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愤青:北京爱国学生组织武装锄奸团

jmspdn 收藏 0 665
导读:北京是中国的古都,人文荟萃。沦陷时期,日军强占高校,掠毁文物,破坏重要文化设施,北京遭到空前浩劫。为了长久占领中国,日伪政权通过控制媒体,灌输侵略理论,奴化教育甚至逮捕杀害等手段对北京实施高压统治。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人民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他们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日军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的摧残和破坏。 七七事

北京是中国的古都,人文荟萃。沦陷时期,日军强占高校,掠毁文物,破坏重要文化设施,北京遭到空前浩劫。为了长久占领中国,日伪政权通过控制媒体,灌输侵略理论,奴化教育甚至逮捕杀害等手段对北京实施高压统治。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人民不畏强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斗争。即使被捕入狱、牺牲生命,他们也铁骨铮铮,在民族危亡关头表现了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



日军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对我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的摧残和破坏。


七七事变前,鉴于日军对华北的步步紧逼,为保护我国的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令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后又迁往云南,成立西南联大。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大学三校迁往西安,1938年成立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弦歌未辍,继续“救国教育”,途中师生历尽艰辛。


沦陷时期,北京日伪的教育政策以奴化教育为本,教材的修订、教师的培训层层严控。只要有碍于此,轻则修改校名、撤换校长,重则勒令停办,逮捕入狱,8年间制造了多起迫害教师的血案。仅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例,1937年7月底,著名的北京大学红楼被日军变成宪兵队驻地和刑场,关押杀害爱国人士。北京大学财产损失折合法币192万元,房舍损失在350万元法币以上。北京大学的图书、仪器和教材大量被毁,仅此一项就损失60万银圆。清华大学被强占为“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建筑物被毁程度高达40%-100%,图书损失334万册,各种实验设备、生物标本和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清华校友通讯》中说,图书馆“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种期刊,悉遭焚毁。其他中西典籍,于去秋扫数移至伪北京大学,于是插架琳琅之书库,已告一空矣。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室,为酒排间。化学馆所受摧残最烈。工学院全部机器被运去南口修理厂,专供敌人修械之用。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旧工友零散,留者仅二人,旋被逼一再输血,死于非命。去年中条山之役,敌人自该区掳去我军官数人,现亦囚于园内,再三被逼作无聊之广播。凡兹所述当不逮真想之什一,已足以令吾人痛心疾首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燕京大学,限当日全体学生离校。先后逮捕校方领导陆志韦及学生蓝铁年等师生20多人,被关押到沙滩日本宪兵司令部,直到1942年分别被判以徒刑。燕大被占近4年,“校中所有器物散失殆尽”,财产损失897万元,校园被占为日军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及伤兵医院。当时在北京南苑机场服役的日本空军地勤人员市川幸雄,1940年2月曾在清华大学北京日本陆军野战医院养过伤。他听同事说日军是因为清华和燕大一向反日激烈,所以才变成日军医院的。实际上,北京高校学生素有抗日传统,北大也是急先锋。


在这些难以尽数的破坏中,日军劫掠的清华大学所藏中国近代档案资料、北京大学所有的中国地质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宝藏,因为这些资料没有重新收集的可能。教育机关和场所的存亡关系民族文化的延绵续绝,日军对中国最高教育机关清华、北大和燕大的无情破坏,是对文明的恶意践踏。



1929年12月2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轰动世界科学界,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1936年,研究人员在周口店发现了3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研究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研究人员只能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正式宣战,北京人头盖骨在委托美军转移的过程中遭日机轰炸失踪,至今仍无下落。日军把存在协和医院有关周口店的图纸、文件及部分化石标本统统掠走。同时,还毁坏了存在医学院内的100多箱脊椎动物化石、标本及其它文稿书籍。


故宫典藏了中国千年历代文物瑰宝,是世界级的博物馆。为了避免战火侵袭,中国政府在战前就把包括近2万多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迁。途中曾遭到日机尾随、轰炸,造成很大损失。在北京没有转移的文物也遭到很大破坏。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蘅战后报告,故宫损失古物馆文物191箱,文献馆1734箱,前秘书处826箱,颐和园89箱,古物陈列所113箱,总计2953箱。1942年1月至1944年,在日伪强行举办的“献铜”运动中,故宫有66口铜缸、1尊铜炮、91件铜灯等铜质文物2000多斤被日军强行运走。

