来就贫瘠至极,部队不光时时断粮挨饿,眼看严寒将临,大批南来的士兵甚至还穿着破烂的草鞋和衣不蔽体的单衣单裤。这种情况,不要说再去做艰苦的长征,就是就地打下去,也会把部队拖垮了。因此,这时中共中央一面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报呼吁莫斯科尽快提供援助,声称:你们多耽搁一天,红军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一面分别派人向张学良和宋庆龄借款,以渡难关。


为获得宝贵的休整补充时间,中共中央仍旧不能不设法在甘北给尾追红军之后的国民党中央军以一次较大的打击。为此,中央军委一面部署下一步战略计划,一面电示前方各负责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14]


11月中旬,前敌总指挥部与中共中央已经开始设想诱敌深入,在山城堡一带寻机给紧随红军身后的胡宗南部以重大打击了。15日,彭德怀在给各部首长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敌胡(宗南)、王(均)、王(以哲)有分三路向东追击可能,”,“豫旺县豫旺堡以东山城堡、环县、毛居井地域人烟稀少,土塞亦多,地图与实地区多不符,极有利于我军作战。我们应在上述区域威胁该敌二、三个师。”据此,彭命令少量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其他各部分别按照指定路线向该地区集中。对此,中共中央亦明确表示赞同,因而指示地方党及其武装给予配合。毛亦特别提醒彭:应设法首先派一部箝制由萌城推进的敌人,并“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东进”,如此则可集中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三十一军首先消灭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推进的胡宗南部丁德隆师。[15]


毛电中所以提到必须拒止王以哲部东进,是因为这时西北“剿总”一再催令王以哲部之东北军务必与胡宗南部中央军保持推进速度,并严令其必须在限定日期内进占指定地区,因此,王以哲部这时只好与胡宗南部齐头并进,相互倚卫,这使红军指挥部深感为难。彭这时多次致电王以哲,说明先是在豫旺堡,后是在同心城,红军几度欲给胡宗南部主力以重大打击,均为避免与东北军冲突而“一再退让”,并尽力予以方便,然而东北军却一进再进,始终与胡宗南部保持同步,有时甚至超过胡宗南部,使红军无法实施对胡宗南部的作战计划。彭明确劝告王说:还望凡能赞助弟方者,务请委曲设法,胡军本来轻视他军,兄部缓缓前进,彼亦未必见怪。


但实际上,王以哲所受压力也极大。一方面,东北军与红军妥协的消息早已传遍南京,故南京方面早已在东北军中安插诸多耳目严密监视,王稍有不慎即会暴露秘密,招来横祸,因此,他已多次说明,“为避耳目计,弟以不后胡军为宜”;另一方面,10月底蒋介石亲来西安训示后,南京对西北“剿总”军事剿共的部署督促甚严,大量补给源源不断,使其没有借口拖延不前,同时又几乎每天都用飞机投送命令逼东北军向前推进。以前没有中央军时,东北军还可以假装推进受阻,如今天上有飞机监视,地上有中央军的速度作参照,又没有拖延的借口可寻,王以哲除非抗命,否则很难不进。因此,就连张学良也明确讲:过于延缓于各方均不利,总以于协同中不露痕迹为宜。鉴于这种情况,要给胡宗南部以打击,毛自然要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拒止东北军的问题了。


当然,张学良、王以哲这时格外小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红军的作战缺少信心。毕竟,宁夏战役刚刚失利,面对中央军20几个团的优势兵力和装备,很难相信红军的作战能够取得成功。但考虑到红军确实困难已极,不战又不能停止中央军之进逼,且确如彭德怀在电报中所说:倘使红军受蒋军压迫至大不利时,东北军处于孤立,前途将受同样不利,因此,在再三思忖之后,王以哲仍决定冒险为红军创造一次作战机会。


