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红军长征路上的六次关键战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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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红军长征路上的六次关键战斗[ZT]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请看下面这一串串统计数据:


长征经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华里,攻占过62个县,从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在红一方面军368天的征战中,有235个白天和18个夜晚是在行军中度过的,不行军时几乎都在打仗;全天作战的大规模战斗有15次,每天都有一次小的接触战斗,共作战380余次;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共八万六千余人,到达陕甘苏区后仅余七千人......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重新回顾那漫漫征途中的一场场战斗时,仍会感到其场面的惊心动魄,仍会被红军将士超凡的战斗意志所震撼。



湘江战役:以血肉撕开封锁线


1933年9月下旬,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相继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一百万军队和二百余架飞机,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万人,兵分四路,采用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步步为营,企图紧缩根据地,消耗红军力量,以达最后消灭红军之目的。而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在领导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后则出现退却时的逃跑主义,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仅广昌一战,红军就损失五千余人。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国民党军已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八万六千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开始突围西征。10月25日,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间,红军冲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11月5日至8日,敌在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构筑的第二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突破;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又通过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12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

11月25日,中央红军在湘南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此时,敌已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湖南军两面夹攻,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红军处境万分险恶。25日17时,中革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令,命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

26日,红1、3军团主力乘桂军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敌刘建绪未到达全州之际,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1军团在右翼、3军团在左翼,已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徙涉。红5军团作为全军的后为,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

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迅速过江,减少损失。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使宝贵的时间白白丧失。而这时,湘、桂两省敌军已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分路反扑,志在夺回渡河点,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11月29日,湖南军阀刘建绪以四个师的兵力,从全州倾巢而出,向右翼红1军团第2师脚山铺阵地发起猛攻。同时,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与左翼的红3军团展开激战。这样,湘江两岸的红军将士,为掩护全军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面对的不仅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且要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湘、桂两省的敌人为保住自己的老巢,此次也舍其精锐拼命进攻。红1军团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耳鼻出血,可是“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30日,红1军团全军与敌在脚山铺一线激战终日,敌在优势炮火轰击下占领了我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尖锋岭、黄帝岭等阵地,当日夜红1军团被迫退守第二道阻击阵地。与此同时,红3军团第4师的二个团抗击由兴安北上之桂军二个师,掩护军团主力过江,战斗也异常惨烈,两个团的领导干部大都牺牲或负伤。留在湘江东岸的部队,在追兵的重压下,处境更为险恶。12月1日3时半,军委致电红1、3军团,要求1军团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西进之前进道路,并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

12月1日的战斗最为激烈。北上之桂军和“追剿”军主力,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进入西延地区休整。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却被阻于湘江以东,陷入敌重围,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险恶也是最惨烈的一仗,红军与优势之敌苦战五昼夜,终于以血肉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四渡赤水:巧妙跳出包围圈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此时敌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在向黔东北集结,如果继续坚持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无异于自投罗网。在会上,毛泽东力主中央红军应放弃原定计划,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随后中央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从此,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这是中国革命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2、6军团会师,集中兵力约40万人,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而中央红军只有3.7万余人,局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

1 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25日,由于敌抢先占领赤水城,红军攻城未果,与敌形成对峙。27日,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四个团。1月28日,红3、红5军团和干部团首先对敌发起进攻,战至黄昏,红1军团第2师也加入战斗,但由于敌情变化,红军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但此时川军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截红军北进;湖南军阀何键部从东面围截,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从遵义尾追,云南军阀龙云的三个旅从毕节方向压来,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正兼程北上,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红军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

2月10日,正当国民党军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24日红军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

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四个团的兵力。25日拂晓,红3军团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娄山关,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的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28日晨,红3军团经三四个小时激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纵队第93师和 59师已进至遵义城南,准备向遵义反攻,并一度夺占了老鸦山制高点,但黔军在我的连续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畏缩不前,吴奇伟的二个师孤军冒进,也已成为强弩之未。红军果断抓住战机,红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惊慌溃逃,吴奇伟率残部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乌江的一千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3军团也于黄昏夺回了老鸦山阵地,歼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此一役,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至,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约20个团,毙伤俘敌5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在经过娄山关时,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即兴赋词《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红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红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红军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蒋介石手忙脚乱地急忙调兵保卫贵阳,谁知红军已虚晃一枪,绕过贵阳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强渡大渡河:彻底甩掉追兵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北上进入彝族区。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彝族同胞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进,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第 1团,急行军80余公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安顺场,并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就是在安顺场渡口,渡河未成,反而陷入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安顺场渡口河宽百余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突击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战士,组成了渡河奋勇队。为加强火力,团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都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1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二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掩护。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政委、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

5月25日拂晓,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火力的掩护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勇士,冒着敌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在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意志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陡峭的河岸,在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挎了敌人,控制了渡口。在河对岸观战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目睹这一场面也激动万分: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

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仅有的四只渡船要把全军数万人马全部渡过河去太困难了,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红军仍面临着巨大危险。26日,军委紧急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并决定,红1师及干部团从安顺场渡河后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主力及红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方向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红3、红9军团和红5军团随左纵队跟进。迅速夺取泸定桥,成了全军渡河的关键!