长城是世界上最具观赏价值的中华文明的凝结。在古北口战役中,日军多次使用飞机、重炮轰炸长城,密云被炸毁的长城有45公里。在日军占领时期有约2.5公里的长城城砖被日军强行拆走,用火车运往伪“满洲国”。


北京的坛庙众多,以佛、道为最。清军入关后崇尚佛教,到乾隆年间,北京地区寺庙的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佛、道教寺庙达到1000多座,在北京市民生活中有重要影响。沦陷时日军对北京的寺庙进行了严重破坏,曾多次轰炸著名的佛教寺庙云居寺。宛平县北安河村有唐代佛教建筑大觉寺,其大殿雄伟壮丽,寺内共有房屋203间,还有明朝装金铜佛菩萨像、明朝古铜磬、清慈禧御画中堂等珍贵文物。据大觉寺主持福振报告,1940年3月,日军西苑宪兵队班长吉田次雄带人强行霸占大觉寺,寺内被盗佛像26尊,佛经438部,击毁古碑1座。


1943年前后,日军在长辛店火车站南北侧及卢沟桥火车站西侧铁路两旁各修造两座高约15米,宽约20米,底座约2米的“防空墙”,因砖石不够,便把卢沟桥以北的古建筑回龙庙拆毁。瓦窑村南有规模宏大的大庆寿寺,建有实心砖塔17座,其中16座被日军拆毁。其砖瓦用几十辆大卡车运了半个多月。


8年间到底破坏、掠夺了多少文物,除了典型事例外,我们至今都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其散失、损毁恐怕是永远之谜。


日本侵略者除了军事后盾,更重视思想和舆论控制。他们很清楚“欲确立东亚共荣圈,为完成日本于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务,对于东亚共荣圈内思想战之问题,不能加以忽视,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是为确立东亚共荣圈的中心”。因此不遗余力地鼓吹中日“同文同种”,以中日两国地域的接近、文化的某些相似来麻痹人心,妄图将北京的思想文化纳入日本侵略文化的轨道中。


北京沦陷后,日军扶植的地方维持会立即设立了新闻检查所,警察局特务科下令北京书业公会“不得销售意图宣传共产主义者及宣传反日抗日者书籍”,规定“凡出售图书,其第一次出版或运销者,需送交原书一部呈特务科覆核,认为无碍后方可自由应销,否则不准销售。”国共两党有关反日、爱国的书籍如:《俄国大革命纪略》、《三民主义理论体系》、《日本最近政情之演变》、《日本帝国主义与东三省》、《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对华之军阀干涉与法西斯运动》等都被查封。除日伪官办的出版发行单位,北京市民间的出版发行已处于停滞状态。如1942年6月10日夜,日伪军警宪特在全市进行大搜捕,重点是共产党嫌疑分子以及各种反日的书、报、印刷品。一些曾出版发行销售过反日爱国作品的书店被捣毁、书籍被没收。书商惨遭迫害,有的被抓、有的被罚,有的致死、有的失踪。南城的琉璃厂、东城的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不少书业人员被迫还乡务农。仅东安市场的书业店铺便由之前的六七十家减为二三十家。


电影院是民众重要的娱乐场所,也是日本美化侵略、加强思想监视的重点场所。每部电影上映前都由北京警察局、社会局进行审查,电影公司要将片名、出品公司、主演人、故事说明书,以及影片的脚本、台词、剧照全部报送主管衙门;择期指定场所检查影片内容。日伪政权强使各家影院开展宣传大东亚圣战的“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并加强纪录片的发行。如“陆军航空战记”、第二回“大东亚战争新闻电影大会”,“大东亚战争二周年纪念”等等。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强化治安”和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三光(抢光、烧光、杀光)政策,每家电影院开演后,都强制放映反动标语、反动宣传漫画两三分钟,再加演反动电影新闻。


