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更使人惊叹不已的是:在忧国忧民、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他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而他的婚恋传奇,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典型故事。本书作者是梁启超的外孙女,她生动勾勒出梁氏家族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传统。


尚书指婚,传为佳话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我有一个很风趣、很有人情味的外祖父,他叫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我应叫他公公。虽然公公于1929年就已去世,我从未见过他,但是在我心目中他长得很帅,风度翩翩。


1891年公公梁启超19岁时与婆李蕙仙结婚,婆比公公大4岁,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的堂妹,光绪十五年(1889)李以内阁大学士衔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的赏识而中举,李端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亲手操办,他们完婚后始终恩爱如初,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李蕙仙婆虽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父亲很宠爱她。但她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第二年,1892年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这也是她堂兄李端对她的要求,觉得她应当回去拜见翁姑,去尽晚辈的礼仪。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这里。


这间书屋起名“怡堂书室”,是梁启超的曾祖父建的,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公公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同年10月6日又有一信中写道:“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


“闺中良友”是发妻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妈。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坚韧“王婆”挑大梁


我有两个外婆,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儿女们称呼她“妈妈”,她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大姨梁思顺、二舅梁思成、我的妈妈梁思庄。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儿女们称呼她“娘”,孙辈称呼她“婆”,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她生的子女有6个长大成人:三舅梁思永、四舅梁思忠、五舅梁思达、五姨梁思懿、六姨梁思宁、八舅梁思礼。


婆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公公说婆“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二舅思成说:婆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二舅思成、妈妈思庄虽非婆所亲生,但他们都是在婆的抚育下成长的,他们尊敬婆如亲生母亲,以至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她就是我的亲外婆。

婆的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都很节省,但对儿孙们和亲友都很大方,经常接济他们。


婆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她每天看报,听广播,因此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以和子女们交谈、议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婆的性格坚强,富有独立性,1929年公公去世,没留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八舅思礼才5岁,是婆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并想方设法把八舅送去美国深造。在我的印象中,婆从来也没有发愁的时候,她总是勇敢地迎接生活的磨难和考验。


婆很有生活情趣,喜爱旅游,她平日在北京也到各公园走走,最令人佩服的是1957年,她已年过七十,只身一人从北京兴致勃勃地去杭州游西湖,并在归途中特意去了黄山。


婆也很幽默,这是和公公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当年二舅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婆很谦逊,善于处理家内外的人际关系,她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姿态出现在邻里之间。人们都和她相处得很好。在家里她把自己的爱给了每一个子女,注意教育孩子们互相爱护,她非常注意“一碗水端平”,她对家人从不无端地发脾气,或伤害别人。她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


但“文革”十年浩劫却没有放过她,给她一生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噩运,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婆的全部财产被抄尽,手帕胡同住房被侵占,自己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这时她已是肠癌晚期,终于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去世时婆孤单一人,儿女们不是“反革命”,就是“反动学术权威”。


子女个个皆才俊


梁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


梁思顺(令娴)(1893—1966),是梁启超的长女,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抗日战争前和1949年后多次再版,颇受读者欢迎。此书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生于日本。他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1937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树起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后,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十年动乱中受尽屈辱和折磨而含冤去世。

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梁启超的次子,生于澳门,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忠(1907—1932),梁启超的三子,生于日本,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25岁。


梁思庄(1908—1986),梁启超的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26—1930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0—1931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或指导编制而成。


梁思达(1912—2001),梁启超的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做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


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的三女,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梁思宁(1916—2006),梁启超的四女,生于上海,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时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五姨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


梁思礼(1924— ),梁启超的五子,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41年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9月作为全国十名有突出贡献的老教授之一,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摘编自《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 作者:吴荔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