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电影引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再度交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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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司马平邦 自由主义者看《南京!南京!》。 民族主义者看《拉贝日记》。 这似乎已经在一个有限的知识阶层里达成共识。 不过这种“共识”却达成得很有“古怪”:因为《南京!南京!》是中国人自己拍的,而《拉贝日记》却是德国人拍的。 虽然两部电影我都看了,但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我当然宁愿选择更“民族”一些,不过支持《拉贝日记》却不是“宁愿”而是“自愿”的,因为在我看来《拉贝日记》并非简单诉求民族主义的电影,它的创作团队是清一色的外国人,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嘛关系也没有,只不过这部外国人拍的以

司马平邦


自由主义者看《南京!南京!》。

民族主义者看《拉贝日记》。

这似乎已经在一个有限的知识阶层里达成共识。

不过这种“共识”却达成得很有“古怪”:因为《南京!南京!》是中国人自己拍的,而《拉贝日记》却是德国人拍的。

虽然两部电影我都看了,但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我当然宁愿选择更“民族”一些,不过支持《拉贝日记》却不是“宁愿”而是“自愿”的,因为在我看来《拉贝日记》并非简单诉求民族主义的电影,它的创作团队是清一色的外国人,这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嘛关系也没有,只不过这部外国人拍的以“第三方视角”重视审视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的史诗电影基本契合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拉贝日记》把南京大屠杀放在一个世界性的视角下,第59届德国电影劳拉奖颁奖典礼4月24日晚在柏林给予这部电影最佳影片金奖、最佳男主角、最佳服装设计和最佳美术奖(中国美术设计师屠居华)4项大奖,说明这种“契合”或者被证明也颇有世界共性。

《南京!南京!》和《拉贝日记》两部“南京”电影引动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交锋,在中国电影,已不是第一次,而至少是第四次——第一次是2007年11月关于李安的电影《色,戒》,第二次是2008年1月关于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第三次的规模相对比较小,即2008年夏天关于台湾导演魏德圣的电影《海角七号》,第四次即这一次。

而网络上,尤其是那些未被中国主流媒体机关和既得利益者所控制的相对自由的论坛和博客社区,对《南京!南京!》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则让人一下子想起2007年底的《色,戒》批判潮,而我电话询问当年《色,戒》批判风潮的主将们如黄纪苏先生等人对《南京!南京!》的态度时,对方则差不多都回答,他们因那部《色,戒》就早已中国电影失去信心,根本没有兴趣坐进电影院看《南京!南京!》了。

但广大而草根的网友却仍然没有失去对《南京!南京!》看后即批的兴趣。

其实,陆川的电影《南京!南京!》在还没上映和上映之初都一直打着“民族主义”的招牌,它的宣传主题一直是“抵抗”,导演自己也一直在强调,中国人在南京是有抵抗的,但他更强调曾经拯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约翰•拉贝毕竟是个德国人,他似乎想说的是在1937与1938年之交的南京,大量中国人是自己拯救了自己。

《拉贝日记》则用世界性替陆川回答了这个问题,是谁拯救了他们?

很明显,他的宣传口号“抵抗”是受到了2008年的“四月青年”运动和刚刚发生过的“中国不高兴”事件的强烈影响,那些打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行为现在不但可以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更被外化为可以带来巨大市场利润的商业驱动力,之前无数人对《中国不高兴》的谩骂,甚至是根本没有读完书就开骂,还不是因为它创造了让许多人嫉妒的发行量。

而一看完《南京!南京!》,许多人不但没有看到被预先告知并充满期待的“抵抗”,而且被导演强行摁在电影院座椅上以一个日本杀人犯的视角经历了一次“南京大屠杀”的惨痛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后,人们自然会咂摸出另一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开脱”的意味,诸如“日本军人里也有人性”之类荒唐至令人反胃的主题。

从技术上说,《南京!南京!》算得上中国电影的中等以上作品,尤其是它的黑白影像风格颇得人缘,但在内容和思想上,它非但对发动那些屠戮浩劫的日本战犯们控诉不够,反倒凭角川、伊田这些日军中小层军官1937年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居然从那支黑暗的魔鬼军队里“抠”出了几株人性的嫩芽,这几株嫩芽又被导演加以大气力的讴歌。

