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红色恋人:架着两挺机枪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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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了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了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发,冒着严寒酷暑,长途跋涉,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南方各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的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在60年的风雨征程中,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报曾于2005年9月至11月与山东省档案局联合推出过“

1949年前后,山东大批地方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放弃了等待耕耘的土地,告别了年迈的爹娘,别妻离子,从解放区出发,冒着严寒酷暑,长途跋涉,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上海、浙江、福建、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南方各省,支援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南下干部留在了所在的南方城镇乡村,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克服了南北生活习俗和文化的差异,在60年的风雨征程中,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报曾于2005年9月至11月与山东省档案局联合推出过“山东南下干部的故事”系列专稿,如:《八路大军沙场点兵》、《南下上海的公安战士》、《南方剿匪逞英豪》等。近期,我们将再次编辑刊发一组“山东干部南下纪实”系列,以纪念“山东干部南下60周年”。


南下,对山东干部而言,不仅仅是离开家乡,也意味着告别亲人。对单身的而言,是远离父母和兄弟姐妹;对已经结婚和有了恋人的来讲,就意味着夫妻不能厮守,情侣不能缠绵。尽管分别是孤独的,相思是痛苦的,但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别离了相恋的伴侣和刚刚从战争环境中安定下来的小家。


突然神秘失踪的新郎


李士英,男,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48年9月任中共济南特别市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1949年带领山东公安干部南下接管上海公安系统,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市军管会委员、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


王芸,女,1938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南下前担任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土改工作队队长。1950年春南下上海担任市妇联副主任。


王芸回忆:“我们是在延安认识的,是在陕北公学,当时他是指导员,我是学生干部,是学生总会的组织部长,他管我们。后来我们分别到外地工作,又陆续回到延安,他还在社会部,我在中央党校妇女干部训练班进修。1939年5月15日,我们结婚,把铺盖放在一起就算完了。因为从每个月初开始要劳动半个月,然后放两天假,所以我们在月中结婚。其实他那时是社会部派到我们学校搞保卫工作的,但当时我不知道,因为他根本不告诉我。他是搞特科出身的,接受过系统的保密训练。刚认识时,他不暴露身份,骗我说他在干休所工作。我到干休所找他,人家说根本没有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社会部。结婚后,还是保密。1939年9月,他护送周恩来去苏联,什么也不说就走了。走了一个月以后,他的社会部的同事让我去取他留给我的一个小布箱子,里面有一个电筒、一支派克钢笔。那时几乎没有人有派克笔的,算是很珍贵的礼物了,但却片纸只字没有告诉我他去哪里了!一个大姐推测说是去苏联了,知道是这样,不知道也是这样!反正人是突然没有消息了。我懂纪律,不该问也不敢问,只能回头自己哭了一鼻子!那时我们才刚结婚3个月啊!也有人劝我:王芸,算了,你不如再找一个。我说人可以负我,我不可以负人。就这样我足足等了4年!1944年春天的一天,蔡畅大姐对我说:'有卡车,你看谁来了?'我说:'西安办事处的车啊,周副主席回来了呗。'大姐说:'不,你到招待所去看看,是李士英回来了!'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接受锻炼。我去看他,他和李天佑在一起,对我很冷淡。我想刚结婚就分开,没有感情了。其实是那时延安整风刚结束,他不了解我这个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在干部审查过程中的表现。我就走了,还回乡下教我的书。蔡大姐就奇怪了,去找他,问:'你怎么搞的,王芸没有过夜就走了?组织审查过了,她没有问题。'第二天他再来找我,态度就大不一样了,从这里看得出他对党的忠诚。1949年5月,李士英先行南下,一年后我也随队南下。”


架着机枪的结婚照


孙华民,曾用名孙少范,1921年生,夏津县双庙乡双庙村人,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地下民先联络站长。后历任区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地委社会部侦察科长;1947年随军南下,历任解放军团特派员,三县边区工委书记,剿匪二梯队梯队长,县长兼公安局长等职。


侯波,曾用名侯秉凤,1928年生,双庙乡鸭鹅村人。1946年在夏津县任区委组织干事。1947年随军南下后任县委组织部组织干事,共青团县委组织部长等职。


侯波回忆:“我和他从小认识,住的村子隔着两里路。他和我哥孙秉鑫是地下工作的同事。他们在我家开会,我负责在门口望风或送信。有时信放我身上,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送。就这样我们在工作中认识,也在工作中熟悉和了解。但整整抗战八年,他在外工作没有一点音信。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夏津,任县公安局局长,是通过我们的老师才又和他联系上。动员南下时,我在太平庄小学,他在二地委社会部。经过正式介绍,父母也都同意,经过组织批准,结婚后一起南下。婚礼那天是1947年10月31日,双方的家长、社会部的领导和警卫班的战士都参加了。我们的结婚照上警卫班的战士还人人手握步枪,并架着两挺机枪呢。


但后来组织上有要求,女同志暂时不南下,我们又面临着分别,就一起照了个合影,他在照片的反面给我写了一段话:'侯波临别留念:将要离别,为了工作!为了胜利!为挽救蒋管区未翻身的群众!好!你我就勇敢的!大胆的!热情的!好(毫)不留恋的!离别了吧!打到南京活捉住蒋介石,在全国性的公审大会上再见!握手唱(畅)谈!才是永久团圆!别了吧!致敬礼!华民1948年1月6日。'我又回到六区。1948年7、8月专门组织了女干部南下队,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等待解放前面的城市。1948年底到襄阳,后到南漳,正逢元旦,才最后团聚,从那再没有分开过。”


挂红绸的新房


宫家和,男,沂水武家洼人,1942年1月参加革命,1944年入党。南下前任沂水县东里店区区长,华东支前委员会下属民工团的营长。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五支队,担任行政科长。南下后在川东区党委工作。