27日拂晓,左纵队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遇到敌人拦阻,可红四团硬是以顽强的意志,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

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咆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桥面。

但是红军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泼出密集的弹雨,由2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不时有人中弹落水,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河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掩护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当日下午14时,沿大渡河左岸前进的红1师先头也打到了泸定城郊,有力地配合了红4团的行动。

飞夺泸定桥的成功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着险棋的成功来之不易,没有红军将士超人的意志和胆魄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当时刘伯承同志站在泸定桥中间,情不自禁地连跺三脚,边跺边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包座战斗:打开北上通道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此时,红四方面军一部已攻占懋功。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余万人,士气旺盛。为统一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思想,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立新的根据地。随后,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调整。在这之后,张国焘才开始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但此时敌情已发生变化,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第3、第4、第30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注:此时原红一方面军之第1、3、5、9军团已依次改为第1、3、5、32军)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泥泞和饥饿,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

班佑以东之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分驻上包座的大戒寺1个营、求吉寺2个营,两处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

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具体部署是,以30军第264团攻击大戒寺之敌,30军主力第88师、89师埋伏在上包座西北的丛林中,准备歼灭敌增援的49师;4军第10师攻击求吉寺之敌,其主力控制各要道,并随时准备出击;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为预备队,位于巴西和班佑地区待机。

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并攻占了大戒寺。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撤至大戒寺东北山区隐蔽。敌见我阻击无力,包座敌人又频频告急,便放心大胆地急速前进,至当日下午,敌291、289两个团进至包座河西岸,294团进到包座河东岸,师部进至大戒寺以南,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

下午3点,红军向敌49师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红军第88师第268 团由包座河以西像一把钢刀一样插入敌291团和289团之间,并切断了东西两岸敌人的联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一小时后,首先将敌291团歼灭。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2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红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求吉寺之敌也被全歼。


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红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使北上红军得到了基本补充。包座战斗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突破腊子口:顺利进军甘南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并以武力要挟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南下,向川康退却,并阴谋危害党中央。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11日晚,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第1、3军团迅速脱离险境,由巴西地区北上甘南。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一万七千余人向湘黔边转移,开始长征。


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栈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部署在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兵力薄弱,西固到岷县的封锁线尚未筑成。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新14师一个团的拦阻,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三十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下了攻打腊子口的决心。

攻打腊子口的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在长征路上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

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从峭壁上倾泻而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则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右岸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第二日清晨,我红4团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纵深守敌慑于红军的神威,也开始溃逃。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占领了大草滩,控制了这条通道。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二千斤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致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住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直罗镇战役:党中央奠基西北


红一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9月18日在哈达铺地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3日,陕甘支队摆脱敌重兵阻击,到达渭县榜罗镇,并根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得的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决定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随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消灭了拦阻的敌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并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但敌人是不会轻易让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的。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就于7月调集东北军的11个师和第84、86师及晋军的5个旅,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陕北红军利用敌内部矛盾多、动作不协调等弱点,于8月份先后在吴堡地区歼敌晋军几部,迫使其主力全部东撤。9月18日,鄂豫陕根据地的红25军到达延川的永坪镇,与原陕北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全军团共七千人,这大大增强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力量。10月1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红15军团歼灭敌110师大部,毙其师长何立中,随后在榆林桥战斗中,歼敌守军四个营,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

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稍经休整,10月底经保安进至甘泉以西地区,与红15军团会师,于11月3日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红15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同时,党中央还迅速纠正了陕甘根据地党内的的“肃反”错误,巩固团结了内部。

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决定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分别由鄜县、合水东西对进,打算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敌众我寡,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关系到今后的命运。

中央军委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抓住葫芦河这个战役枢纽,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打破敌人的“围剿”,并认为,东北军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政策极为不满,士气低落,而红军经过长征的考验,斗志旺盛,实现战役目标是具备有利条件的。

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剿总”见甘泉危急,命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沿葫芦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直罗镇。

红一方面军首长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拂晓,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均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


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红军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发现敌西逃,立即分三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

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红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立即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

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退回县,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7月,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红2、6军团奉党中央电令红成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师后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并于七月初开始北上,连续突破敌封锁,挺进甘南,于九月初进至哈达铺。1935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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