角川和伊田是《南京!南京!》里露面的军衔最高的日军军官,所以说他们的“人性嫩芽”只代表个人而不代表群体且一点儿典型意义都没有是没有道理的。

人性,是自由主义这些年来得以在中国风行的最有力武器之一,似乎什么东西一和这两个字沾上边,就变得至高无上,《色,戒》里大汉奷和女学生的性爱被李安导演也抹上一层“人性”金边儿,就被许多人歌颂,人们已经“惟人性至上”,其实是“惟某个人的人性至上”,而不顾及这种“人性”是不是建立在损害整个民族或者某个人群的整体人性之上的(《南京!南京!》可以呈现那么多的强奷戏,其实还不是因为受到了“人性招牌”的保护,似乎越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地表现强奷,才能越证明电影管理体制开放,其实谁都明白,那些强奷戏不过大多是导演为了吸引观众的噱头罢了)。

但这也正是那些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人们最为反感和抵制的,即《南京!南京!》放大了一两个日本下级军官的“人性光辉”确实是给日本军国主义抹上了金边儿。

我看到一个最可笑的说法来自己陆川的父亲陆天明,他在博客里透露,《南京!南京!》里的角川正雄的背包里有一本西方思想家的书,但这个细节被剪了,陆天明觉得可惜,陆川本想以此提示观众角川是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云云,但,我倒想问问,那些发动了侵华战争的日本甲等战犯们哪一个没有西学背景呢,而日本明治维新本身就是师从西方的一次政治革命,但师从西方让日本停手侵略中国了吗?而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战争,又有哪一桩不是被西方国家所害呢?角川书包里的那本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又能说明什么呢?

相反这个细节如果不被剪也只能证明,在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只有“西方”这两个字是最好的,最有公理的,他们最不能回答的问题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直接受害人是中国人,这岂能用几本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就可以粉饰?

一个被西方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军人,对当时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可能更可怕。

当然,陆天明先生爱子心切,本应被理解,而且老人家从前的许多反腐力作也是我所称道的。

而,我,和许多人,在看过《南京!南京!》之后,也多方求证,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是不是真的有如负疚自杀的角川正雄的史实,很遗憾,确实没找到,所以,这只能证明以角川为代表的日本军人在南京期间萌发的那一点点人性的嫩芽也是中国导演编造出来的,想当然想出来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影评以此作为“人性伟大”的证据,当然要反受其累。

你们懂历史吗?

相反,另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拉贝日记》的创作风格却大相径庭。

没有任何理由说电影《拉贝日记》是专为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们而拍的,它也没有代表任何民族主义者的激进观点,但它却在此时此地,在与《南京!南京!》几乎同期上映之后得到了大量的来自民族主义者们的好评,这样多的好评让这部电影也被染上了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色彩。

首先,站在第三方视角的《拉贝日记》把日本军国主义完全置于继续被历史审判的位子上,电影挖掘出了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力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在1937到1938年的南京犯下了无以复加反人类罪行,令我最感动的是电影精心地再现了南京大屠杀史实里最惨无人道的“百人斩事件”,拉贝先生的中国司机老张成为被斩首者之一,这显然是德国导演的深思设计,傅瑞安•加伦伯特没有刻意地从杀害中国人的日本刽子手身上“硬抠”出什么人性,而是从有确凿史实依据的人性被毁灭中力证了人性的存在以及人性本身的两面性。

我更强烈地认为《拉贝日记》对本应受到战后审判并被送上绞首架的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中将在南京大屠杀中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的揭露是它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与陆川在《南京!南京!》中一定要从两个臆造出来的中下级日本军官身上“抠”出人性来相比,证据确凿地揭露另一个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是不是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呢?

在《拉贝日记》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而约翰•拉贝本人出场时也在代表着纳粹德国和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做着丑恶的交易(有英国医生威尔逊在拉贝获得国民政府奖章时的嘲笑为证),当时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导致南京轻易被日军占领和30万中国人被屠杀的最主要原因,这才是在拉贝的视角里,在所有当时身在南京的外国人的视角里,中国政府的真正面貌,国家孱弱最终导致人民涂炭,这已不是一个中国电影导演用“抵抗”这简单的两个字就能诠释清楚的宏大政治考量。