日军强占北京原有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等新闻机构,创办了《新民报》、《中国公论》、《反共战线》及《东亚联盟》等作为其官方刊物,其中大量充斥着思想战、和平反战、亲日反共等论调,这些观点一方面来自日本的政客,一方面是汉奸文人炮制的理论。


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直接策划九一八事变和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谋。他的《中日事变的真正意义》一文,把日本当作亚洲的救世主,大肆宣扬日本民族优越和侵略有理。污蔑“从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东洋近世史,乃西欧诸国掠夺东洋、征服东洋的历史。对于西欧诸国在东洋的掠夺与征服,除日本而外,其他东洋诸民族,自原始以来本身所发展的、保持的、各自的生活与产业文化,已尽为西欧诸国的奴隶。”标榜日本“从世界这样无秩序和混乱之中来拯救东洋,且不仅拯救东洋,并从而谋世界新的秩序和新的和平之贡献。”北京伪机关官员必须阅读土肥的文章,还要加盖私人印章,可见其内部思想控制之严。一些日本政客故意模糊国家和地域的概念,称“东洋的地域协同体,必须置身于恒常要素的地理条件与经济科学技术等诸文化的可变要素之结合,而合理地计划往民的生存与生活的向上,所以不能不再检讨从来政治上、行政上习惯的疆界,而建设新的地域的文化的统合体。”这段闪烁其词的话颇令人费解,仔细分析便恍然大悟,那就是让老百姓不再有国家的概念,为日本侵略和占领别国编造“合理的”根据,而原来国家的地域概念是“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支配遗制”,必须按规定重新树立地域观念,其霸占亚洲,瓜分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抗日战争中,北京有一个为数不小的汉奸群体,他们追随侵略者还炮制了很多吹嘘日本、民族虚无的亡国理论,缪斌、宋介就是主要代表。缪斌早年留学日本,日军占领北京后,他公开降敌。日本统治者希望在宣传上能找到符合中国习惯的理论和字眼。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让日本文人川村宗嗣制造了“新民主义”的理论,“新民”一词取自《大学》,这个理论主要在华北沦陷区传播。缪斌大力阐发新民主义,称赞日本侵略者是得到“天道”保佑的“优者、善者”,理应取得胜利;中国是受到“天道”惩罚的“劣者、恶者”,理应失败、亡国。宋介早年曾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七七事变后历任多种伪职。他在新民会大纲中说“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法国大革命是国家内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与一国不顾国际法赤裸裸地去攻占一个主权国家首都绝无相同之处,可见汉奸为其主子的辩护不仅无耻而且歪曲公理,自甘失去国格。


在北京师范大学查阅沦陷时期北京中小学课本时,曾见到伪“教育总署编审会”编辑的《初中地理》下册,书中有两幅中国地图,一幅为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图,一幅为中国地势图。两图把东三省的广大区域赫然标写着“满洲国”三个大字。而地图中的日本、朝鲜半岛和所谓的“满洲国”均为墨绿色。显然,日本把朝鲜和东北都当成自己的国土,而日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不仅是表现在政策上,更落实到对学生的实际灌输中。1937年11月20日,北京地方维持会组织“京津中小学教科书委员会”,开始全面修改中小学教科书。新修改教材的特点一是设置大量古代课程,他们提倡“古代圣贤”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把中庸思想灌输给学生。二是大力控诉欧美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实际上这是侵略者欲盖弥彰的伎俩。在初高中历史和修身课程中,大力灌输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长此以往中国学生只知日本、东亚而不知中国,只知古代圣贤而不知有中国近代的反抗斗争,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利用民族虚无、精神萎靡弱化中国青年的民族意识。


尽管日伪当局为了控制北京文化界用尽手段、费尽了心机,但效果如何呢?为检验日伪政权在北京和华北进行思想战的成效,由北京新民会中央总会出面,师大、中大、北师的三个测试专家及北京市总会事务部部长、汉奸胡汉翔共同搞了一个民意测验。问题如下:


