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日本的中国女共产党员:周分理救下"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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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刘静贞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分理亲身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领导不给她分配工做,她就搜集世界电影资料,办日语班,分之她想多唱工做,多做对人有益的事。   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她虽然是“纯种”日本人,但50多年里竟然没去过日本,蛮荒唐的!   她联系上了妹妹,回到日本,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她的家人不断在中国漂泊,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亲人劝她留在日本。这里终究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本人也在说服本人留下:“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日本做宣传,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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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贞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分理亲身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领导不给她分配工做,她就搜集世界电影资料,办日语班,分之她想多唱工做,多做对人有益的事。

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她虽然是“纯种”日本人,但50多年里竟然没去过日本,蛮荒唐的!

她联系上了妹妹,回到日本,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她的家人不断在中国漂泊,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亲人劝她留在日本。这里终究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本人也在说服本人留下:“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日本做宣传,让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孩子了解中国。日本太不了解中国了。我要是这样走了,日本邻居会怎么说我?这个受中国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无情无义?”还差几个月就能在中国离休的刘静贞留在了日本。组织上后来给她办了离休手续。

给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刘静贞留在日本,生活很艰难。“我到日本以后,有两年没买过米,都是到面包房拣人家扔的面包。”她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供两个跟随她来日本的孩子读书

后来,刘静贞进入读卖国际商学特地学院,创办中文班。这时,她的故事在日本传开,有些公司想请她做翻译、搜集中国电影情报,薪水很高,每月四五十万日元,比当中文教师的8万日元高多了,但她谢绝了,一是舍不得她的那些学生,二是觉得不能做对中国有损害的事。

白天她去教书,晚上去日中友好协会工做,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很有意义。后来,她开始做一件大事,为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她刚开始为领导人当翻译时很紧张,“上台的时候腿直哆嗦。”她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生怕给中国丢脸。

这个工做使她先后接触了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协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等大批友好交换团。

有这个身份特殊的日本人——“中国离休老干部”当翻译,中日首脑会谈和民间往来多了几分亲切。

为了中国“娘家”的穷孩子

刘静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不断在组织日本学生赞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她不顾八旬高龄,每年数次来中国。她说,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关怀她们。从1995年开始,她每年给希望工程捐款四五万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带中文班的第15级日本学生到中国实习,学生们发觉老师在捐助中国的穷学生,也行动起来,把本人的零用钱捐出,分共凑了几千元人民币。此后,给中国孩子捐款的行动从15级传到16级、17级,现在已经传到第24级了。这成了这个中文班的保守,每个学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学生的钱来之不易。“这些日本学生,每天早上两点起床打零工,靠这些钱生活、进修,挤出这点儿钱捐给中国的学生。”

刘静贞的学生千带子,在送报纸时被两条狗咬伤,两个月上不了学,她母亲哭着说,你干吗这样,咱们家有钱有地……千带子哭着回答:“我要走了,就少了一个人给中国孩子攒钱。”

刘静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劝她赶紧住院治疗,她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于是不顾亲友劝阻,慢慢跑到中国,亲手捐出了学生和她存下的11万元人民币,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部,“肠子都黑了”。

被送进手术室时,刘静贞哭了。她觉得她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人需要她协助。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刘静贞对日本学生说:“为了中国孩子,为了你们,我也要活下去。”

有记者问刘静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是共产党给我力量。回日本后,我参加过一次日本创价学会的进修,他们的口号是‘为创价学会服务’,我对他们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大气,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刘静贞在“娘家”学到的这句话,影响了她一辈子。(撰稿沙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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