所以,我个人觉得《拉贝日记》确实对中国是有很强的批判色彩的,而这种批判,说实话又让现在的中国人也无话可说。

是我们的软弱和昏庸首先成就了侵略者的残暴。

就是现在,72年后,仍然有中国导演凭拍脑袋的水平试图给那些曾经真真切切伤害过中国人的屠杀者们寻找“人性的嫩芽”,这恐怕也是那种软弱与昏庸也直接与中国国民性挂钩的表现吧。

民族主义者们或者可能为中国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沉默,但绝对不会对一个拯救过20余万中国同胞的德国人在《南京!南京!》里被冷漠表示沉默,与此相反《拉贝日记》第一次用电影的方式正面揭示了一位“中国辛德勒”的伟大善行,我们这个从来把仁义礼作为行为规范的民族72年来对一个曾力救过20多万同胞确存在长时期的“感恩缺位”,这样的事实是任何一位爱国主义者最不能容忍的。

感恩,也是种人性,而且是种更高级的人性。

在这方面,《拉贝日记》没有《南京!南京!》里矫情虚妄的人性思辨,而是牢牢依据“拉贝日记”和更多的历史事实,它的目的也只在重现那些历史,电影从一个和腐败的中国统治者沆瀣一气且自视甚高的德国人开始塑造拉贝,而终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杀戮以及自己对中国人的救助的全过程,得以精神重生的另一个拉贝,从他用那面被无数人认为邪恶象征的纳粹党旗挽救了大量中国人性命到经常被他揶揄的中国司机老张被砍头,再到目睹金陵女子大学的杜普雷女士(魏德琳女士)冒险救助了大量中国士兵,而到最后关头为保卫国际安全区直面日本军队的枪口,拉贝在做着“救世主”的时候,他本身的认知也发生着急遽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从他和英国医生威尔逊(史迪夫•布切米饰,这回他演了一个彻底的好人)和德国外交官罗森(丹尼尔•布鲁赫饰,他最有名的作品是《再见列宁》)的多次关于“希特勒”的谈话中展示出来。

《拉贝日记》并没有什么为民族主义者们所能直接乐道的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但却有将中华民族的普遍人性放在全世界人性这个大背景下,使之得到扶植和保护的深刻用意,一面站着的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已基本丧失人性能力的日本军国主义,另一面站着的全世界善良坚强的人们,这中间才保护了一部分幸运的中国人,前者拿着屠刀,后者手无寸铁,但最终前者还是在后者的正义气势下不得不停下屠刀。

其实,电影《拉贝日记》到最后,作为一个中国人,所体会到的并不只是简单的“感恩”二字,德国导演拍这部电影本身的目的也不在于让现在的中国向那位德国人山呼万岁(电影里也有这样的镜头),而是一种孱弱的生命得以众生爱护才可以保全的深刻启示,它给出的主题方向与《南京!南京!》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把人性寄托在杀人犯们的怜悯和同情里,而是寄托于世界普遍人性的大关怀里,我们常常听说,要记住历史而不能让历史重演,或者《拉贝日记》给出了这样一个标准答案。

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次在面对“南京”电影时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前者首先肯定“人性至上”,而后者首先肯定“正义至上”或“国家至上”,在这两部电影里,分别有两处段落表达了这两种不同的观照,在《南京!南京!》里有一段长达6分钟的日军入城神道仪式,而在《拉贝日记》里也有一段不少于2分钟的南京渡口送别拉贝的群戏,前者导演用古怪地方式隐喻了日本军人被精神催眠,并试图让观众也体验一下那种催眠作用,而后者则直接表达了中国人对“救命之恩”的膜拜,显然两位导演都不想让这充满血腥的电影压抑到最后,但在客观上,《南京!南京!》的处理太过黑暗,《拉贝日记》则可以在此延伸到世界普遍人性对日军兽性的战胜的大主题。

我更认为,这两个段落亦都可以剪去,真正的思考和回味应留给中国观众。

《南京!南京!》或者代表了一向以“反思”为能事的自由主义者们对这一段惨痛民族史的“反思”已经走火入魔,而《拉贝日记》虽然根本不是中国人拍的,但却契合了中国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总是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们长期以来寻找的那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体验:

国家要强大,人民才可能幸福。

记住伤痛和记住恩情一样重要。

同时,我个人亦认为,《拉贝日记》将南京受难者的人性与世界普遍人性的深刻结合,对当代的中国人,对每一个自称爱国自强的中国人都深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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