武春荣,女,沂水武家洼人,1944年6月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南下前任沂水县葛庄区区委员、妇救会长。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五支队三大队,任中队委员。南下后在重庆市妇联工作。


宫家和回忆:“我们认识是在1945年左右,当时都在区里工作,我是区长,她是妇救会长。1948年后我带领民工支援济南、淮海和渡江战役,她也带领100多个青年妇女去军用被服厂做衣服。因为仗打得紧,都忙支前,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婚事。1949年我到南京,参加了西南服务团。组织上考虑周到,参加西南团的华东支前司令部的支前干部家属,凡是脱产的,都接到南京团聚,一起进军大西南,这才和她又见了面。当时我就是行政科长,要打前站,见面不久,我就去湖南常德了。等到了全体团员都在常德休整时,我们才有时间结婚。经过组织批准,我们几十个老同志聚在一起,有行政科的同事,有支队领导,举行了个简单的仪式,买了几十斤糖果,还有点酒。糖是不少,你说哪来的钱啊,是我们自己的啊!当时经过上海和南京,工商和社会各界都慰问我们战士,每个人都发了一块钢洋,就是银圆,我们一直没舍得花。说到结婚,连新房都不好找呢!湖南常德当地有种风俗,不喜欢让外人在自己家里办婚事,更忌讳新人在自己房间里睡觉。我们只好依照讲究,买了块红绸子,像西藏的哈达大小,挂在了新房的门上,走的时候要留给房东的。


结婚没几天,就开始行军,还是没有机会在一起,因为我要打前站、号房子、安排警卫。后来到重庆,仍然不在一起工作。直到1950年,我们同时被分配到涪陵新庙区,才在一起。那可是真的在一起了,因为缺少干部,我们两个负责整个区的工作。全区就我们两个区委委员,我是书记兼区长,她是区委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妇女主任兼青年团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和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可以睡着觉开区委会研究工作!那时跟我们一起的,就十几个青年学生和解放军的一个排,排长兼区中队队长,我兼指导员,而我们面临的是两千多土匪!我们真的算是生死与共了。”


多磨的婚事


赵建中,男,1925年8月生,武城县赵前坡村人。1944年入党,1945年4月参加工作。曾任山东恩县公安局股长。1949年随大军南下,历任湖南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常德公安处科长,南县县委第二书记,常德地委宣传部长,办公室主任,1991年离休时任湖南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赵建中回忆:“我是父母的老生儿,又是唯一存活的男孩,所以很娇贵,13岁就结婚了。参加革命后,与家里断了音信,经县委批准离了婚。解放济南的第二天我进城,工作了4个多月。1948年底经旧城完小校长王晓村介绍,认识了张庄小学的教员陈树真。当时想,如果她知道我要南下,还谈不谈呢?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南下呢?思想上起了波动。但考虑到南下必须去,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对G·C·D员的起码要求,老婆找不找以后再说吧!第一次相亲她在上课,只是从外面远远地看了一眼,我就返回济南工作。后逢她到县城集训,才第一次正式见面。她家知道我要南下后就反对,把她藏在她姨家。理由是我的前妻离婚不离家,名分不好听;再是认为我南下就是等于送死。当我回单位取我应该带着南下的枪支时,同学告诉我她被藏在亲戚家的情况。我就去舅舅家,约她出来见了。我赠了一个信物给她,还写了句诗,大意是踢掉拦脚石、打掉拦路虎之类,用钢笔写上去的。她同意了,就算订婚了。领导考虑到女同志南下不方便,不同意她一起南下,就没有同行。我南下后,县长帮我在县城法院办妥了离婚手续。校长按照北方的习俗,帮我说媒,办了喜帖。后来她和父亲来了县城,在1950年元月9日在南县人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新式结婚典礼在南县,我们是第一家。县委书记纪照青主婚、县长石新山证婚,他们都讲了话,勉励我们亲亲爱爱,团结闹革命。”


带虱子的新被


迟明堂,男,1923年生,招远城关镇西坞党人,1940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区委组织干事、区委书记、县民运部长、县委副书记,1949年南下接管南京。


冯桂敏,女,1922年生,招远前路家村人,1938年参加民先,1939年入党,历任区妇救会长、县妇救会长、地委妇委委员,1949年南下接管南京。


冯桂敏回忆:“1941年秋天我们村干部办训练班,我负责组织筹备。那年他刚分配到组织部,来我们村给我们讲课,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本来我要讲几句的,因为他讲了我就没有讲。后来我在妇联干组织科长,他党校毕业后在组织部管城市工作。后来组织上布置派工作队进行扩军,认为一男一女工作方便,我们就开始一起工作。因为扩军不但要做男子的工作,也要做家属和媳妇的工作,好让她们支持自己的男人当兵啊。那时县委机关每到十点就出来活动一次,玩抓老鼠的游戏。大家站成一圈,被抓的就让人跑。他单位有个人总爱贴在我身边,老迟就不得不来抓我。但他没有抓我,反而是贴在别人身上,我就觉得他人好。后来两个人一起到刘书记办公室,汇报说要谈恋爱,经请示地委组织部长,就批准了。然后他就说要在四五个月内结婚,我说太早了,等两三年吧。第二年2月,县委书记说你们两个结婚吧,别拖了。老迟就写了个条子给我,说:'组织上让我们结婚。'结婚那天也没有休息,县委书记让大家都凑点钱。那时大家都困难,就这个人三分、那个人五分地往上凑,一共凑了一斤肉、一棵大白菜和一瓶小酒。我们结婚,没有仪]式,只是让我唱了支歌。当时也没有新衣,被子也是跟别人借的,上面还有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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