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宿幼女案频频发生,究竟是人有病还是法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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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经柏溪镇某火锅店老板娘牟某介绍,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宜宾警方经过侦查称,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   从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采阴”到贵州习水嫖宿女高学生案,从浙江丽水强奸女高学生案再到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嫖宿幼女案,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对未成年少女实施性犯罪已非个别,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色情新风尚。嫖客们何以如此大胆蔑视法律?这究竟是法律有“

经柏溪镇某火锅店老板娘牟某介绍,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未成年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宜宾警方经过侦查称,卢玉敏行为属于不知道何某是或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


从河南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采阴”到贵州习水嫖宿女高学生案,从浙江丽水强奸女高学生案再到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局长卢玉敏嫖宿幼女案,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对未成年少女实施性犯罪已非个别,似乎正在成为一种色情新风尚。嫖客们何以如此大胆蔑视法律?这究竟是法律有“病”还是执法者有“病”?


1997年《刑法》增设“嫖宿幼女罪”,当时就引起公众的质疑,这一恶果已经在习水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现在警方的说法,似乎也有最高法的法律解释作后盾。可是即使按《刑法》“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规定,卢玉敏也难于逃脱法网才对啊?法律啊法律,你怎么就能留这么多根本不该留的缺口呢?


什么叫“确实不知”?什么叫“双方自愿”?有哪个强奸幼女者胆敢承认自己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未成年人连独立民事行为能力都没有,何来“自愿”被强奸?《刑法》增设“嫖宿幼女罪”原本就法理不通,是对受害幼女的伤害。所谓的“确实不知”、“双方自愿”,又何尝不是对受害幼女再次伤害?


法律有“病”,不仅起不到惩恶扬善的作用,还势必构成对社会巨大的破坏,“嫖宿幼女罪”的规定真是让人咬牙切齿!早在08年和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政协委员呼吁修改“嫖宿幼女罪”,建议将“嫖宿”幼女行为以强奸罪(奸淫幼女)从重论处,足见此问题的严重性。可惜的是,恶果已经结出这么多,却还不见铲除这个助恶土壤的一点点风声!


无罪推定原则成了开脱“强奸幼女”罪的“魔术手”?


2008年12月20日,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白花分局长卢玉敏,经一火锅店老板娘牟某介绍,以6000元价格与该县14岁学生何某发生性关系。警方经过侦查,卢玉敏事先并不知道何某未满14周岁,因此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5000元。


不客气的说,自“贵州习水官员强奸幼女案”被曝光之后,我国的新闻界已经步入到了“幼女案”井喷的时代!腐化的官员似乎都好上了“买处”这一口,无论花多少代价,他们都义无反顾。但是,无论是习水案还是浙江临海案,相应的问题官员基本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而今日又曝出的宜宾幼女案的嫌疑人卢局长却只被拘留了15天?!


更为可恨的是,无罪推定原则竟然被堂而皇之地拿到了审判过程之中,到最后又成了变“强奸罪”为“嫖娼罪”的“魔术手”,着实让人不解。


在何某报案之后,宜宾县公安局天池派出所开始调查此案。但是,在审理过程之中,因为此案“涉及到了国家干部,又涉及到了未成年少女”,所以宜宾县公安局进行了如下判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八十一条之规定“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幼女而嫖宿的,应予立案追诉”。呜呼哀哉,转眼之间国税局长嫖宿幼女一事变成了一起简单的嫖娼案,而已宿14岁少女之强奸事实却在公安局的推理之下,变成了“莫须有”。难怪有网友追问,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意淫”?


宜宾县公安局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巧妙地运用了“无罪推定原则”并且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运用范围,以至于将此原则运用到了审判的过程之中。而真正的原则运用应该是在指控之时,却非在审判之时。事实很简单,卢玉敏花了6000元钱本身买的就是幼女之体,而其嫖宿一事也已经构成了事实。宜宾公安局的可笑之处就在于用“无罪推定原则”将上述事实全部推翻,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荒唐的结果——罪名不成立,公安局不予以立案。显然,在此案之中,无罪推定原则变成了最终的“推定无罪”。


笔者不知道如果卢玉敏不是国税局长,这个案子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审判结果;也不知道如果此案让异地或上级检查部门来办理,会不会出现同样一个怪异的无罪推定原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律的审判原则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无论卢玉敏的权力链条有多长,经过媒体曝光的此案已经不会就此了结了,等待卢局长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和道德的遣责。


我们无须过多追问当今官员的“恋处癖”为何如此风靡,出现权力腐败和职业犯罪现象也永远不是最为可怕的体制之殇,更应该让我们思考的是或许是更为深层次的东西:隐藏这些腐败犯罪之后的“官官相护”、以及利用职权之便为别人开脱罪责为何能成为惩治腐败的最大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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