11月17日,王以哲电告彭德怀称:现东北军又奉令向山城堡、环县一带前进,并限20日前完成任务,若有违误即革职拿办。为配合友方,东北军决于16日进至豫旺堡,然后缓至19日再出发前往山城堡。考虑到胡部一向不按指定路线前进,必紧随红军身后急进,应有作战可能。但王仍顾虑红军不是胡的对手,因而再三叮嘱:“为保存抗日力量,亦似不必作无谓牺牲”。[16]


山城堡胜利推动张学良走向事变


此战红军等待已久,自然不能轻易放过。王以哲部一下子缓进三天,使胡宗南孤军暴露在红军的面前,是非打不可的。毛泽东的雄心更大,他接连致电彭德怀,说明:“王均部远在同心城,王以哲已电令其豫旺堡以东地区盘桓数日,蒋介石令胡军向定、盐急进,丁(德隆)、周(祥初)两师为断备所阻不得不向山城堡,我可集中全力放手作战,消灭丁德隆”。他并主张,以四军担任正面诱敌任务,然后集中四个军先打胡敌右路之丁德隆师,同时放正在南来途中的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北进数十里,在我军消灭丁师后,争取再横扫周、孔二师之侧后,打一两个大胜仗。为此,他甚至进一步提出:“王以哲十九日开始从豫旺堡东进,计程三天可达,但我们必须阻滞之至七天以上”,以便红军主力能从容作战。[17]


经过几天准备和诱敌作战,彭德怀终于指挥红军在21日晨抓住了这一战机。丁德隆师当日孤军突向山城堡时,遭到红军将近两个军的全力打击,突前的廖旅首先中伏被歼,增援之第二旅亦被红军阻击部队击溃,丁师迅速全线败退萌城一带。此战开创了红军首次全歼胡宗南一个旅的战绩,毛关于立即争取第二个胜利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它无疑已极大地振奋了红军各部的士气,也大挫了胡宗南的锐气。胡宗南部因此迅速与红军脱离了接触,并告诫王以哲务必小心行事。此种情况对张学良自然会有所触动。


对于红军的胜利,张学良颇感振奋,故当即发来贺电。只是,在张看来,胡宗南也不过一血性军人,对其不宜一味硬打,给以教训后亦应施以政治攻势。故他电报中强调:对胡军勿结仇敌,应尽力争取一切政治工作,曾施之於何柱国及东北军之被俘者,合应施之於胡军。对此,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只是他深知,对中央军的策略只能是先打后和,非消灭其一两个师不能使其重视红军。因此,他复电称:对胡宗南正用一切方法争取之,彼不再进决不打他,仅在彼向盐池进攻时准备消灭其一二个师,但打后仍进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强调说,无论对蒋,对胡,只有战争的刺激和教训才能使其悬崖勒马,再消灭其一个师,则其将无计可施也。那时,红军经过一短期休息训练后,即准备展开新步骤。


红军打掉胡宗南的一个旅,当然不能根本改变当前的困难局面。不过,这一仗对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机,仍旧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缓解作用。据报蒋介石也因此“万分焦虑”,以致于国共两党正在南京举行的谈判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山城堡战役前两天,陈立夫还态度强硬地转达蒋介石的条件称,共产党要想妥协,必须同意由南京收编其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作为过渡,目前红军只可暂时保留3000人。而在12月初,陈立夫再次紧急电召在上海的潘汉年去南京时,却告诉潘,蒋先生已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收编红军和师长以上干部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等条件,同意接受红军改编,只是人数要限制在3万以内。[18]同样,得知红军的战绩后,张学良也再度对红军的作战能力抱以相当的期望,因而对红军是否必须离开甘北开始发生怀疑。显而易见,提出红军离开甘北的问题,是因为中央军在陕甘如果真的没有对手的话,那么倒霉的不仅是红军,也是东北军,因为东北军将别无选择,或者接受蒋令与红军自相残杀,或者不堪相残揭竿而起,到头来不管是听命还是不听命,都没有好下场。而红军的战绩,特别是中共中央的自信,无疑使张又重新看好红军,希望红军能够不必离开。因为,红军离开甘北,除非挥师前往绥远抗日成功,否则都只会延长和扩大内战,以致无限期推迟张学良所期盼的举国抗日局面的到来。况且,在几个月的秘密结盟过程中,张学良已经认定,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要掀动举国抗日,而要举国抗日,打回老家,首要条件就是联合苏联;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造成抗日的实力,就要借助于中共与红军。红军一旦离开甘北,他东北军也就失去了结盟的对象,争取苏联援助的希望自然也就无所寄托了,打回老家去的愿望更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基于这种考虑,张开始设想使红军留下来的方法了。


