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篇好文:清代政治浅析

钱穆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制抵?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权主?。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权主?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权主?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权主?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权主?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府政?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权主?在哪里。?权主?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权主?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权主?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主?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权主?,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权主?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乐。今天共?党产?批评西方?主民?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共?党产?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府政?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府政?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府政?,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发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权主?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府政?,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操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




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权主?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合集?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共?党产?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主民?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府政?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府政??权主?该何属。西方?府政?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权主?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府政?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权主?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甲、清代中央?府政?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乙、清代地方?府政?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首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首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中央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


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国军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丙、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府政?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廷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新疆。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发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府政?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府政?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首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发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府政?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




清代?府政?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府政?尚书,侍郎,地方?府政?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这办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这是说办理军机的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办理呢?这当然是皇帝了。这个印一盖,谁也不能看。譬如是有关经济财政问题的,送给江苏巡抚,连户部大臣也不能看。若是有关军事的,送给两广总督,兵部尚书也不能看。在办理军机处的人,就叫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府政?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啊。这种上谕封好,办理军机处的印盖了,就交给兵部尚书,并部尚书并不能拆看,只要他加一个封袋,直接发给受命令的人。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


直到现在,还有传刻的雍正朱批上谕,这在清代政治上是一种了不得的圣旨。雍正是有名能专制的。他的上一代是康熙。在中国历史上,康熙也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雍正便太专制了。我们现在看他的朱批上谕,就可以看出清代皇帝是如何般统治中国的。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人员的。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一切奏章,他都详细批。他虽精明,同时又独裁,但他有他的精力,他有他的聪明,中外事,无论大小,旁人还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从前做皇帝,外面送给皇帝的公事,先送到六部,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得先看。因为政治该公开,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呀。这在明代还是如此的。那时大官的任用还有廷推,小官的任用则只经过吏部。事关教育,则一定要经礼部的。不能说皇帝私下决定了,不再给?府政?行政长官预闻就可办。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制度,也不能说它是习惯法,只该说它是法术。为什么?因为这是纯粹出之于私心的。而私心则绝不能形成出制度。




这一点看来,清代比明代更独裁。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此一分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限度。我们曾讲过,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为什么皇帝下诏书一定要宰相盖章呢?这就是一种制度了。为什么皇帝的诏书不能给旁人看,而要直接送出呢?这就是一种法术了。这里的分别很简单,换句话说:一个是公的,有理由的,一个是私的,没有理由的。清代那种私心的政治,又怎样能做得下去呢?这就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一个皇帝要独裁,他背后定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有拥护他独裁的一个特定的集团。我们此刻说皇帝独裁,我们也要看是哪个力量在帮助他独裁,拥护他独裁。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历代皇帝的背后就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力量。贵族吧,军人吧,资产阶级把,都没有。若说皇帝利用读书人,读书人在拥护皇帝,可是读书人拥护皇帝比较是公的。因为读书人不是皇帝的私势力。而且读书人也不是一个固定的集团。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有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有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府政?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有人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读书人不就是封建。反过来说,皇帝或?府政?,存心培植读书人,也并不是私心。并不如元清两代,存心扶护蒙古人和满洲人。这种政治当然是私心的。因为其是私心的,所以一切表现都不成为制度,而只是法术。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清代的六部尚书,也沿袭明制。可是明代六部尚书的权相当大,尤其是吏兵两部。全国用人调兵,都归这两部管。皇帝上谕下颁,要经六部,全国事情上去,也要经六部,兵部尚书还有权下命令给督抚。清代的六部,权就小得多。六部尚书已经不能对下直接发命令,六部尚书已经不成其为行政之首长。更不同的是六部尚书侍郎对皇帝皆得单独上奏这一点。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清代则要汉满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这本也不错。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近代西方?主民?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主民?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主民?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要不公开也不可能。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这道理很简单。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府政?讲话的。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地方官呢?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府政?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 论 自 由,****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卧碑立于顺治五年。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的禁令。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廷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全。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府政?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命,国号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便逼出满清?府政?以后之变法。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权主?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权主?的政治。掌握?权主?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府政?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党产?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




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不可。这个非***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权主?在满洲人。***满洲人,就是***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权主?在刘家,唐代的一切?权主?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们把政治?权主?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权主?。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法,他是看了?权主?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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