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最可能一句话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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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自己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段话,把中国人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大有盖棺论定之势。


十几年后,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面对着“舆论一律”的状况,一些心有余悸的党外人士私下里传问起这么个问题:鲁迅活着会怎样?传问得多了,最后传到了毛泽东耳里,结果就有了毛泽东1957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第二次是在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以上两次谈话内容都可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而第三次谈的内容则是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披露的。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事儿得到了电影演员赵丹的夫人黄宗英的证实。黄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这毛泽东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内容,前两次都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评价,而第三次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有些人就对其内容表示怀疑,认为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年中说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来,而且以毛的“智慧和风度”,他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样的话,因此,这第三次的“罗毛对话”是杜撰的。


谁是谁非?让我们试着辨析一番。


首先,“罗毛对话”发生的1957年7月7日是个什么时候?是在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的一个月后,而“反右”的目标就是那些在“整风”中发表了“右派反党言论”的党外知识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有大批党外各界名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意在警告大家不要“乱说乱动”,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他那“伟大政治家”的魄力。而前两次谈话是在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提出还不久,他正在酝酿“整风运动”,大会小会上不停地宣讲“双百”,因此,在那两次“座谈会”上以鲁迅为例,是要打消人们的顾虑,是鼓励人们说话的意思。所以这三次谈话的前后矛盾完全符合从“整风”到“反右”的“政策变化”,毫不奇怪。


其次,我们不能以那些“主旋律”影视和出版物中表现的毛泽东来领会他的“智慧和风度”。从许多有关毛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个大开大合、性格鲜明的人物,许多清规戒律在他那儿是无效的,而且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他是任何话都敢说并能说的。况且,他那些话虽然是公开说的,但却是在控制了范围的“座谈会”上,听众都是一些“高级党外人士”,自然与公开发表、任何人都能看到的“毛选”中的说法是不同的。而毛泽东在类似场合的“敢想敢说”,已经在许多回忆文章中有所涉及了。1998年11月20日《南方周末》登载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披露:据薄一波(当时任副总理,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安子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告诉刘源(刘少奇之子),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当前的工作是要抓“敌我矛盾”,刘少奇却认为“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两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一怒之下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当着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党外人士“估计”一下鲁迅怎么不可以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和1957年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虽然说法不同,但都是服从于他所认为的当时的战略方针的,是“伟大政治家”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策略,我们如果过于天真轻信,岂不可笑?


至于鲁迅49年后如果还活着,他会怎样?毛的谈话给出了三种可能:一是因继续像以前一样写而被“关在牢里”,二是当歌功颂德的“文联主席”,三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种可能,是真正敬重鲁迅的人们所希望的,但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鲁迅的地位,似乎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虽然有郭沫若的例子在,但以鲁迅的性格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也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三种可能,结合政治环境和鲁迅的性格,并考虑高尔基和梁涑溟的例子,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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