1.第五次强化治安有一个标语叫做……


2.婚丧喜庆如送礼我只送……


3.第五次强化治安完了时期在……


4.中国协力大东亚战争的办法我希望……


5.华北目下物产较事变前……


6.新民会一年来最紧要的工作是……


7.新民会中央总会的副会长是……


参加测试的人员共35494人,有效答卷是20651人。结论是:“从调查图表所显示可知:知识分子反抗强,教化困难。”“仍有半数以上中国人没有转变抗日倾向。这说明了我们宣传工作的失败。”


扶持反动会道门组织,抬出中国传统的尊儒、祭孔仪式,利用宗教扶植反动会道门组织是日本侵略者麻痹文化界的另一种手法。


日伪政权曾在北京的孔庙举行过十多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如1940年3月15日在北京孔庙举行的祭孔仪式。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议政委员会、内政部、财政部、治安部、教育部、实业部,伪新民会、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警察局、教育局,日华经济协会、故宫博物院等政府机关、行政单位、教育文化机构参与其中,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一个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尊孔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着确定的意义,即自我标榜、以示正统,就这一点来说,日伪政权举行祭孔大典的出发点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然而,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则是其施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北京举行如此规模的祭孔大典,并非简单地出于对传统中国文化及其核心儒家学说的认同,根本目的是为其侵略与殖民统治罩上一层神圣而又易为人们接受的外衣,使被侵略与被奴役的中国人甘心充当“亡国奴”,甘心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


日军占领北京后,在宗教信仰上也大做文章,对很多宗教组织进行控制。他们派许多日本僧人到中国“传教”,把日本的所谓教法灌输给北京的僧众。北京城中供奉最多的是关帝庙和关岳庙,关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代表,岳飞是民族英雄。1939年,关帝庙被改为武成王庙,关岳殿改为武德堂,宣扬日本武士道精神。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与尊严。1939年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北京发起组织先天道总会和先天道防共救国会。同年秋,中国理教总会在兴亚院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1942年6月,京师普济佛教会改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两年后,又在北京建立弥勒会总会,以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为顾问。


***教在中国历史悠久,为了实现日本“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极力扩大回汉矛盾。1937年8月,成立“北京回教会”,日军谎称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民的自决独立”。他们拉拢少数回族的上层分子,挑拨回汉两族的民族感情。1938年5月,伪“回联”组织代表团去日本参加东京清真寺落成典礼。其头目发表“日回亲善”、“反共防共”等亲日言论,进行了一系列投降卖国的活动。


日伪政权在北京扶植的另一个重要会道门组织是一贯道。1933年一贯道在北京即开始活动。北京沦陷后,日伪当局允许该道在沦陷区的合法存在和发展。其上层道首与日伪政权秘密勾结,吸收了一批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壮大了一贯道的势力。在日伪统治最严酷的1943年,一贯道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北京近18万道徒中约有1/3是这个时期发展入道的。一贯道每天派人到各处收集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上报北京日本华北参谋部、北京防卫司令部和宪兵队。一贯道会员还积极配合日军封锁抗日根据地,经常洗劫八路军秘密交通线运输的军需物资,杀害运输人员,给抗日军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实际上许多汉奸会道门组织是日本特务的外围组织,他们叛国投敌,诱骗很多人脱离抗日组织,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帮助日军,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灾难。


但北京文化界志士仁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坚守了民族尊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有力帮助下,1941年到1942年北京高等学府的100多名知识分子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不少国际友人直接参与了反日斗争。不问世事的宗教界人士也在民族大义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一)教育界的反抗


七七事变前后,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燕大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投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便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可以收听广播,《义勇军进行曲》也常在校园飘荡。四年间,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由陆志韦、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师请吃饭,嘱咐他们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预祝一路平安,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不可耐地进行报复。当日将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教职员逮捕,关押在北京炮局日本宪兵监狱。敌人想利用他们的威望便劝其出山,陆志韦大义凛然,不畏强暴,被关押一年半。在监狱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敌人要求他写悔过书,陆志韦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沦陷时期,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在校内组织炎社,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里两次被日军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0日,辅大教育学院院长张怀,文学院代理院长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师同时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辅仁大学几乎塌了半边天,许多课程被迫停顿,无人讲授。这是当时轰动华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


