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统一台湾始末(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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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清朝在康熙即位以后逐渐走上了安定、巩固和强盛的道路,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广大人民热切盼望祖国早日统一,不愿再看到分裂的局面。如康熙十五年“三藩”之一的粤藩尚之信叛乱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11]。在这种情况下,郑氏政权中的许多人和郑军中的官兵以及广大台湾人民,也都盼望台湾早日归附清朝,实现祖国的统一。


郑经自从夺得台湾统治权力以后,日益腐化堕落,不理政务,终日“嬉游为乐”[12],“纵声色以自娱”[13]见他的几个亲信把持着朝纲政事,排斥异己,动辄杀戮。郑氏集团内部也彼此猜疑,各不相下。康熙二年,郑氏亲族、金门守将郑泰的弟弟郑鸣骏率领8000余人首先降清。此后,郑氏亲族、将士中向清朝投诚的络绎不绝。康熙三年,专管福建投诚事务的户部郎中贲岱向清廷报告说:“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二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14]。特别是康熙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在漳州大开“修来馆”,进行招降活动后,郑军将士降清达到了高潮。“修来馆”开设的头两年,郑氏政权的五镇大将廖碘等、名将朱天贵分别以所部降清,这就大大削弱了郑军的实力。在台湾的广大郑军将士本有“故土之思”,只因“无陆路可通,又乏舟揖可波,故不得不相依为命”[15],他们经常“私相偶语”:“只等大军(指清军)到,便瓦解归顺”[16]。郑氏集团内部多次发生将郑经骗往清营、行刺郑军主将刘国轩的未遂事件[17]。这说明郑氏集团的内部矛盾加剧,广大郑军将士心向大陆。


郑氏政权既要继续对清战争,又要满足自己的贪欲,“就其一隅之产以供百万之费”[18],只能大肆向沿海人民和台湾人民横征暴敛,漫无限制。“民之供应者,有大饱大米,杂晌月米,有棕、麻、桨橹、油、钉、炭、铁、鹅毛、草粟等项。最惨者,又有水梢、毛丁、乡兵。民力已竭,科敛无度”[19],“百姓一时怨望,道路侧目”[20]。人民反抗郑氏集团统治的事件经常发生。 清圣祖玄烨自康熙八年,清除了执行一系列倒退政策的鳌拜集团,亲掌朝政大权以来,就矢志统一台湾,为此,他把“招抚”郑氏作为清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早在康熙二年,清政府就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满汉户、兵部郎中各一员,专司招抚”[21]。康熙五年和八年,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招抚郑经。“三藩之乱”时,清、郑和谈暂时中辍,到康熙十六年,清廷再度派人到厦门招抚郑经。但郑经始终坚持反清和分裂的立场,向清廷要求台湾“如琉球、朝鲜例”。康熙严正指出:“郑经乃中国之人”[22],台湾“皆间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23],坚持要台湾归附大陆。


康熙在招抚郑经失败之后,一方面指令清军将领对郑经部属及台湾百姓中“有革心向化者”,“随时招抚”[24],另一方面把在平定三藩叛乱中屡立战功的姚启圣升任福建总督,担负起恢复地方、统一台湾的重任。姚启圣和后来康熙任命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都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在政治、军事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对统一台湾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姚启圣上任后,制定了两条方针:一是“今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二是“出奇计,使台人反为吾用”[25]。他大布方略,首先将刘国轩逐出漳州、泉州,割断了闽人和郑军的联系;接着就在漳州利用“修来馆”招降,对来自郑军营垒的人,不论职位大小,俱“依照品级升降补用”,“恣其所求”[26]。他还经常通过归降清廷的漳浦道士与刘国轩书信往来,以引起郑氏君臣自相猜忌;增设提标援剿四镇总兵官,以投诚之郑军官员补授[27],又将投降的郑军编为水师,以增强清军实力;减轻闽省民人重负,“如除口卒,革排夫、铺甲,减搞役……开商市,给牛种,为国家恤流亡”[28];在福建造大战船400只,往江浙调来巨舰200艘,增加间省兵员2万。这些措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进一步促进了郑氏政权的四分五裂,“人莫有斗志”。姚启圣又乘胜逐步收复了海澄、厦门、金门等地,迫使郑经退守台湾,只留下刘国轩防守澎湖。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去。长子郑克里在争权夺位中被杀,年幼的郑克决即位,大权操在忠诚伯冯锡范手中,郑氏政权日益混乱不安。姚启圣侦知此事,即上疏康熙“请急攻台湾”,并推荐原郑成功部将、康熙的内大臣施琅任水师提督。康熙对此表示同意,发布“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29]之令,并派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直接负责进军台湾。


