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篇以纪念这个和我相识的师兄:谭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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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卓事件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责任的划分。

一般而言,一个正常和良好运转的社会其社会责任的划分依据社会中各个个体各自能力的不同而进行。

这个基本的社会责任划分原则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于各种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谭卓事件所暴露的一个社会学的趋势和现象是:社会大多数人对于社会富裕阶层的一种有罪推定的自动假设。

而这种对于社会富裕阶层的有罪推定的自动假设正是社会责任划分失衡的表现。

作为富裕阶层,他们既然掌握比一般人多的多的财富,那么理所应当就要承担比一般人更多的社会责任。

也许有人会质疑,富裕阶层掌握的财富是个人财富不是公共财富,要他们为此而承担更大的责任是不公平的。

这种质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富裕阶层使用勤劳致富的手段获得合法且正当的个人财富,他们也不能因此免除比一般人更多的责任。

这是因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获得超过社会平均所得的财富,其高于社会平均所得的财富部分要么是剥削而来的,要么是渡让而来的,因此富裕阶层必须为此超额获得的财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才是符合公平原则的。

这种社会责任的是否合理的划分,造成了中国和美国普通民众对于社会富裕阶层的不同的态度。

我们很少看见普通美国民众鄙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反而十分崇敬他们(当然在中国大多数普通民众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普通民众提起王石们却是一种仇恨,愤怒和不满。在中国受人崇敬的企业家寥寥可数。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从社会责任的划分角度而言,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所以受人崇敬,是因为他们为自己获得的超出一般社会平均所得的财富主动或被动的承担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姑且不论这种财富和责任之间的比列是否合理)。而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富裕阶层获取越多的财富,他们反而利用其财富来逃避越多的社会责任,而且就目前的情况看,一个掌握了比普通人多出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财富的富裕人士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只有普通人的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为零。

这种对于社会责任划分的失衡不仅表明了社会发展的混乱,而且表明了社会的深刻的不成熟。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不均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的均与不均,更多的在于社会责任的分配均与不均。因此儒家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才会如此受人认同和推崇,或者说儒家真正在中国屹立不倒的关键之一便是儒家要求自己门徒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的那种意识。

同时我们如果深入发展问题来观察这样的社会责任的不均衡划分,其带来的问题恐怕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说在社会经济发达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责任划分最多造成某种社会的混乱和动荡,由于社会经济本身的发达,可以用收买的方式来换取人们对于社会责任划分失衡的默认(毕竟这样社会责任划分失衡在社会经济发达体不影响普通人的高质量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当然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在社会责任划分失衡的情况下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收买的边际成本会不断上升,直到负担不起的地步)。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责任划分的失衡不可能用收买来缓和(没钱),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责任的划分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奖惩机制的基础,而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奖惩机制,就无法激励人们改革创新,同时也无法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和规则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从而发展便无从谈起,稳定也很难保证。

为什么中国多富裕阶层,而绝少有真正的企业家群体,其根源便在于此:良好的社会责任的划分缺失导致良好的社会奖惩机制缺位,良好的社会奖惩机制缺位导致市场经济和稳定社会的法律和规则迟迟不能确立,也使得激励人们改革创新的动力不足,导致人才外流,最后最终导致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矛盾的激化。

(文:浙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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