夏仁德是燕大教授,1923年来中国任教,一贯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斗争。有不少受敌人追捕的学生到他家里避难,在他的帮助下逃脱了敌人的魔掌。中共地下党支部多次把他家作为秘密开会地点,许多禁书也藏在他家中。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夏仁德本来计划与林迈可、班维廉一同经西山去解放区,但想到心理系办公室存放着燕大师生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为了保护有关人员的安全,他冒险取出文件烧毁,因此来不及脱走,被日军逮捕,押送到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抗战胜利才出狱。


(二)宗教界的反抗


太平洋战争后,北京大批西方传教士被迫回国或被俘,年迈的天主教徒、北京辅仁大学教授马相伯积极投入救国运动。他疾书道:“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山河不止”。不同教派的教徒都积极投身抗日运动,比如***青年会积极宣传抗日,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战区服务,进行国际求助等,为抗日做了很多实际工作。1950年周恩来总理曾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等宗教团体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宗月大师俗名刘德绪,46岁出家。曾在北京法源寺、柏林寺任主持。卢沟桥事变后,许多难民涌向北京城,宗月大师担任佛教临时救济会的常务理事,他为难民送衣送食,解人危难。1937年8月南口大战时,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牺牲达15000余人,后被迫撤退。有人从南口捎信回来,说山上山下有许多抗日将士的尸体无人掩埋,其景况惨不忍睹。宗月大师听后号啕大哭,立即终日奔走,成立战区掩骨会,自任队长。整整一个月时间,他们不顾北风刺骨,山路崎岖,走遍战场,共掩埋了3000具烈士尸骨。因年事已高,宗月大师为此大病一场。日本人知道后将其逮捕,他泰然自若,毫无畏惧。许多北京市民不顾危险自愿担保,终于使他获释。由于他在宗教界的威望,日本人、汉奸请他出访日本,他不去;要为他修庙,他不修;伪满洲国请他当国师,他也不去。也许宗月和尚是出世的,但他在爱国问题上却极度入世。1941年,宗月大师在贫困中圆寂。


(三)武装锄奸


1939年,北京曾出现一个秘密青年组织--北平抗日杀奸团。这个组织原来在天津活动,后发展到北京,由北京的一些初高中学生组成,主要活动是暗杀日军头目、汉奸及爆破等,他们出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以暗杀汉奸的成功壮举把日伪当局搅得鸡犬不宁。1940年七七事变三周年当日,日伪当局在中山公园社稷坛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大会。十几个抗团成员带上武器和传单,准备搞一次惩治汉奸和抗日宣传的行动。散会后,日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社长、总编辑吴菊痴,坐着黄包车到师范大学附近时,正遇到一群出殡的队伍。抗日杀奸团的骨干冯运修掏出手枪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就是两枪,吴大气没出、当场毙命。以后一个月里,又有两三个汉奸被刺杀。日伪当局恼羞成怒,派出大批侦探、特务在公园、剧场、学校等加紧搜捕,终于酿成了8月初的全城大逮捕。不到几天,抗团成员李振英、郑统万、周庆涑、刘杰、郑昆仑、乐倩文、魏文昭、魏文彦等近40人被逮捕。冯运修在他家西四受壁胡同与前来抓捕的宪兵特务顽强战斗,开枪打伤特务科长,敌人集中火力射击,冯运修当场壮烈牺牲。抗团16名成员被日军军法会议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到一年的徒刑。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折磨致死,直到1945年后才全部出狱。


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我们不能忘记的还有傲骨撑天地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闭门谢客、拒为日人作画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宁可荷锄务农也不为日本侵略者唱戏的京剧大师程砚秋;拒绝宣传“中日亲善”的评书艺人连阔如等等,他们是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总之,在北京那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由于日军侵华战争本身所带有的非正义性,不管使用什么高压手段都达不到目的。套用一句老话,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文化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这就是日伪政权对北京文化高压的最终结局。


2
回复主贴

相关推荐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