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抵厦门视事。他认为只要清军首先攻占台湾的门户——澎湖,则胜势可居其半;然后以大军压境,“遣员宣朝廷德意”,台湾便可不劳而定。他一面遣三四个心腹之人秘密前往台湾、澎湖郑军营中,“谋叛取事”[30];一面整顿战船器械、训练军兵。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准备,施琅从福建水师营中“简精兵二万余、战船三百艘”[31],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从铜山出发进攻澎湖。


守卫澎湖的郑军主将刘国轩,虽然在施琅进攻前已经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但是,他只看到台湾海峡六月间多有“常连日夜不止”的台风,就武断认为施琅不会贸然来攻。至六月十五日得知清军战船直驶澎湖时大惊失色,仓皇应战。


关于此时郑军的兵力多寡,以往有关著述多采用施琅的说法:郑军有2万名士卒,200只战船,[32]和清军兵力约略相等。实际上,这是施琅为了向清廷邀功而夸大了的数字,是很不确切的。


据清初人夏琳所记:刘国轩“以铳船十九号、战船六十号。兵了六千人,分拨诸将防守(澎湖),身自往来督视”[33]夏琳乃郑成功同邑乡亲,目击郑氏三世盛衰,所记当翔实有据。此外,我们还找到两条旁证,说明夏琳的记载是确属可信的。一是清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给姚启圣作的《神道第二碑铭》中说,郑经“遁入台湾”时,“兵不及万,船不满百”,说明郑氏的兵力本来并不多;二是在澎湖大战前,施琅的部将吴英向其献“五梅花”计时说:“彼船少,我舟多,以五船结一队攻彼一只。其不结队者为游兵,或为奇兵,或为援兵”[34],说明清军兵力数倍于郑军。由上可见,在澎湖战役中,双方的兵力大致是:郑军船70余只,兵6000人;清军船300只,兵2万余人。


从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清、郑两军进行了激战,互有伤亡,施琅在战斗中为“流矢伤目”。清军休整三天后,于二十二日分三路向郑军发起猛烈进攻。施琅身先士卒,“扬帆直进”,清军“将士奋勇冲击”[35],经过七个小时的海上屡战,郑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刘国轩急乘小舟逃回台湾。清军遂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


六月二十三日,郑军在澎湖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郑氏集团震慑无措。郑克填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会上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是以建威中镇黄良骇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放弃台湾,逃奔吕宋,继续反清;一是以刘国轩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今澎湖已失,人心怀疑”,“从来识时务者为豪杰,大势已去,速当顺天(指归清)”[36]。在冯锡范的支持下,郑克妨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并随即遣使赴闽与姚启圣谈判。康熙抓住这一时机,立刻给郑克统下了一道敕谕,耐心开导他说:“尔等果能悔罪投诚,率所属伪官军民人等,悉行登岸,将前罪尽行赦免,仍加恩安插,务令得所”[37]


七月初,郑克快派亲信冯锡圭等赴澎湖议和,正式表示归附清朝,听从安置。郑克决等人在关键时刻能认清形势,做出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这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冯锡圭等到达澎湖,奉表归降。施琅将此事即奏清延。康熙接到奏疏,正值中秋佳节,即席欣然赋诗,盛赞祖国的统一:“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来廷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颗武功。开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38]


八月十一日,施琅率领清军向台湾进发。一路上军纪严明,“士无乱行,民不知兵”[39]。十三日到达台湾,“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40]。全国人民听到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消息时,更是“腾欢父老咙”[41]。十八日,郑克填率领冯锡范、刘国轩以及所有文武官员,缴册印降清。

