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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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湘军有个“彭打铁” 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 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

湘军有个“彭打铁”


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


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后疯之,逢人便诉其妻让人强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铁”,闻知来龙去脉,彭代写状词后面见李鸿章.


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态请教李大人:“有人诱奸百姓之妻该如何?”李答:“当杀.”又问:“官吏诱占百姓之妻当如何处置?”李答:“当杀.”再问:“封疆大吏子弟诱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该如何裁决?”至此,李鸿章始知“彭打铁”来者不善,但仍说:“当斩.”


余下细节不必赘述,“彭打铁”逼着李鸿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这个弟弟久为母亲宠爱,“彭打铁”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将他交出来吗?李闻知劣弟罪行,脸色大变,此事李确实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谢罪退出.


两江总督之弟犯法,“彭打铁”倘且如此不给面子,他人违纪违法遇上这位湘军的黑脸包公,可想而知.彭后任巡江大臣后,访知文武贪官一律严惩.且来往无常,行踪不定,说不上何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防不胜防.


“彭打铁”现像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湘军具备一种让“彭打铁”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组织制度和道德文化认同.如果他在李鸿章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认同,找不到对应,他是实现不了他对疯秀才的承诺的,疯秀才是不会和妻子团圆的.


由李鸿章继而审视曾国藩,你会发现湘军的领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养.相比之下,再来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这个所谓的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在宫里谁都不敢抬头瞅他,“爷像不准常人望.”诸王见他都得事先申报层层过关.最后,凡是洪姓之人统统提官,安插到重要岗位,把个金陵城弄得乌烟瘴气, 这种氛围里能出“彭打铁”之类的人吗?


所以,“彭打铁”现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单一现像,它是当时湘军治军带兵之严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支军队打败太平天国就不难理解了.


但湘军有“彭打铁”,大清有湘军有曾国藩为什么没能强大起来呢?后来也洋务运动了却还是不行呢?究其原因,湘军和“彭打铁”的进步,只是相对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铁”、有了李鸿章、有了曾国藩、湘军所向无敌,这三个人一没了呢?同样,洋务运动有了李鸿章,但一个李鸿章能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变中国吗?


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在清朝道光年间,他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已官至内阁学士,历兼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咸丰年间,因清朝正规军绿营腐败已极,不堪太平军一击,清朝需要新的武装,故令曾国藩丁忧在籍时办理团练,进而建立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在同治年间,打败太平天国以后,他着重办理洋务。后人将其著作编为《曾文正公全集》。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


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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