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旧中国惟一财团荣氏家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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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近代企业史,就不得不提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说,在旧中国能够算得上财团的就只有荣氏一家。从无锡的小商人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荣氏兄弟走的是一条艰辛的创业路。纵观两人一生的事业,可以说他们的兴衰荣枯都与当时的大时代密切相关。


受美国富豪影响,决心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


荣氏兄弟是无锡人,相传祖上曾有人做过大官,但当时家境早已中落,所以很小的时候,荣宗敬和荣德生就被父亲送到上海的钱庄去做学徒。大上海的繁华既让年纪轻轻的荣氏兄弟感到新奇,也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接触到了现代商业经济。




荣宗敬1891年学徒期满,转而做钱庄的“跑街”,这其实就是跑码头,做钱庄的收放款业务。三年下来,荣宗敬不仅有了自己的人脉,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资金的调拨也十分清楚,更为关键的是,这时候钱庄的倒闭更让他体味到市场的残酷。与兄长不同,荣德生在学徒期满后,就南下广东,在帮助父亲收税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企业是最为赚钱的,那就是与民众吃和穿有关的企业。在工作之余,他还广泛阅读一些介绍西方实业和科技的书籍,这时候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给他很大的启发,这本书介绍了美国十位大资本家通过兴办实业成为商业巨子的过程,使得荣德生明白世界上有比办钱庄更有意义的事业,那就是开办实业,这不仅可以致富,也可以救国。不久,他目睹的一幕情景,更让他坚信了这一点。1900年,荣德生回无锡时途经香港,他看到码头上雪白一片,层层叠叠十分壮观,原来是进口的面粉正在卸货,这不禁让荣德生感慨不已,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也广产小麦,却要这样仰食于人!恰在此时,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在这样的情势下,荣德生只得滞留上海。在上海,荣德生发现,当时很多行业都不免凋敝,唯独面粉业却十分兴旺。大概越是兵荒马乱的时期,人们对粮食的需求也越为急迫。同样的,荣宗敬在天津进货时也发现了这一点,兄弟二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开办面粉厂,并且暗地发誓一定要办出比洋人更大更好的面粉厂。1901年,荣氏主持的“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动工,这是荣氏家族兴起的第一步。


与日货竞争,成为中国的面粉、棉纱大王


荣氏创办面粉厂,很快就迎来了发展契机。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日俄战争爆发,导致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纷纷关门,这使得面粉的产量下降,价格上升。看到赚钱的良机,荣氏兄弟决定扩大生产,将利润不断投入引进设备和开办新厂,短短数年间,荣氏的面粉厂就发展到12家,所产面粉占全国产量的1/4。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荣氏企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战使得欧洲各国忙于战争,不仅无力插手东亚事务,而且其本身因粮食减产,纷纷向中国购买面粉,荣氏的面粉厂一接订单就是几万包,乃至几十万包,荣氏面粉行销海外,畅通无阻,盈利丰厚。在面粉业成功的刺激下,荣氏兄弟又开始涉足纺织业。

作为中国的邻国,日本的面粉、纱布历来向中国倾销,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诸国忙于战争,日本却闲居一旁,全力在东亚扩张,这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但正是在与日资企业残酷的竞争中,荣氏家族恰好完成了自己实业王国的构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结果使得日本向中国输入棉纱、面粉的数量锐减。与其他民族企业家一样,荣氏兄弟秉承实业救国理念,在办厂之初创立的品牌就富含爱国气息。比如面粉厂的名牌产品叫做“兵船”,寓意就是“振兴中华、以牙还牙”。棉纱厂的名牌叫做“人钟”,图案是一个人拿着钟绳在敲钟,寓意是让国人警醒。荣氏兄弟捐款支持罢工、罢市活动,不仅奠定了自己面粉大王的地位,而且还并购了日本纱厂,大涨国人志气。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欧洲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中国的面粉出口减少,而日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又开始大力向中国输出面粉,荣氏的面粉厂开始亏损。棉纱也境况不妙,日企凭借雄厚的资本开始在中国大力购买棉花,造成棉花价格上涨,然后又猛压棉纱价格,结果使得多家中国企业破产,荣氏的棉纱厂也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全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荣宗敬提出“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荣氏家族的纱厂扩充到9家,拥有工人数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当时日商竞争失败后,一些人竟然将自己面粉贴上“兵船”的商标进行销售,荣氏面粉的影响可见一斑。


1929年,为了扩张纱厂,荣宗敬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将一家英国纱厂吞并,更名为申新七厂。1934年底,抵押借款的契约到期。由于纱厂亏损严重,荣宗敬无力还款,他希望汇丰能够将贷款转期,条件是将申新七厂全部财产作为抵押。汇丰却死活不同意,决定要拍卖申新七厂。当时作为第二债权人的两家中国银行,为保护自身利益,向法院申请暂时扣押申新七厂的财产,以避免被汇丰单方面拍卖。但汇丰却不顾中国法律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竟然自己单方面组织拍卖会,当时申新七厂的总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结果申新七厂被日本律师村上以250万银元拍得。消息传回厂内,一时舆论哗然。当时申新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多是荣宗敬的老乡,对于企业有着很强的认同。他们将厂子里面的机器拆下,甚至组织护厂队,阻止日本人来接收。同时,荣宗敬将汇丰低价拍卖申新七厂给日本人的消息对外公布,诉诸民意。结果舆论纷纷声援,要求市民抵制汇丰。当时的全国国产厂商联合会还因此发出呼吁,要求全国国货企业不要再与外国银行发生金融往来,以抗议汇丰银行无视中国法律和国货厂商利益的行为。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汇丰被迫取消拍卖,并允许荣宗敬将贷款转期。在强大的民众压力下,申新七厂终于得以保全。


抵制日伪“合作”,安心迎接解放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受战争的打击,荣氏家族遭遇重创,不仅很多企业陷入敌手,机器设备和资产被劫夺,就是在上海租界和香港暂时保全的企业也时时被日本人觊觎。在1942年前后,日商提出租借或强行收购荣氏家族旗下的相关企业,结果被荣德生严词拒绝,面对上门的日商丰田,他愤怒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绝不把中国人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当时的大汉奸褚民谊为了此事特地设宴招待荣德生。荣德生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不赴宴。结果荣氏在无锡的企业尽被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企业也被日军军管。


抗战胜利后,荣德生一度雄心勃勃,但很快就遭遇绑架,加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心灰意冷。当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很多人劝说他避居海外时,他笑着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不仅不走,而且告诫其子弟也不要走,因为他坚信,不管是哪个政府,实业救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暮年自谓,“余虽年老,雄心未死,惜时局未平,不能大举创业。他日世平若健,此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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