清政府对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各方人士,均给予优惠待遇和妥善安置:将郑克坟、冯锡范、刘国轩等迎到北京,封官赐宅;对于郑氏广大官兵,愿意人伍及归农者,听其自便;对于归来的亡明宗室,给予屯田、种牛,安置在山东、河南等地。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又下诏说,郑成功不同于“三藩”,并非“叛臣贼子”,令将其父子两枢归葬故地南安。康熙的这些善后措施,有力地保证了台湾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里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以往有些著述比较强调刘国轩在郑克块归清过程中的作用,而对于郑氏权臣冯锡范,却往往只强调他在郑经死后帮助郑克决夺权的行动,而忽视了他对促成克坟降清的贡献。


实际上,冯锡范不仅在郑经时代主持“军国事宜”,而且在郑克块即位后更是大权独揽,“事无大小皆决于冯锡范矣”[42]。如果没有冯锡范的支持,郑克块是不可能毅然降清的。据史载:刘国轩在康熙二十一年“大修战舰,缮甲兵”,欲与施琅决一雌雄时,冯锡范即嘲弄他:“吴、耿、尚三王皆靡,延平乃赖公独存?”[43]表明他对于郑军与清军决战能否取胜持怀疑态度。当郑军在澎湖覆没的消息传到台湾时,“锡范首倡议降”[44],并于八月初与刘国轩分别致书施琅,请他速至台湾,以防“事久生端”[45]。施琅正是接受了冯、刘的建议后,立即率师进抵台湾的。这些事实说明,冯锡范在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是有一定贡献的。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不仅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而且在我国的历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使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管辖。同时设官兵镇守: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8000人;设澎湖副将一员,兵2000人。国家统一局面的形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第二,增强了抵御外侮的力量,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宁。


16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进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并开始了海外的掠夺。17世纪,沙俄扩张主义者利用清军南下。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之机,大肆侵占我国领土,压榨和残杀当地的人民。面对沙俄的侵略气焰,康熙虽然决定予以反击,但在台湾未统一之前,难免有掣肘之虑。台湾统一后,清朝政府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可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加强黑龙江流域的防务,抗击沙俄的侵略。康熙于二十三年十二月,给兵部下了一道“征剿罗刹”的谕旨,令从郑氏降兵中选取一部分精壮士卒和双层坚好藤牌,“速送至京”[46],以加强清朝军队的战斗力。这对于此后取得反击沙俄侵略者的巨大胜利,无疑有积极意义。 荷兰殖民主义者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侵人台湾,并以台湾为基地,经常在沿海截劫商船,掠夺财富,不仅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破坏了沿海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荷兰殖民者仍然阴谋首先占领鸡笼,“征服厦门和金门”[47],准备重占台湾。因此,清政府统一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也可以说是继承了郑成功的未竟事业。正如施琅所指出的,如果不使台湾归附大陆,那么,“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的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一旦再得此地,“必合党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48]。台湾归附大陆之后,荷兰及其他殖民者便不得不偃旗息鼓,台湾和东南沿海数省从此得到了将近二百年的安宁。


第三,密切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促进了沿海数省和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清初,清政府为了割断郑成功和沿海数省人民的联系,曾实行海禁,造成沿海地区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后,清政府即于康熙二十三年宣布解除海禁,招民垦荒。从此,离乡背井的人们纷纷还归乡里。如福建回乡的农民,“认故亩,以耕以凿,一岁蓄,三岁舍,渐次垦辟,至无旷土”[49]。浙江也是“昔时迁界土田,陆续招徕垦复”[50]清翰林院侍读陈迁鹤于康熙四十四年秋和四十六年春,两次由京回到福建家乡,亲眼看到了沿海地区生产蒸蒸日上、百姓“还界之乐”的情景:“望界外疆场或或,禾麦裢推……一望良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圯墙她垣,复为华堂雕桶”。[51]可见,台湾归附大陆以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以后,清政府为了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1)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一是组织在台清军参加垦荒。施琅的一个参将陈致远就“募佃开垦田园二万余亩”[52]。二是招徕流民。原来,阎省人民大多在春时往台耕种,秋时回籍。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允许内地知县对去台之人发给执照,文武汛口员弁验照放行。雍正十年以后,清政府进一步允许去台之人携带家眷。这就促使台湾人口激增,“漳泉子弟视(台湾)为乐土,相,率而往者岁数千人”[53]乾隆年间,来台湾定居的东南沿海各省人民达数十万之多。追至嘉庆十六年,在台汉民已逾200万。他们纷纷将大陆上先进的铁制耕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台湾,同当地汉人、高山族人民一起掀起了开发台湾的新高潮。以台湾府为例,在郑氏统治时期,全府田园总数为18753甲(每甲约合十一亩);在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十一年间,共开垦田园34400甲;在乾隆五年至九年,又增垦2850甲[54]。台地日辟,生齿日繁,人烟辐辏,市摩渐兴。到雍正年间,清政府在诸罗县之北增置了彰化县,彰化之北又增置了淡水厅,在澎湖设置了澎湖厅。嘉庆十六年,清政府又在淡水之北设置噶玛兰厅。


