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有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是最早的民本思想记述。理解民本思想与祖宗文化的关系,我们先要明白何谓民,何谓邦。邦,国也。段注:“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书序云:‘邦康叔,邦诸侯。民字古通萌、氓。萌者,懵懂未知也。氓者,流民也,以别内外。五帝分封,至于周而完备,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如将不尽 与古为新”,现代人以旧邦维新为鼓吹,断章取义,舍弃“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之要义。惟、为之别,惟者,凡思,为者,如何具体去做。一个是想法,一个是做法。形势所需,要变先王之法,如同周王室,由旧邦而天子,想要去有所改变,情理之事,但如何去变,与古为新。法先王之道法,非法先王之成法。造成与华夏传统割裂之洋奴改革者,无出掩没历史、篡改典籍、肢解汉字、歧义汉字之右。周之惟新,民本思想,光芒四射。


商周均为为黄帝苗裔,帝喾嫡孙,周虽代商,其天道思想,始终如一。黄帝衣冠而制天下,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 “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民本思想,来源于天道,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德被万物,化育生民。至周,“民为神主”、“君为民设”逐渐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周之前,三皇五帝之禅让共天下,以致夏启开家天下之始,至商。王与民之争利显现。周之分封,既要制衡邦国,又要照顾子民,解决公私冲突和矛盾。其命惟新,意义巨大。法古之天道,行周之共和。华夏政治有周,取得前所未有之突破。王与民两者之间,出现了士之阶层。士之原型,来自于邦国世胄,而又别于国君贵族,周公旦,就是士之典范。旦之辅成王,舍小家为大家,公天下,毁谤不计。向为玉函丹书不出,天下谁解周公之心?


王者,通达天地人三才,小王经国,大王理天下万民。民者懵懂,教化以使。孔子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为民之性在乎私利。小民百姓终日碌碌,在其一箪食一壶浆,为其私利,无可厚非。所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士则不然,“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一语,道破士之使命所在。士是无冕之王,是华夏民族政治之精英。士不谋私利,天下为公。但凡为个人谋,为家族谋者,民之份也。居士之位,不事公利,民之贼,国之害,非士也。使民之道,在乎民智,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暴民,不会推动历史前进,只会演绎推倒重来的悲剧。士之使命,就是要导民以智,为民以善,限制王权,平衡王与民的关系。


士之孟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是士之心声。而今之谓,“封建士大夫”独夫之帮凶者,中毒何其深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后,有言:“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士之节操,在为民言,为王权限。王无道,率民以有道伐无道。大善也。而此节,为四库所删。后《梁惠王下》孟子士子思想表现则更为明显,“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周室已衰,礼崩乐坏,孔子尚周礼,“郁郁乎文载,吾从周”,孟子是阐发古之士人思想的代表。及至汉末,太平道太平经有言: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男女同心,而生子;父母三人同心,共成一家;君臣民三人,共成一国。太平经因天下不太平而成,人追上古,思太平,其言辞,是对王士民祖宗之治的怀念和现实的解读。辛亥以后,中山先生,传承黄帝执雌持下天下为公之思想,曾说过“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其道在祖宗民本思想传承,其心为士之公心。又说,“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提出“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


逝者逝矣,所思可追。中国之现状,由满清之祸,而有西洋之影响。民本在民为本,五权所限者,非在民权,而在士用。天道循环,否极泰来,奴隶之解放,先为平民,而后教化,以成君子,而后士出矣,士出而用,王道以成。大争之世,莫以用士为最。


华夏人有上香的习惯。所谓“吾一日三省吾身”,无大过。斋戒沐浴,以示其诚,焚香而辑,以示其敬。为祖宗故也。头注香,思祖之不易,二注香,念己之不足,三注香,筹措明日之事。华夏后裔,同源同祖,传承祖宗智慧,为后世开太平。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