首先,基于对南京所定“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一事“忿怒不已”,张学良取合法方式于11月27日正式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敌”,强烈要求调遣东北军北上参加绥远抗战,并以蒋不答应,部队将难以统驭为由相要挟。[19]此举其实不只是为满足其自身的抗日愿望而提,它还包含着一举解决当前西北危机的重要目的。因为,张学良已经获悉蒋介石正努力设法扩大绥远抗战规模,这是东北军要求参战的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真能派东北军北上抗日,西北内战势必会因为十余万东北军调走而陷于停顿,此其一。东北军转入绥远,不仅不会与红军隔绝,而且双方可以更便利地就联苏抗日结盟合作,此其二。绥远是当年苏联通过外蒙援助冯玉祥的重要通道,东北军进驻绥远,还可以便利红军接通苏联与外蒙,使红军未能成就的战略目标较容易得到实现,此其三。


在与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并为先安内还是先攘外多次争论后,张学良当然不会寄全部希望于蒋介石的批准上。他显然还在考虑其他可能使红军留下来继续合作的方式。11月30日,张学良通过刘鼎致电中共中央,一面表示将尽力设法使军事剿共迅速停下来,但说明长期停顿很困难,红军也要尽速找到坚持的办法,一面则宣称:从各方面看,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一二月时间,则西北之联军可成矣。这里所说的“一二月内定有变动”,看上去既包含着对绥远可能爆发大规模抗战的估计,也暗含着在不得已时破釜沉舟的打算。因为这里所说的“西北之联军”,指的无疑是张学良5月间与中共密谋建立“抗日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时准备成立的那个西北抗日联军。[20]在中共中央已经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几个月以后,张学良这时重提这一被放弃了的以“抗日反蒋”为宗旨的方案,清楚地显示出张学良这时正在考虑万不得已时公开与红军结盟。


勿庸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事变前二十天红军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未必可以算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并且,从张学良这时所提出的一两个月“变动”的时间表看,也不能说他在这里所暗示的“变动”就是十二天后的“西安事变”。但是,红军在山城堡取得对国民党中央军的胜利之后,张学良的态度由比较被动转趋积极,进而很快主动地走向了西安事变,这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说红军的山城堡战役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张学良下决心走向西安事变,应该是不错的。


[1]有关实施宁夏战役的内容详见拙作:《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战略方针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特辑;《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王均、胡宗南和毛炳文均属西北“剿总”,分别是第一路第一、二、三纵队司令。


[3]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9—610页。


[4]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28—629页。


[5]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33、637页。


[6]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38—639页。


[7]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4—645、647页。


[8]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48、650、652—653页


[9]《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3日。


[10]有关张与中共结盟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大东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二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11]张德良、周毅著《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348—349页)对此事之记述,无论时间和情节都与事实有所出入。


[12]转见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224、270页。


[13]据各种报告,此时二方面军伤病严重,部队疲劳过度,已几乎丧失战斗力。


[1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的指示》,1936年11月15日。


[15]《彭德怀致各首长并朱、张、毛、周电》,1936年11月15日;《毛致彭电》,1936年11月17日,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63页。


[16]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245页。


[17]《毛致彭电》,1936年11月19日;1936年11月20日;并见前引《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67,669页。


[18]参见拙作:《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24—26页。


[19]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辑,第1199,1050页。


[20]参见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2章(西北大联合计划)。


文章转自中国黄埔军校网

2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