(2)兴修水利。康熙年间,台湾府所属各县广泛兴修水利,取得了很大成绩。如诸罗县就曾修破70、圳5,“蓄泄三年之间,田谷倍获”[55]


(3)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首先,减免赋税。台湾在荷兰殖民者和郑经统治时期赋税繁重:“上则(田)年征谷十八石,中十五石六斗,下十石二斗”;康熙时减为:上则田年征粟八石八斗,中则田七百四斗,下则田五石五斗[56];雍正时再减为:上则田二石八斗,中则田二石二斗,下则田一石九斗[57]。乾隆时更多次下令,对台湾“应加薄赋之恩”[58],同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包括把施琅后代每年在澎湖倚势得的 1200两规礼银予以废除[59]。其次是减少丁银。郑经统治时期,“每一丁年征银六钱。本朝(康熙时期)征额每一了年四钱七分”[60];再次是降低物价。康熙二十二年,即台湾未归附大陆之前,台湾米“每石某银五两”。归附大陆的第二年,台湾“百货俱贱”,“谷价每石二钱”。康熙二十五年,“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61]


康、雍,乾时代,台湾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雍正年间,“上田一甲收谷百石,中七十石,下四十石”[62],每年稻米产量达七八百万石之多。桑棉种植十分普遍和兴旺,“鸡豚之畜数倍内地”。手工业。尤其是制糖业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康熙年间,台湾三县“植蔗为糖,岁产五六十万(篓)”[63]。每篓合一百七八十斤,总产量一亿多斤,不仅销售沿海,进人京津,而且远销国外。因此,史称台湾“糖谷之利甲天下”。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台湾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康熙时期,在制糖业中就出现了“雇募人工” 的手工工场,以后又出现了先付钱。后取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国家包买商。他们“于新谷未熟,新油。新糖未收时给银先定价值,俟熟收而还之”。[64]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大办学校,“择汉人之通文理者,给以馆谷,教诸番童”。在这些学校中,高山族子弟进步很快,“有背诵诗、易经无讹者,作字颇有楷法”[65]。高山族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由于各项事业的发展,台湾与内地的联系与往来不断加强。清朝政府允许沿海地区的百姓浮海贸易,同时还对“捕鱼虾小船及民间日用之物并湖口贸易,悉免其出税”[66]。因此,海上贸易十分盛行,地区也相当广泛,“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67]。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记载:台湾“海船多漳泉商贾贸易,于漳州则载丝线、漳纱。剪绒、纸料、烟、布、席草、砖瓦、小杉料、鼎铛、雨伞、柑。袖、青果、桔饼、柿饼;泉州则载磁器、纸张;兴化则载杉板。砖瓦;福州则载大小杉料、于笋、香菇;建宁则载茶。回时则载米、麦、寂豆、黑白糖、锡、番薯、鹿肉,售于厦门请海口。载糖、靛、鱼翅至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桌棉、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关东贩卖乌茶、黄茶、绸缎、布匹、碗、纸、糖、面、胡椒、苏木,回日则载药材、瓜子、松子、棒子、海参、银龟、蛏干”[68]。通过贸易往来,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台湾和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只有在统一的政权之下才能真正做到

本文内容于 5/10/2009 12:00:59 AM 被塑料制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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